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春》等，给人的感觉总是平实、温情，而这四个字，恰也是他在现实生活里给人的最大印象。
他的好友沈从文曾评价他：“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近于‘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好友李广田则说他是：“至情人，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谦恭里”。
可这样的朱自清，却在晚年突然“转性”：发了狂了，最早发现朱自清发狂的是他的妻子陈竹隐。
1947年1月的一天，陈竹隐的好友在燕京大学看到了一份国民党黑名单，她着急地跑过来告诉陈竹隐：“黑名单里的第一个名字是你先生‘朱自清’，你得提醒他小心点啊！”
陈竹隐听到后脸色煞白，回家后，她一脸惊恐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朱自清。说完后，她看着已因胃病而清瘦无比的丈夫，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道：“往后你可要小心点啊！”
陈竹隐与朱自清
陈竹隐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在他之前，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朱自清挚友李公仆和闻一多，都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就在半年前，闻一多在李公仆丧仪上大声痛斥国民党“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他在演讲中详细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治协商决议以及发动内战的经过。那次演讲结束后，闻一多就倒在了血泊里，他的儿子也因救父身负重伤……
“李闻血案”后，陈竹隐一直密切关注着丈夫的行动，她生怕他重蹈李公仆和闻一多的覆辙。要知道，他和李公仆、闻一多可是挚友，他们的言行也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知道黑名单后，她更加担心了。
陈竹隐以为：自己将他排在黑名单“排首”的事告诉他后，他也会害怕，可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是，他听了后只是轻蔑地回应道：“不用管它！”
陈竹隐在心里大叫了一声“啊”，她着急地反问：“怎么？你准备坐牢吗？”“坐牢就坐牢！”朱自清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
此时的陈竹隐彻底地呆住了，她感觉丈夫已经疯狂了：他连命都不要了！
陈竹隐的判断是对的：此时的朱自清已经发狂了，他已经完全不管顾任何了。他甚至也未把妻子和子女的生命安全放在眼里。
朱自清的这种变化，是在李公仆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后就已形成的。陈竹隐之所以现在才察觉到，是因为之前的她，一直将精力放在孩子和他的胃病上。
朱自清得胃病已经十几年了，在他们婚后的这些年里，他的病一直断断续续。可最近一两年来，他的病明显比以前严重了。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常痛得整夜呻吟。
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他不仅坚持讲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两门课，还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
为了不给丈夫增添负担，她尽可能地管好孩子，他们一共有8个孩子，其中的5个孩子是他和前妻武仲谦所生，另外3个是他们后来所生。
在管孩子上，陈竹隐很有一手，她和丈夫前妻所生的5个孩子感情也很好，平日她总是能把他们安顿得很好，可一旦孩子生病，她就立马招架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孩子们接二连三地生病，待孩子们病情好转，她却倒下了。
朱自清、陈竹隐与孩子们
过度操劳透支了她的身体，闻一多出事前，她就因重病住过一次院。她病时，两人正分居两处，她住在成都，他正在云南任教，得知消息后，朱自清火急火燎奔波几日赶到她身边。那次着急上火也加重了他的病情，导致他连着几日胃痛不止。
陈竹隐从未想过，有一天，她除了要操心孩子和他的病，居然还要操心他的安全。知道“黑名单”后，她决定再也不离开丈夫。也只有这样，她心里才会略微踏实些。
和朱自清在一起这么多年，她头一次觉得丈夫已经不是她之前认识的他了，她并不知道，早在闻一多死去的当日，他的心理就已发生了巨变。知道这一切，乃是在丈夫死后，她读到他的日记时。
读到闻一多遇难消息的当日，他在日记上写道：
“闻此，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
陈竹隐了解丈夫的文风，他极少会用到“异常”、“震惊”、“什么世道”这样的词汇。文人的文风改变，往往代表他们的心理发生巨变了。
陈竹隐并不知道，就在写下那篇日记的当晚，即1946年7月17日深夜，丈夫还忍着胃痛，含着热泪坐在桌前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挽一多先生》。那首挽诗里，他的用词非常激烈，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
写下挽诗的那一刻，被愤怒笼罩的朱自清就做好了与国民党战斗到底的准备。他的这些心理变化，陈竹隐并不清楚，她更不知道：闻一多死后，他经常在半夜惊醒，梦里，李公仆和闻一多满身是血……
陈竹隐只知道：丈夫的体重一天比一天轻了，他脸上的颧骨也一天比一天突出。陈竹隐总叮嘱丈夫要注意休息、注意饮食，她怎会知道：他的病，并不仅仅只在身体上。
闻一多死后两个多月，他们一家子搬回了阔别8年的北平。陈竹隐以为，回了北平，他的病就能好转。可结果让她失望了。
朱自清回到北平后，看到的景象让他心痛无比。光粮食价格之昂贵就让他忧心忡忡，他一个大学教授尚且觉得粮价贵，老百姓就更加了。
“北京这么萧瑟了！”朱自清不止一次地和妻子这样感叹，他原本以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能迎来光明，可结果呢？国民党一心只想依靠美国打内战，根本没为百姓考虑过。
每次听到丈夫发感慨，陈竹隐也忍不住叹气，她这趟回北平，体会到的可不止是“萧瑟”这么简单。这里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尤其当她和孩子们在路上遭遇了一次劫匪后，她更加对这座城市没有安全感了。
