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河套人都知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民谚，
我们常常以此为傲。
然而，你可能并不知道，这句谚语的历史并不长。
如果你穿越到清朝以前的河套平原，
你会惊奇地发现：
哪有什么塞上江南？
哪有什么塞外粮仓？
目之所及，不是人烟稀少的干旱草原，
就是一望无垠的漫漫黄沙。
甚至，在清代的同治年间，
这里依旧是“只见蒙古包，不见人和树”的茫茫荒原。
那么是谁，
让原来荒芜的后套平原在不到200年后的今天，
成为了内蒙古最大的粮仓，
成为了富饶的塞外天府？
缔造“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神话
那些在河套留下足迹的拓荒者
根据古籍记载，加上侯仁之等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专家汇出了西汉时期的黄河水系图及黄河流经郡县分布图。当时，乌加河（西汉时期的北脉）是黄河的主河道，水量远大于南脉。
你一定有一个疑惑：
明明拥有最适合做农田的冲积平原，拥有可用来浇地取之不尽的黄河水，拥有适宜的光热条件，河套平原上为何几千年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农耕文明？
翻开地图，你大约会找到答案：
河套平原北有阴山天然屏障，南有鄂尔多斯高原，西有乌兰布和沙漠，负山阻河，就像农耕文明在塞外的一块飞地，孤独而耀眼地被游牧文明包围着。
这样的地方，固然适合耕作，但因为位置微妙，注定要成为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双方冲突的前沿。在战争的不断侵扰下，要想发展出连续的农耕文明可谓困难重重。
尽管被兵荒马乱一次次打回原形，然而先民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榆中（今天兰州市榆中县）的一批百姓成为到河套垦荒的第一批先民。
为出击匈奴，蒙恬率30万兵驻于河套，暴师于此十余年，远离中原，30万人的吃饭问题要靠自己解决，于是，屯田于河套，“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佃与移民。”
然而，秦祚短暂，第一批10万移民没有来得及开渠灌田，就遇到借秦亡而大举犯边的匈奴，10万百姓逃回中原。
西汉与匈奴相峙于河套，威胁京师，移民屯边以固边的设想再次被提起。
汉文帝、景帝时期，重臣晁错多次上秦，建议政府徙民实边，并采取各种措施，使徙边之民有家室田作，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为了使徙边之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他设计的方案中，甚至连移民的居室构造、医疗条件和婚葬祭祀等生活习惯都考虑到了。
终于在汉武帝年间，数次移民60万到河套屯田，在现今磴口县乌兰布和地区修建水利工程，引河水进行垦殖。据《水经注》载：“河水又北，有枝渠东出，谓之铜口，东经沃野故城南。”
这条支渠的灌区在现今磴口县协成和杭锦后旗头道桥镇的境域。
大批的中原农民为河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铁器，牛耕，水利灌溉思想，还有农技新技术。河套地区的农耕文明开始起步。
西汉尝到了开渠、垦荒的甜头，于是在此后与匈奴的战争中，每取一地，即设郡置县，紧接着兴修水利、移民屯垦。河套灌区一时间耕牛遍地、人口众多。
那时河套的繁荣昌盛我们已无缘得见，然而从考古学家发现的被覆盖于乌兰布和沙漠之下的三封、窳浑等县城的渠道田埂遗迹中，我们可一窥当年农垦之盛。
在今磴口县沿河一带发现的大群汉墓及城邑、村落遗址也证明了这里曾经是汉代垦区。
王莽后，河套又陷于兵荒马乱，迁入此地的百姓为躲战乱，纷纷弃田逃回中原，河套的农耕文明中断，又回复到一片游牧世界。
北朝时，出现了一个聪明的民族——鲜卑族。
之所以说其聪明，是因为这个崛起于马背上的民族，看到了农耕对于固边的作用，自从进入河套平原就大力发展定居农业。他们在磴口、临河一带屯田，并通渠灌溉，并且规定把每年收获所得按比例分给屯田人。由此，北魏大得民心。
然而由于2000多年来，河套始终战乱多和平少，所以每一次屯田开渠时间不长便被战乱毁弃，先人们虽以生命垦荒，却没有办法使河套脱胎换骨。到了清代，虽然阴山南北尽入中国版图，河套不再兵荒马乱，但清朝划定蒙汉界限，蒙地禁止汉人垦耕，后套属蒙地，农业未能拓展。
尽管禁令严苛，但破产农民或铤而走险，结伙强耕，或宁愿入蒙籍为蒙奴，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在蒙旗有地可耕的机会。成千上万的赤贫农民涌向口外谋生，开发河套农业水利，世谓走西口。
我们都知道河套平原的富饶得利于黄河水的浇灌。但你是否知道如何浇灌？是直接挖通黄河水就能浇灌吗？
远非如此简单。黄河的中游河段，虽然弯曲，却最为古老。相比不断改道的下游，中游河道又颇为稳定。汉代在河套地区的灌溉工程几度兴废——除了战争前沿的影响，还跟这一带的水系有关。
黄河流到中游，唯一的大改道就是在位于巴彦淖尔的后套平原。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巴彦淖尔狼山脚下的黄河道在“几字弯”左上角又来了个“套中套”。黄河主干道上面，乌加河绕了个弯，又汇入黄河干流。
