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国家为了加强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通过各种手段对已经虚弱不堪的奥斯曼帝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而奥斯曼帝国为了生存和保持自己国土的完整与国家的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之下，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及文化也渐渐地发生变化，影响到了其中的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一个人。当然，本文的主角什叶派也不例外。
随着奥斯曼帝国境内什叶派团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奥斯曼政府对什叶派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诚然，在普通大众、地方贵族及逊尼派法学家的心目中，什叶派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堕落的」群体，但是，在奥斯曼「坦齐马特」改革「自由、平等」「公民权」等思想的深入以及哈米德二世时期「泛伊斯兰主义」概念的影响下，奥斯曼政府开始更多地把形形色色的什叶派群体当作「真正的穆斯林」来看待，并通过教育、经济建设、立法等措施对这些群体加以拉拢或予以限制。而各个什叶派团体也以他们边缘群体的「优势」，有意或无意地给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 19世纪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应对伊拉克什叶派问题所做的努力
正如之前所提到过的，奥斯曼帝国对待与伊朗接壤地区的什叶派团体的政策向来是十分谨慎的。由于担心他们会支持伊朗，因此政府不敢在歧视或迫害政策上走极端，对什叶派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当然，出于尊重什叶派信众情感的需要，奥斯曼帝国专门派员管理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为朝觐的民众提供保护。另外，政府专门限定了伊朗朝圣者前往伊拉克或麦加的路线，隔离伊朗人与当地什叶派群体的联系，以防伊朗方面的颠覆活动。
然而，这种相对的宁静随着恺加王朝的建立而终止了。阿加·穆罕默德在统一伊朗之后，废除了纳迪尔沙时促使什叶派与逊尼派和解的政策，进一步增强什叶派在伊朗的国教地位。伊朗的沙阿再次以「什叶派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因此，对奥斯曼帝国的什叶派而言，伊朗的吸引力变得更加强烈。再加上19世纪时伊拉克什叶派学术中心兴起，伊朗与伊拉克的民间和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因此有更多伊朗人逗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并与奥斯曼人通婚，这造成了国籍问题以及他们子女宗派归属上的纠纷。
同时，伊拉克的什叶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对伊拉克地区的部落民和农民加强了传教力度，使他们改宗什叶派，另一方面钻奥斯曼体制的漏洞，对伊拉克地区的军官、政府官员等也展开了宣传攻势，使得奥斯曼政府伊拉克当局的不少官员也倾向什叶派。这两个问题使奥斯曼政府在伊拉克本就不稳固的统治面临更加严重的威胁。为此，奥斯曼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补救办法。
1. 奥斯曼帝国对待国籍问题上的政策
对于第一个问题，奥斯曼政府在马哈茂德二世时期就有了回应。他于1822年颁布圣旨（Ferman-i Ali），禁止奥斯曼女性与伊朗人结婚。由于当时奥斯曼尚未引入西方的法律，因此该法令是基于应对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而发布的，宗教意味大于世俗意味。但是强制的禁止却让结果适得其反，因而收效甚微。进入坦齐马特时代之后，奥斯曼政府引进了西方的「国籍」概念，这个问题似乎有了解决方案。1869年，政府通过《奥斯曼国籍法》，在婚姻问题上效法当时的欧洲国家，规定女性要跟随丈夫的国籍。但是奥斯曼政府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伊拉克地区财产及人口流向伊朗，给奥斯曼帝国带来财政及兵役上的损失。
于是，1874年政府通过了《奥斯曼公民与伊朗人婚姻禁令补充法》（Law Protecting the Prohibition of Marriages between Iranians and Ottoman Citizens），规定在国籍法颁布之前的已经嫁给伊朗人的奥斯曼女性，她本人及其子女都依然是奥斯曼帝国公民，但同时不能获得伊朗国籍。这当即遭到伊朗政府的抗议。为此，奥斯曼帝国作出一定让步，于1875年给予伊朗领事裁判权，让伊朗公使馆管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伊朗人，但在婚姻问题上维持原判。1886年，奥斯曼政府发布《征兵条例》（Recruitment Regulations, Ahz-ı Asker Nizamname），第32条规定奥斯曼妇女与伊朗人所生的儿子要服奥斯曼帝国的兵役。伊朗政府再次提出严正交涉，但是遭奥斯曼政府无视。
在1914年时，奥斯曼政府曾有人提出要废除1874年法令，而且为此召集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学者共同讨论这一问题，但由于一战的爆发而不了了之。这一问题直到1926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1874年法令时才告解决，但是新法令规定一旦土耳其妇女嫁给伊朗人，那么她将获得伊朗国籍，却同时自动丧失土耳其国籍。不过，此时该法的约束力仅限于土耳其境内，因为伊拉克已于1921年建立费萨尔王朝，不再属于奥斯曼帝国。
2. 对于什叶派势力扩张的相应政策
