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凭借自己本有的能力，可以对直观到的经验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这才是我们能做思想实验的基础。
主讲人：复旦大学教授 王德峰
关键词：理性 经验 直观知识
我们承接上次，先来总结一下"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所产生的三个方面的思想结果：
第一，真理的事业是每个人共同的事业；
第二，人心对世界的善或者恶，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世界的状况不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是我们的人心是否做到了去探讨真理；
第三，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彼此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性主体。
这在欧洲思想史上、哲学史上是一次革命。这场革命是什么?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
一切都要在理性面上经受审判，无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向来被信奉的信仰，都应当放在理性面前加以审视。社会生活的传统习俗、似乎牢不可破的权威，都应当在理性面前经受审视，经得起理性审判的东西才能存在，不能经受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最初是尼德兰革命，后来是英国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爆发，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以新教的意识形态来号召这场资产阶经革命。但到了法国，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次这样的一种革命，它不以任何宗教意识形态做口号、做号召、做旗帜，它只有一面旗帜——理性，所以法国大革命是笛卡尔原则的一次实践。
黑格尔盛赞法国大革命，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辉煌的日出，它让每一个欧洲人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基点，一个基石，那就是理性！
宗教的世界观曾经享有的真理的地位被撼动了，人类生活的世界应当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曾经在欧州向来是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现在把上帝从支点的位置上拿掉了，换上了理性，这是迪卡尔"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的一次社会实践。
康德也是这样地赞美了法国大革命，他说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现象，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证明了在人心中有更美好的事物的萌芽，这是以往的历史学家从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从未推论出来的，而法国大革命显示了这一点。
有一次，老年黑格尔跟周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朋友们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一时朋友们茫然，“今天是7月14号，让我们拿出香槟酒来。7月14号，法国人攻打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让我们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拿出香槟酒我们来喝香槟“。
老年黑格尔的思想后来被批判为保守的，但是一个保守的老年黑格尔，仍然没有忘记法国大革命。
我们讨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我们因此就知道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是他发动了理性主义的启蒙活动。启蒙运动的主题，就是排除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基督教的世界观被认为是出于偏见和谬误的，因为它对世界的解释没有理性的论证，是一连串的偏见和谬误。
现在人类生活的支撑点找到了，人心本有的理性就是我们世界的支点，每个人只要合适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担保真理被发现，被认识到。
笛卡尔的原则是欧洲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而且这个主体性还是“先验主体性”——理性对真理的认识并不从外部经验世界中偶然地获取，理性只要发挥它自己本有的能力，它就可以把真理推导出来。
比如数学就这么做，数字的理性是一个榜样，它并不借助于对外部经验世界的观察和实验，它是理性自身的自我发现。真理是理性的自我发现，这叫“先验原则”。
我们一开始不敢相信“先验原则”，我们总是从感性经验出发，才能一步步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数学是纯粹理性的学问，现在纯粹理性的原则能否运用到数学之外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比如说所谓的自然科学也一样能运用纯粹理性吗？自然科学当然离不开观察和实验，但是观察和实验的结果需要理性加以分析和讨论，真理才有可能出现。
比方说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力学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力是速度的原因，这个命题很符合我们日常直观的事实。比方说一辆小车在那里静止不动，然后我们对它施加推动力，于是小车就移动了。这小车运动了一段路程，但它还是停下来了。你给它力它就运动，你把力拿掉，它就静止，这是直观的事实。