黄河下游的改道带来了灾难无数，而在河套的这次改道，却使河套平原拥有千万亩水浇地成为可能。
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在汉代，乌加河才是干流。郦道元《水经注》注解说：“（黄河）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以下的流经路线是：“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 东迳高阙南。河水又东迳临河县故城北，至河目县西”。接着“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经文里提到的北河，是今乌加河，为当时黄河主流；南河当时是支流。
后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但在这扇形平原上，黄河水若是一直沿北缘靠近阴山的乌加河流过，就难以润泽到南部的土地。因为这一片的地势是北低南高，位于低处的黄河是无法引流灌溉南部的土地的。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的一天，寂静的后套平原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水声。原来，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向东侵，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北支——乌加河的河床竟然生生地被黄沙截断了。滚滚黄流顺势侵入南河，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北支原干流，成了一条首尾被截断的内流河，像一条孤独的蚯蚓在泥沙中挣扎。
但是，对于水利来说，黄河的这次改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黄河干流占据了南方高地，为河北岸的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先决条件——如果黄河主流在阴山下，是无法将水引向海拔更高的平原腹地的。
这次黄河改道，终于形成了有力的灌溉地形水系。这看似坦荡的后套平原内部，实则隐藏着地理秘密：干流须在南缘流过、地形西南高东北低——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引流灌溉这片荒地。这样的自然条件，到了晚清时期才具备。
但是此后近30年里，无人能借这一地利，将黄河水直接用于后套垦荒。一方面，当时的人以为是因为南低北高造成了黄河改道，而不知道真实情况恰恰是北低南高。另一方面，在乱世之中，谁敢轻易去开垦那块遍地盐碱滩的塞北荒漠 沼泽滩呢？
冥冥之中，河套平原在期待着一个能解开它地形密码的人出现。
清初时期黄河河套地区的水系，东西向由南北两支，演变成南、中、北三支；由南向北流的一段，演变成东、西两支。
狼山与后套平原之间有一条断层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断层以北的狼山不断抬升，以南的平地则不断陷落，形成了一个断陷湖盆。后来，黄河经过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平原。清道光三十年，黄河从乌加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
王同春开渠全凭民间力量，设计、施工主要靠他总结的“土办法”。每一条渠开挖之前，他往往要在设计渠道边上插几根竹竿，并绑上灯烛。他站在一旁，通过观察火焰高低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确定渠道的走向。
这个解开河套平原地形密码的人，在河套地区青史留名。70多年前他的事迹曾入选当时的小学课本。他叫王同春。
视频《河神往事》
王同春13岁到磴口投奔叔父，5年后到后套东部地商郭大义手下当了一名渠工。从此，这个不识字的年轻人，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后，由西南向东北分出了五条支汊，靠近后套东端西山咀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后来，人们给它取名短辫子河（经过改造后称“短辫子渠”）。郭大义就在这里做地商。1868年夏秋时节，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一下子来了上千名“雁人”（春天开荒、秋冬季节返回的内地人），这条涓涓细流周围顿时被大片耕地所围，垦殖面积扩大了十几倍。
不久，人们发现：这条天然灌渠淤积了！
正当郭大义他们束手无策时，此前不太说话的晚辈王同春站出来指出，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开口位置不对，要么会被大水冲毁，要么就会淤积断流。接着，王同春做出了大胆预测：“短辫子渠如不改变渠口，两三年后一定会废掉！”
4年后，王同春的话应验了：短辫子渠口再次淤塞！