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奥斯曼帝国对伊拉克地区加强控制的努力始终成效不大而无法得到解决，以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在1919年的人口普查里发现什叶派人口已经占伊拉克人口的53%。不过，奥斯曼政府为了抑制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扩张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关于什叶派阿舒拉节的问题。传统上奥斯曼帝国并不禁止什叶派信众公开过节，而阿里·里萨担任巴格达总督期间（1831-1842）更显得宽大。但是伊拉克的什叶派学者却借机宣传什叶派思想，让更多民众向往什叶派。更有甚者，不少奥斯曼官员也改宗什叶派，据说奥斯曼帝国驻扎在伊拉克的第六集团军里，90%的士兵都是什叶派。
米德哈特帕夏担任总督期间曾打算完全禁止阿舒拉节，但不成功。由于什叶派在伊拉克城市的影响日益壮大，奥斯曼政府于1885年将商讨解决办法提上日程。1905年伊朗立宪革命的爆发激发了伊拉克什叶派的参政热情，这让奥斯曼政府更加恐惧。
1907年，一位伊拉克逊尼派学者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伊拉克地区阿舒拉节的活动「政治意义远大于宗教意义」。到了1911年，巴格达官员给伊斯坦布尔的内政部发去一封电报，陈述了阿舒拉节的规模之大及其影响力之巨。这最终促使奥斯曼政府痛下决心，下令禁止什叶派信徒公开参与阿舒拉节的庆典，规定信徒只能在家中过节。
针对什叶派学者广泛宣传什叶派思想的问题，奥斯曼政府同样采取了应对措施。先是在1859年在伊拉克禁止印刷和出售进口自伊朗的古兰经，认为这会被当作是「政治宣传工具」。1885年，奥斯曼帝国内阁（Cabinet of Ministers, Meclis-i Vükela）商讨抑制伊拉克什叶派势力壮大的具体办法。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首席大法官侯赛因·胡斯努·艾芬迪（Hüseyn Hüsnü Efendi）曾经提出在伊拉克建立宗教警察来严密监视什叶派的活动。但是奥斯曼政府否决了该提议，并认为民众改宗什叶派是因为贫穷以及政府的教育政策不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奥斯曼政府最终拨款给伊拉克各省份，以改善当地的灌溉设施，兴办公共工程；同时兴办宗教学校，向民众教授伊斯兰的「正信」。虽然在抑制什叶派传播上收效甚微，但是却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前的最后几十年里改善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
二、阿拉维派的「觉醒」
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人对奥斯曼帝国的了解日益增多，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教派分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西方人特别是许多传教士的眼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愚昧落后的「邪恶帝国」，他们一方面对边缘化的什叶派群体以及奥斯曼治下其他米勒特（宗教自治团体）表示同情，认为自己有义务让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的进步与文明，要让他们「摆脱愚昧，认识上帝」，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避免地用带有殖民主义的思想观点去看待这些团体。他们希望借助这些团体的觉醒，动摇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让其治下的各个宗派或民族实现自治或独立建国。在这些传教士或传教士群体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他们一方面希望世界各国的民众能信仰上帝，另一方面则宣扬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企图让人们领悟到美国制度与理念的先进。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的红头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阿拉维派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由于他们受到正统逊尼派的压制，他们不得不以宗族为单位紧密团结在一起。而奥斯曼政府为了不惹麻烦，也基本上在他们不反抗政府的情况下对他们不闻不问，对他们是否忠诚于政府也并不关心。在埃及占领叙利亚期间，阿拉维派为反击埃及的改革而和奥斯曼政府合作，在埃及人被打败后，奥斯曼帝国却并没有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萨法维红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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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不少阿拉维派信徒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奥斯曼政府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比如穆罕默德·艾敏·瓦希德·艾芬迪（Mehmed Emin Vahid Effendi）就于1806年被苏丹塞利姆三世任命为奥斯曼帝国驻巴黎大使；卡拉·穆罕默德（Kara Mehmed）曾任奥斯曼帝国海军大将军，即便在镇压希腊起义失败后还是得到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宽恕，并被改任安卡拉总督。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与世隔绝的状态得到根本的改变，普通的大众还是把他们当作「没有道德的人」来看待。