亚里士多德就从直观的事实出发，提出一个命题：力是速度的原因。换句话说：力是运动的原因，很符合直观的经验，但它是真理吗?不是，它只是一个直观的事实而已。我们从直观的事实出发，并不能直接得到真理。我们要运用理性，怎么运用理性?笛卡尔认为你一定要把数学理性，成功地放到被经验到的物理事实中去，有人就这样做了。
因为有了笛卡尔的哲学，就有伽利略来做这样的事。伽利略是近代物理学之父，笛卡尔是西方近代理学之父，伽利略做思想实验了，是力造成了运动，真是如此吗?那我们来实验一下。
假走有一个铁球在一个山坡的顶上，由于地球的重力影响，这个铁球一定从山坡的顶上往山坡底下流动。滚到山坡前面底部的时候，它还会在平面上继续滚动一段路程，但是这滚动的路程长还是短，取决于滚动的铁球与地面之间的摩撑力。如果摩撑力大的话，铁球在平面上滚动的路程就短；若摩操力减少，铁球将继续滚动更长的路程。
那么我们能否来这样实验一下?把摩擦力降低为0，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铁球将永远在平面上滚动下去，它不会停的。这个实验不可能在宇宙的任何地方做。当铁球从斜坡的顶上往斜坡的底部运动的时候，它受到一个力的作用，这个力就是地球对地球表面的任何物体所施加的吸引力，我们称其为重力。
由于重力的作用，铁球终于滚到了平面上，滚到地面上，它还会平行地继续滚动一段时间，它仍然受到力的作用。这个力是什么?是摩擦力。现在把摩摔力也拿掉了，也就是说球体不再受任何力的作用，它居然将永远运动下去。
这个实验当然在宇亩中不可能现实地做，因为我们在宇宙中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物体，它不受任何力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在头脑中做，在思想中做，在思想中把所有的“力”都拿掉，结果是什么?它将永远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于是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命题必须被修改了，命题说：力是速度的原因，现在必须修改为：力是加速度的原因。
我们学过物理学，学过力学，加速度是什么?是运动状态的改变——它不等于一定是增加速度，速度减少也加速度。换句话说，力是速度的原因——力是运动的原因，现在改成了力是加速度的原因——力是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
从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到伽利略的命题，当中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千多年，是不是因为伽利略的头脑比亚里士多德的头脑更聪明?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头脑够聪明的了，他被称为古希腊最博学的天才，但在他那个时代，他不可能这么想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笛卡尔这条哲学原则——理性的先验主体性。
理性凭借自己本有的能力，可以对直观到的经验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这才是我们能做思想实验的基础。
我们对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并不是直接从直观经验中获取。直观经验确实是起点——认识起始于经验，但它并不来源于经验。请注意，知识起始于经验，没错，Knowledge begins with experience，但并不是origins in experience。
All knowledge begins with experience, but it is not the empirical knowledge that originates from experience.
——Immanuel Kant（伊曼努尔·康德）
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分，知识起始于感性经验并不等于知识来源于感性经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感性经验开始的，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编著注：或者叫真知更确切）虽然开始于感性经验，并不来源于它。假如你认为来源于它，那么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命题就成立了：手推小车它就动，手不推它就静止，于是直接从直观事实出发，得到的就是“力是速度的原因”这样一个谬误的命题。
我们确实要观察事物的状态，但是直接的观察并不给予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真知），必须运用理性，理性自己固有的能力和形式，加到感觉材料、加到知觉状态、加到感性经验上去，知识才能从中出来。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就证明了笛卡尔的“先验理性”的原则。
于是笛卡尔的先验主体性的原则，给出了第一个基本信念：只要我们人对自己的理性能力运用得合适、恰当、正确，可以担保对自然界的知识无限增长。关键是我们理性运用得是否正确，我们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理性，关于自然界的如识是可以无限增长的，我们不用担心，而且这个知识是真正的kowledge，真正的知识，而不是对直观经验的描述。
真正的知识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可以把被观察到了感性经验放到一个数学公式里去，确凿、可靠、无疑的知识就获得了。
理性在这件事情上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因为理性是主体性，我们并不是被动地从感觉经验出发来获取知识，而是我们运用我们理性的主体的能力，才对感性经验做了真理性的说明，这是第一个推论。
笛卡尔先验主体原则的第一个推论：只要理性运用得当，可以担保对自然界的知识的无限增长，谁证明了这一点?牛顿物理学。
