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时期，董卓专权，天下大乱，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不过，即便是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东汉王朝也还是有机会摆脱危机、继续生存下去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出现在迁都长安、吕布杀死董卓后。不过，这个机会却被一个公认的大忠臣断送了，并最终导致东汉王朝万劫不复。
这个人叫王允。
王允，字子师，东汉太原祁县人。他出身于士人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有大志，勤奋好学，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投身仕途。王允为人个性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安。
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把当时一个叫赵津的宦官杀了，结果闯下大祸，赵津的兄弟恶人先告状，结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没事，却连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刘瓆，结果刘瓆被处死。王允为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孝三年才重返仕途。
如果是换了别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想必会变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当时郡里有个差缺，太守王球就召了一个叫路佛的人来补上，但这个路佛的品行名声很差，王允觉得太守选人不当，于是“犯颜固争”，结果激怒了这位太守，王允因为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准备把他处死。幸好这事被刺史邓盛获悉，“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王允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升了官，“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文武双全。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黄巾起义后，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临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黄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战功卓著。但这时又节外生枝，在缴获的黄巾军物品中，发现了官宦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件。要知道张让可是十常侍之一，权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不多。碰上这种事，出头的又是这位愣头青——王允。王允的检举揭发根本奈何不了张让，却为自己又招来麻烦，怀恨在心的张让岂肯善罢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罪名下狱，性命堪忧。正巧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死罪得免，活罪难逃。后经过多方营求，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势力之大，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宦官集团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它用具，面对董卓，王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的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事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的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王允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根本不把吕布当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这个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在如何对待凉州残余势力的问题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是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的判断形势，赦免四人，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得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感慨和叹息。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因为他的致命失误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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