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驾鹤西去，享年85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在推特上发布了史景迁辞世的消息，并称史景迁是“一位有着惊人创造力的历史学者和作家，同时还有一副热心肠。安娜·弗里曼写道：“感恩他在我初到耶鲁时让我感受到的热诚欢迎。”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曾任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以及《清代名人传》的作者房兆楹，并因其研究成果而得到老一辈学者如费正清等人的高度赞誉，在同辈学者当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人将其与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称为“三杰” 。
2014年史景迁访华留影 摄影：Muto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太平天国》《胡若望的疑问》等。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观察与研究结果。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作为汉学家蜚声国际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著名历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今晨在朋友圈看到史景迁去世的消息，深感意外和遗憾。王笛向南都记者回忆，2016年左右，他刚到澳门时，还张罗着请史景迁到澳门大学去做讲座。当时安排史景迁和太太金安平同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结果因为老先生身体不好，未能成行。
王笛教授自己的治学方法和书写风格，都曾受到史景迁的影响。他多年来致力于微观历史的研究，用显微镜观察底层生活，呼吁“眼光向下”、为民众写史。史景迁早在1910年出版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是他频繁引用的学术著作。在他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微观史学可以说起源于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他评价道，史景迁总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同时史景迁坚持一种特立独行的叙述策略，文笔活泼而富于细节，“找到一种为大众读者所喜欢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史景迁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王笛说。
以下是南都记者对王笛的专访。
他的书在许多大学里被用作教材
南都：您之前跟史景迁本人接触多吗？
王笛：接触不算多。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大约2005年左右，邀请过史景迁到我所在的得克萨斯A&M大学做讲座。当时他面向全校，讲的是后来出版的《前朝梦忆》那本书的内容。我记得我在2003-2005年担任过留美历史学会的主席。那个时候，我们学会有事情也跟他联系过几次。
但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读他的书，一直到现在。每每报纸杂志要我向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图书，我都会推荐史景迁的书。
南都：他的作品里对您影响最深、启发最大的是哪几本？
王笛：其实我在美国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用过他的好些书作为教材。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教材就是他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那本书比一般的教科书写得活泼。一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容易写得干巴巴，史景迁的那本书有细节，有框架，而且不仅仅是讲历史，也讲文化、文学，所以在美国的课堂上使用得非常普遍。其实我在课堂上也用过其他教材，包括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但最后用起来最好的还是史景迁的这一本。
事实上，《追寻现代中国》刚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长期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不仅学历史的学生喜欢看，普罗大众也喜欢看。
另外，《王氏之死》也是我在课堂上经常用的。当年我在华东师大做紫江讲座教授，每年夏天给他们上课，用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美国的课堂上也用过。还有《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也在课堂上用过，讲明清史的时候讲到利玛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阅读材料。《太平天国》我也用来当过教科书。
反正他的书，不仅仅是我在美国的课堂上经常用，据我所知，其他学校的其他老师也用他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写作的特点，有可读性。一般的教科书学生不爱读，读起来枯燥。史景迁的书总是能在讲历史的过程中间充满历史的细节，而且讲得生动，富于文学性。
其实我做研究也受到他的研究风格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的《袍哥》学术论文送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外省的专家说，《袍哥》有史景迁的写作风格。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是立意要有人物，要塑造人物，然后要有文学性，这些都应该是说受到史景迁历史写作的影响。
2014年史景迁访华留影 摄影：Muto
南都：《王氏之死》是史景迁非常看重的作品，这种对历史当中卑微的小人物关注、同情，以及通过小人物来反映社会历史图景，现在看来算不算也是一种微观史写作？
王笛：《王氏之死》英文版1910年就出版了，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还值得认真阅读。我们很少写小人物，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西方尚且没有微观历史的概念。
卡洛·金茨堡在写《奶酪与蛆虫》的时候，他也没有宣称这就是微观史。我想，“微观史”是这种风格形成以后，后来的人们给它下的定义。我认为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是微观史，但是他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一部微观史的著作。