他们回北平不久后的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的女学生沈崇被两名驻华美军尾随，并被绑架施暴。这一恶性事件引发了众怒，他们夫妻俩也震惊不已。面对国民党的包庇，北大、清华、燕大等学校5000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这件事后，朱自清夫妇更加忧心北平的治安了，同样让他们夫妻忧心的，还有北平的交通，因为国民党纵容美国军车在城内横冲直撞，北平的交通极其混乱。他们刚回来的一星期里，北平就发生了好几起车祸，死了五六个人。
也是在回到北平后，陈竹隐更加明显地感觉丈夫变了，他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进。他有时，竟会因为目睹的一些小事而突然“发狂”。
一次，他们在宣武门附近时，看到一辆三轮车横在胡同口和人讲价钱。一个警察走来，不问青红皂白，抓住车夫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往常遇到这种事，陈竹隐他们都会摇着头走开，可那一次，朱自清却勃然大怒，他像一头牛一样冲上前对着警察吼道：“你打他做什么！他是为了生活呀！”
朱自清
丈夫和警察争执时，陈竹隐看到他的双眼完全红了，她一边拉着他，一边忙不迭地劝慰他道：“你别激动，别激动。”解救完车夫回来的路上，朱自清对着妻子道：
“8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该挨打？真可恶！”
陈竹隐明白了：丈夫对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深恶痛绝，他如此，和他一样的良心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朱自清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文人，若他此时不是重病缠身且即将半百之年，陈竹隐觉得：他一定会毅然弃文从武，加入革命，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文人就不能革命吗？答案是否定的。朱自清毅然拿起笔，投入了斗争中。他已经为自己设想好了第一步：将闻一多的作品整理出版，他要用这种方式让亡故的挚友宽心，也要以此和国民党斗争。
1947年开春后，朱自清就开始着手整理闻一多遗作。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陈竹隐有些担心，他却道：
“这件事，我必须做，这是对他（闻一多）最好的祭奠，也是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有力举措，我要下大力气推进。”
朱自清的话已说到这份上，陈竹隐不好再说什么。
接手这个大项目后，朱自清每日都忙碌极了。陈竹隐发现：他的病越来越重了，可他的精神头却越来越好了，他的眼睛甚至还发着光。
陈竹隐眼里的丈夫真的发了狂了：他完全不要命了。大热的夏天，他把自己闷在屋子里拼命整理，纵使汗不断地往外冒，他也浑然不觉。
闻一多一生手稿极多，整理过程也极辛苦。第一批稿子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已经发霉了揭不开。于是，以朱自清为首的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即使未破，也都长了霉点。
闻一多
就在朱自清埋首整理闻一多手稿的1947年5月，中国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19日，上海7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共7000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20日，北平大、中学生3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他们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发生这么大的事，朱自清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整理工作，开始密切关注大游行。他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他更加深层地意识到：“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当年6月24日，朱自清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他还拖着病体赶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
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朱自清又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名为《论吃饭》的文章。他不仅肯定了大游行，还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吃饭第一”的道理。
7月份开始，朱自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了，他经常在一阵锥心的胃痛后，出现呕吐症状。他不得不在书房支起一个行军床，旁边放上痰盂，以让他要吐时方便一些。
眼见丈夫躺在行军床上小憩的时间越来越多，吐的次数越来越多，陈竹隐拼命劝他“休息”，他却死活不听，他睁着依旧闪着光亮的眼对妻子说：“这是战斗，怎么能停！”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便立即沉浸在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决心为全集写一篇序，以总结挚友辉煌战斗的一生。
8月的北平酷热难当，朱自清把自己关在书房苦思冥想。
8月将尽时，闻一多全集终于完稿，序言也完成。此时的朱自清长舒了一口气，陈竹隐脸上的表情，也有了几分轻松的神色。
陈竹隐发现：闻一多全集完稿后，丈夫的身体突然地好了很多，这让她有些诧异，她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可她又说不上来。
让她觉得不对劲的还有丈夫的反常举动，她发现以往强调“应与中年人交往”的他，竟频繁与年轻人往来，他还常跟妻子说：要和年轻人学习。
朱自清的这种种变化背后，与李公仆和闻一多的死，以及闻一多作品对他的影响有关。他已在这个过程中明白：只有脱胎换骨，用不怕死的精神去战斗，新中国诞生的愿望才能被实现。
可以说，李公仆和闻一多的血光照亮了他的眼睛，照亮了他的灵魂。李公仆和闻一多的壮烈牺牲，唤醒了他沉睡的心灵，他内心潜在的能量渴望得到释放。他也已认识到：年轻人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存在。