1873年，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新的短辫子渠挖成了（今名通济渠）。人们发现，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高不病旱，卑不病涝”，高处低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
过去，开渠的人不懂水利，也不勘察地形，往往顺着河汊选线。当时，后套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后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碱滩、海子，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野草蓬蓬的壕沟。而王同春悄悄地徒步沿着黄河北岸的各个支汊来回考察了数次——原来模糊不清的地形地势，逐渐在他脑海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图。
通过不懈考察，王同春发现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
1882年与郭大义分道扬镳，王同春的公中（耕作单位）收留了上千号青壮劳力，并成功从蒙古族王公手中租到了大片耕地。他开始酝酿宏伟计划：从黄河直接开口，开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
要凿通那条前所未有的大渠，王同春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他在脑海中的地图上仔细地搜索着那个重要的点，最终停留在一个叫“隆兴长”（今五原县城驻地）的村子。它就是后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当时民谚云：“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要骑骏马到锦绣堂。”王同春买下了隆兴长，隆兴长蒸蒸日上的日子，也正是王同春大规模开渠的时期。
1882年，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3个天然壕沟，疏浚挖通一条灌溉农田的河渠。到了1902年完工时，又开了支渠45条，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这条连接黄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后来改名“义和渠”——这条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土地。
有了义和渠的成功，王同春对开渠更加痴迷。《绥远通志稿》称他“每遇疑难渠工，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河痴立。及豁然有悟，往往登高狂呼，临河踊跃，以为生平第一快事”。果然，他的开渠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他独立投资开渠5条：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义和渠，又与人合伙开渠3条：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这就是清末后套的“八大干渠”。在此基础上，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
王同春在后套开渠总长达到4000多公里，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
王同春似乎是为了开渠而生的。1925年农历六月二十八，王同春为开挖新渠只身跳入黄河勘察，不久就昏厥在水中。等渠工把他抬出水面，74岁的王同春已经逝世。
谚语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最早仅指宁夏平原。经过王同春父子与后套百姓近百年的奋斗，开发较晚的后套终于也变成了塞外粮仓。时人曰：“由是后套垦地万顷，灌溉之利，几与宁夏相争衡矣。”后来，河套地区才有了这句新谚语：“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
王同春晚年时，曾经梦想过“一首制引水”。他虽然带领河套群众开挖了八大干渠，但他也看到八个口子引水弊端很多。他设想在自己所辖的各条干渠之间从西到东开挖三条大连环渠，将其层层串联沟通起来，但最终只是空留下了一份《复兴后套计划渠图》。
王同春是治水天才，但没有遇到好的社会制度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一首制的梦，只能留给后人去实现了。
义和渠的水从“隆兴长”总号门前穿过，纵贯于河套腹地。一条前所未有的大渠开通，不仅让王同春完成了华丽转身，也彻底改变了隆兴长的地位。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
巴彦淖尔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韦嘉策划
韦嘉 王月荣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