微观史的写作主要是要靠详细、系统的档案资料，就像卡洛·金茨堡写《奶酪与蛆虫》，他要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史景迁写《王氏之死》并没有这些资料，但他仍然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是他的眼光和研究手法独特的地方。他占有资料很少，在资料稀缺的情况下，怎样还原历史？现在好多人批评他的这本书，这是因为中国人对微观史不够了解，也不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其实他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只有一个《郯城县志》，另一个《福惠全书》，王氏的故事也就是《福惠全书》里提到的一个案子。他要把它写成一本书，要加进很多背景资料，甚至使用聊斋故事。在清初的山东郯城，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遥远的乡村，这么卑微的一个农民妇女，现在我们尚且写不出来，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而且那个时候是金茨堡他们正在开始写微观史著作的时候，史景迁在同时进行。所以我认为，微观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起源于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异曲同工，哪怕他们自己不称自己的研究为微观史。我认为微观史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是要写小人物，不是写帝王精英。第二是要有人，要以人为中心进行叙事。第三是要有历史的细节。《王氏之死》具备了这三方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好像比较单薄，但我们如果理解他当时写作的环境，对这本书应该是抱有非常高的敬意。我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基本上我的每本学术著作，不管是《袍哥》《街头文化》还是《茶馆》，都引用了《王氏之死》。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在西方也是一种异类
南都：史景迁的历史研究在东西方历史学界是否有很多追随者？比如您自己就是在微观史学的方面从他那里受益良多，那么其他学者的情况呢？
王笛：其实，中国历史学和史景迁的历史学的差距是蛮大的，我说的差距是指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放在西方也是一种异类。他的那种史学写作并非大部分历史学家会使用的。有特殊的情况，我在好几次演讲中也提到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写作的范式。这种范式就是要分析资料、数据，使得历史学成了一种科学式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干巴巴的了。它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也把历史学划归为社会科学。
史景迁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以人为中心，将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他几乎每本书都是有故事的，而且都是有中心人物的。《王氏之死》写农妇王氏，《胡若望的疑问》写胡若望，《太平天国》写洪秀全，《前朝梦忆》写张岱，《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写曾静案，实际上是以曾静和雍正帝为中心人物，几乎每一本书都有人物，有故事，有细节，而且好多细节都是他自己从档案中间挖掘出来的，而非人人皆知的。这样的写作，在西方、在中国都不是主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在西方有了语言学的转向，越来越强调回归人文，开始注重文学的描述。于是这类的著作越来越多。在中国，史景迁的著作译介进来之后，受到许多读者欢迎，但是真正按照这种风格写作历史的也还是不多。但是我想，现在的年轻一代会逐渐地接受他的这种写作方式。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他的这种写作不适合学位论文，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因为学位论文有一套自己的体例要求。
对于非学位论文类的历史写作，我觉得史景迁这种风格倒是应该支持、提倡和探索的。找到一种为一般大众读者所喜欢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史景迁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南都：史景迁的著作里有很多描写和想象的成分，这种书写方式在历史写作里是允许的吗？怎么把握史料和想象的关系？
王笛：有的学者反对历史的想象，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觉得历史写作必须要有想象，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的任何论述，是根据历史的记载，还是你的推论和想象，一定要告诉读者。比如史景迁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王氏之死》里，他引用了一段《聊斋志异》的片段去描述王氏的梦境，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段文字的来源。他只是渲染一种气氛，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同时你知道这是来自小说里的描述。
因为历史本身的记载就是不完全的。今天我们要去重构历史，中间有很大的空白，要去填补空白，如果写历史一点想象力也没有，最后甚至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在没有历史记载的地方，历史学者得根据对已有资料的理解发挥想象力，但是你同时必须告诉读者，哪些是来自史料的记载，哪些是你合理的想象。
他总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史学观
南都：史景迁为什么持续对中国历史感兴趣？是跟他的师承有关系吗？
王笛：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就是中国历史教授，他的老师芮玛丽是中国史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术训练、研究兴趣，都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他的特长。因为一旦进入了一个研究领域，就需要这种语言的准备，那会花去很长的时间。同时，中国也有足够的魅力，无论是历史的悠久，还是可以发掘的课题，一个人一辈子都写不完，不断有新的课题展示给你，让你可以永远写下去。当然，他对中国的熟悉，对中国历史的迷恋，也是他一直研究中国的推动力。
史景迁和金安平
南都：史景迁在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方面有没有独特的创建？
王笛：也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书，每一本的前面都没有理论阐述，他总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史学观，他并不试图去建立一种理论框架。但是，我认为也不能说他的史学研究没有回答理论的问题。
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在研究晚清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他特别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写利玛窦，也特别注重中国人到了西方的经历。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写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奋斗、思想和追求，这些背后都有很深的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和理解。
他是通过人，通过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认为，他的书甚至比很多用理论框架建构起来的著作更能解释中国的历史。我一直强调历史要有故事，要有细节，用理论框架来分析，理论先行，有时候会力不从心。史景迁是以历史事实来解释历史，而不是说教。你看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实际上也建立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框架，你要说它是理论框架，我觉得也行。所以，不能简单地看他使用了什么理论，而要看他能否回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很多疑问，他能回答，这就是他的理论贡献。
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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