美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阿拉维派以及被他们称为「阿列维派」的红头的。考虑到伊斯兰法严禁穆斯林改宗，美部会只好先对这些边缘的宗教团体下手。他们在边远的山区兴办学校，教给这些团体现代的「文明」观念，并动员他们改宗基督教，希望最终加速「穆罕默德血腥新月的衰落与崩溃」（haste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loody crescent of Mohamed, 1828）。虽然他们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很成功，但是确实调动起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而且他们也渐渐了解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以宗族和部落为纽带的封闭式团结开始走向瓦解。而美部会另一巨大的贡献在于他们记录下很多有关这些宗教群体的一手资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了参考，因此在坦齐马特时代，传教士的工作是受奥斯曼政府欢迎的。
但是，苏丹哈米德二世的掌权却改变了这一种情况。俄土战争的失败、国内局势的日益动荡让他对坦齐马特失去了信心，于是打出「泛伊斯兰主义」牌，企图通过团结国内的穆斯林来维系奥斯曼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哈米德二世尽最大的努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拉拢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各个什叶派团体，并借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奥斯曼政府的官员行动起来，在哈乃斐法学家的配合下，开始对阿拉维派和阿列维派予以关注，为他们兴办教育，同时允许他们改宗逊尼派，以达到「纠正他们的愚昧和异端思想」的目的。米德哈特帕夏甚至还提出过为他们的居住地修路的建议。而不少阿拉维派的长老们也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主动向奥斯曼政府靠拢，宣称他们是「忠顺的穆斯林」，而有些长老们也动员族人们改宗逊尼派。
即便如此，不少地方贵族与宗教学者想方设法阻挠阿拉维派信徒的改宗。然而当时的奥斯曼政府考虑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大体上还是会接受阿拉维派的改宗。比如在1898年，安塔基亚有数千阿拉维派信徒请求改宗逊尼派，结果当地的宗教学者和贵族却说他们实际上是想「隐瞒自己的信仰」。不过，最终奥斯曼政府出兵，保护当地的阿拉维派，粉碎了谣言，并接受了他们的改宗。
三、拜克塔什教团、阿列维派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
拜克塔什教团与阿列维派是同一个教派的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服务于奥斯曼帝国的上层社会，为统治者安抚安纳托利亚的阿列维派，同时推动巴尔干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且还是奥斯曼帝国精锐部队加尼沙里军团的精神支柱；而后者则主要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南部的山区之中，由于受正统逊尼派的压制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19世纪美部会传教士的到来才改变了这一种情况。
拜克塔什教团毫无疑问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当中影响力巨大，不少官员都是它的追随者。然而，它的过度强大却影响到了加尼沙里军团的战斗力，使该军团日益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废除了加尼沙里军团不久，就对拜克塔什教团予以严厉打击。奥斯曼政府对拜克塔什教团的指控也无非就是对什叶派的指控，说他们的思想不符合正统逊尼派的价值观。不得已，该教团只好隐藏自己的身份，并迅速撤离首都，深入到巴尔干、安纳托利亚的山区之中。虽然到了19世纪中叶他们重新得到了统治精英的赏识，回到公众的视线里，但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拜克塔什教团受到打压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更加倾向于了解下层民众，反映他们的呼声，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为了拉拢更多的下层民众，拜克塔什教团再次强调自己继承着伊斯兰化之前的古老的突厥文化传统，并配上自己的什叶派的反抗情结，从而在教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正统、反权威的思潮。
而这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风潮相吻合，因此获得了不少帝国中改革派官员的青睐。而正是由于他们得到不少高官的支持，他们才逐渐摆脱了被压制的命运。1871年，由于奥斯曼帝国皇太后的支持，拜克塔什教团可以在公众场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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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失败之后，自由派的官员遭到哈米德二世的流放、驱逐或是处决，改革分子暂时失势。此时，为了给改革寻找新的理论基础，改革派官员与知识分子也决定去探寻突厥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借机博得下层群众的支持，而这与拜克塔什教团所走的路线不谋而合。双方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联合。