牛顿物理学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凯旋般的进军，给欧洲近代思想以极大的震动。牛顿物理学的成功，它的意义不局限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它更给欧洲带来一个新的曾遍的文化信念：看来基督教曾经对自然界所做的解释都是谬误。
牛顿物理学证明了，我们只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性，正确地运用理性，自然科学就可以无限进步，这就是牛顿物理学在文化信念上起到的巨大作用。欧洲人开始相信，理性，是我们认识自然界，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知识的根据。
笛卡尔的先验的理性原则，另有一个结果：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它也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怎样一种社会制度是好的，怎样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善和恶的问题，这叫道德问题，它也应当运用理性来讨论、推论。我们合适地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问题。怎样的社会秩序是合乎道德的，也就是善的；怎样的社会秩序是不符合道德，也就是恶的，标准从哪里出来？不是从传统的习俗的权威中来，某种制度我们某一个民族曾经遵守了几千年，它就是真理吗？要拿理性来审视！
理性不光用来形成关于自然界的客观、可靠、确凿、有效的如识，理性还应当用来论证真正的、善的、合乎道德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
笛卡尔原则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很深，我们也具备这种信念了，看一个制度好还是不好，我们不再假借传统的权威了，我们要看它是否符合理性。假如这种社会秩序，这种制度是符合理性的，我们一起遵守它。假如你要批评某种秩序，只有一条理由：它在哪些方面不符合理性。
某一种传统的信念，它曾经被看成是善的，但如果它在理性面前站不住脚，它就不是善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宗法社会，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家族有个祠堂，家族还有一个族长，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来确立宗法社会地秩序和制度，它在中国维持了几千年，只需要族规、家法就能保证地方社会的和平和稳定。但现在我们仍然遵守儒家的传统的价值观念，由它来开出一种制度吗?不，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直到最基层的社会制度，一律要用理性来安排。
我们既不拿某种宗教的信仰，来考察这个制度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善还是恶，我们也不能用非宗教的，比如说儒家的伦理价值体系来考察制度，我们只有一条标准——理性！
总结一下：先验理性的原则的运用有两个结果：一、解决对于自然界的知识问题；二、解决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同题。
一个知识问题的解决，一个道德问题的解决，都凭借笛卡尔所说的先验理性。我们就由此看到了笛卡尔发动的那场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了。
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启蒙的是理性。
启蒙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每一个人作为主体的存在确立；第二层含义，新是每一个主体都有发现真理的能力。于是大家来讨论，通过讨论，一个最终符合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被找到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是革命性的。
所以我们说话要这么开始，假如你要表达一个观点，你不能以颁布真理地姿态出现，"真理就在这里，我告诉你”，不，总要从“我思”这句话开始——I think，它成了欧洲近代人的讲话习惯，这种说话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告诉你的认识总从I think(我认为)开始的，换句话说你也可以从I think开始，I think，you can think，都是。
我们think的内容不一样，那就自由的争鸣，于是欧洲世界、欧洲民族就如此进入了近代原则。倘若一个国家它的社会状况不如人意，在国家当中的人会怎么说?我作为个人也没办法，国情如此，他们会这么说吗?
德国人说德国现在状况不好，一个德国人说我也没办法，个人是渺小的，我们德国国情如此，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会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I think，我想应该怎么样，你也I think，我想应该怎么样?于是大家讨论吧。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你哪怕地位很低，叫"败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你也可以think。当然中国人的think(思想)不是理性思维，而是良知呈现，每个人都要呈现他的良知。什么叫近代原则？在中国是阳明心学，在欧洲是笛卡尔原则。
笛卡尔发动理性主文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影响力极其广泛，在捍卫每一个人的思维的使命。伏尔素这么说：我不同意你的所有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把它说出来的权礼利。这就是笛卡尔原则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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