新学期开始后，陈竹隐发现丈夫再度“发狂”了：他竟开始学着扭秧歌了。以前，他可是极其注重师表，甚至不苟言笑的呀。陈竹隐只能想：他身体不好，扭一扭可能对身体有好处呢！
10月24日晚，中文系的迎新大会上，朱自清跟着一群年轻的学生扭起了秧歌。一群年轻人中，混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这小老头穿着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
这画面，真真是新奇。
散会后，朱自清还高兴地和妻子分享扭秧歌时的心情。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朱自清混在学生中扭秧歌的事儿，引起了一些思想封建之人的闲言碎语，他们将它视为“可笑的”。
然而，朱自清的学生们却对他十分佩服，他们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向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
陈竹隐虽然觉得丈夫扭秧歌有些狂，可她对这件事并没有任何看法，她只关心丈夫的安全和健康。为了让丈夫高兴，她在他50大寿（虚岁）那天，烧了几道精致的小菜，带着全家为他祝寿。
那天，朱自清显得非常高兴，他还乐观地表示：明年要好好庆祝一下50大寿。他并不知道，他当天过的，竟会是他此生最后一个生日。
朱自清
1948年5月15日，即朱自清病逝前3个月，他因超负荷创作导致胃病加重，并不得不进入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胃梗阻，必须进行手术治疗。
“必须手术，手术才能根治！”陈竹隐劝丈夫进行手术，可朱自清却觉得手术费用太高，很没必要，他拒绝了。
未手术的结果是，朱自清病情日重，发展到了“不能正常进食”的地步。由于只能吃一些流食，朱自清越来越瘦了。可陈竹隐却惊讶地发现：他的精神头居然越来越好了，他还总是情绪激昂地和她讨论时局。
也因为关心时局，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都坚持读书看报。
通过读书看报，朱自清欣喜地看到：人民解放军在和国民党的战斗中势如破竹，已慢慢占据了上风。而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也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朱自清兴奋异常，他经常喃喃说着什么，陈竹隐知道：他是在和李公仆、闻一多报喜。
也因为高兴，朱自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有年轻人参加的活动。
6月1日，不要命的朱自清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参加了一个会议，散会后，他累得差点走不回来。一回到家，他就直接躺倒在了床上。
许是因为太累的缘故，第二天他开始大量呕吐。一连数天，他竟连动一下都感到吃力。他的体重也迅速从45公斤降到了38.8公斤。
可即便身子已经极其虚弱了，他依旧放心不下课业的事，他觉得“给年轻人上课，比什么都重要”。休息两天后，他又坚持去上课了。
6月18日，朱自清好友吴晗送来一份宣言。朱自清定睛一看，竟是《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明知道这一签名会给经济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带来很大影响，他还是毅然提笔签字了。
这份宣言的背景是：中国掀起了“反美扶日”高潮，以抵制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的扶持。签完字后，他还让孩子将面粉配给证和面粉票相继退回了。
也是因此，后来的毛泽东才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盛赞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签字后不到两个月的8月10日，即朱自清死前两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院方诊断为肾脏炎，肾脏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他的肚子严重膨胀，还有尿中毒的症状。
当天中午，朱自清从昏迷中醒来，他看了看三个含泪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们，用颤抖的手抓住坐在榻旁的陈竹隐，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11日，即朱自清去世前一天，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胃部有少量出血。与此同时，他还出现了气喘，经检查，他的肺部出现了发炎症状。
12日早上8点，朱自清出现了短暂昏迷。可到了11点多时，他竟在陈竹隐的搀扶下上了趟厕所。再回到床上后不久，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刻，是1948年8月12日的11时40分。
朱自清
此时的陈竹隐才悲哀地意识到：他竟然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趴在丈夫遗体上哭得撕心裂肺的她，后悔不已。
当日下午3点，朱自清的遗体被移到了医院太平间，陈竹隐最后一次看丈夫：他平静地躺在洋铁的床架上，脸色灰白，双眼紧闭，神态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此时的朱自清又恢复了她记忆中的样子：平和、儒雅，没有一丝“狂”，可她却突然地觉得这样的他有些陌生了。
8月26日，清华大学为朱自清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灵堂上，朱自清的画像被高高悬挂起来了，墙壁上挂满了师生好友送来的挽词和挽联。
相关研究者曾这样评价朱自清的一生：“青年狂热，既而狷介，中年中庸，暮年复狂。”
若顺着这种思路解读朱自清的一生，那么，他青年时期，即“五四”时期的“狂”，是青春少年的“轻狂”，而暮年的“狂”，则潜藏了有气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变革时代间的紧张关系。
他最后的“狂”，实际代表着：他以民主战士的身份为一生作结。他的“狂”，堪称：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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