在奥斯曼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立之后，在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宣传的过程中，他们也与教团进行着紧密的合作，利用教团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广泛的宣传。虽然不能以此来确定这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发动推翻哈米德二世起义时选择在马其顿、科索沃一带开始的原因之一，但是这里要进行说明的是，历史上阿尔巴尼亚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拜克塔什教团，因此在巴尔干的中部地区，该教团无疑存在着不弱的影响力。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政府为了对抗进入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俄罗斯军队以及反抗的亚美尼亚人时，曾经联络当地的阿列维派并企图与他们合作，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不但如此，在美部会等传教士团体的鼓励下，不少阿列维派信徒（主要是库尔德阿列维派）还参与了诸如捣毁奥斯曼帝国政府机关、袭击奥斯曼军队等活动，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支援与他们关系更为紧密的亚美尼亚人。
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战败，而且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危险。为了对抗希腊入侵者，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奥斯曼的独立，凯末尔在安卡拉组建了自己的政府。当时的他为了作战急需战斗力，而他所处的安纳托利亚腹地则是阿列维派信徒占相当大的比重，凯末尔决定拉拢他们。于是，他和之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样，选择与拜克塔什教团合作，并把其长老怯列比·艾哈迈德·凯末尔丁·艾芬迪（Celebi Ahmed Cemaleddin Effendi）带在身边。在1919年时，凯末尔还特地去参拜了拜克塔什教团的总坛。他也由此赢得了阿列维派信徒的支持，使他们积极参加凯末尔的军队。
凯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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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也看到了拜克塔什教团的巨大影响力，他担心苏非教团的存在将不利于自己的世俗共和国的发展，因此到了1925年，凯末尔果断抛弃了拜克塔什教团，并进而废除各种苏非教团。至于阿列维派，凯末尔出于建设世俗共和国的需要，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予以掩盖，在文化上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以致在普通土耳其人的心目中，「红头」一词还是「不道德」的代名词，直到今天在土耳其社会还是一个贬义词。
四、结语
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1994-1998）曾说过一句话：「如果说阿列维派是指对阿里的爱的话，那么，我本人也是一个阿列维。」600多年过去了，奥斯曼（土耳其）与什叶派及什叶派的思想、文化依旧剪不断、理还乱。奥尔罕苏丹在资助哈乃斐教法学家时，也给拜克塔什教团撒下大笔金银；塞利姆一世因为什叶派问题与巴耶济德二世闹翻，可是当他把什叶派称作十恶不赦的「异教徒」时，他自己却用波斯语作诗，赞美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
奥斯曼帝国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逊尼派帝国，让哈乃斐伊斯兰法臻于完善，让伊斯兰法系走向体系化，可是什叶派的思想却也从另一个方向深入到奥斯曼人的骨子里，以致于当逊尼派伊斯兰法完善到束缚奥斯曼帝国手脚的时候，奥斯曼人甚至不得不借助自己的什叶派源流以推动自己的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当土耳其逊尼派伊斯兰保守主义回潮的时候，是阿列维派站出来，坚定支持共和人民党，提出「新凯末尔主义」。逊尼派就像是奥斯曼的身体，而什叶派就像是她的灵魂。当身体受伤疼痛的时候，灵魂还在坚挺着，抚平身体的创伤，继续蹒跚前行。虽然本体和灵魂时常闹别扭，但是好歹走过了600多年，或许也还存在着些许感情吧。
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复活日，最可恶的人是双面人——搬弄是非者，他以一种面孔来见这些人，以另一种面孔来见那些人。现世有两张脸的人，复活日，长有两条火舌。」无独有偶，伊斯兰大哲学家安萨里也曾说过一句话：「凡声称三件事但没有摆脱它，便是自欺者。其一，声称自己记念真主的甘甜，但喜欢现世。其二声称自己享受虔诚功修的甜美，但喜欢人们尊重自己。其三，声称自己喜欢创造者真主，但放不下自己。」可是突然想起曾经说过喜爱真主挚友阿里的埃尔多安，现在正在远方的奥斯曼国，和沙特展开合作，暗中支持伊斯兰国，对着什叶派的叙利亚不断地施加着压力；而同时在国内自吹自擂，欺骗民众的感情，说着自己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身为一个自称为阿列维什叶派的埃尔多安，是否还记得阿列维派最基本的教义——「穆罕默德即是阿里，阿里即是穆罕默德。真主，穆罕默德，阿里，看起来是三个，但实际上是一个」呢？
今日主笔 / 孤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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