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与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吴敢教授（中）、顾问宁宗一（右）教授合影
小说以佛教之因果轮回、得道升天、恶报入地狱的思想支配着内结构，凝聚着作者的宗教观念，深含着作者的意识形态；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用诗词、曲牌暗喻作品的寓意，强调轮回、因果报应；打造了一个“唯美主义宗教”，使读者“审美沉思代替了宗教崇拜”，在阅读过程中陶冶性灵，净化灵魂。
《金瓶梅词话》中的“九戒”就是李贽的“六度解”的详细诠释，世界名著用佛学、道教、儒学，“三教归儒说”扬善，用丑表现美，目的是宣扬“人本主义”；小说在呼唤人性，尊重生命、打翻“存天理，灭人欲”的“被玷污的世界”。
关键词：儒教佛学000道教文化，作者的意识形态，唯美主义宗教，用丑表现美。
《金瓶梅词话》表现了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积淀的儒教、佛学、道教文化；“廿公”的跋阐明其寓意：“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
兰陵笑笑生全面地观察了晚明社会现状写出一部伟大的世情、宗教小说。《金瓶梅词话》的主要结构框架来自作者的宗教观，他把禅学的轮回、道教的长生不老信念注入其中。
小说中描写西门庆永福寺遇胡僧，这一象征性的情节和奇特的构思黏合着故事的起承转合，使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作者使用了佛教的轮回作为内结构描写人物的命运，万历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中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
“廿公”和“欣欣子”都点出《金瓶梅词话》的硬核是“禅学”，深层解读小说表现的是博大精深的儒教、佛学、道教文化。
《金瓶梅词话》多处描写天命鬼魂及轮回报应观念，小说以佛教之因果轮回、得道升天、恶报入地狱的思想支配着内结构，凝聚着作者的宗教观念，深含着作者的意识形态；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用诗词、曲牌暗喻作品的寓意，反反复复讲《黄氏女宝卷》，讲黄氏女出家修行。
小说通过宝卷，宣讲人生短暂，红尘虚无的宗教思想，强调轮回、因果报应。
《金瓶梅词话》中的“九戒”就是李贽的“六度解”的详细诠释，他认为禅定是佛学的最高境界，禅定是人类解脱智慧之本，修道要从六度始，成佛则须领悟戒、定、慧。
劝诫、扬善是李贽佛学思想的根本，他骨子里充斥着“扬善抑恶”的骨髓，在《金瓶梅词话》中蕴含着“善恶从来报有因”的佛学观。
《金瓶梅词话》中的薛姑子和吴道官等是佛学、道教的载体，是宗教符号，世界名著用佛学、道教、儒学，“三教归儒说”扬善，用丑表现美，目的是宣扬“人本主义”；小说在呼唤人性，尊重生命、打翻“存天理，灭人欲”的“被玷污的世界”。
兰陵笑笑生用其表现他的佛学、道教思想，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他利用宗教教义的载体——僧尼对宗教教义进行嘲弄和批判，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宣战，是对晚明文字狱、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下“性禁忌”的挑战，是对不人道的封建桎梏的有力抨击。
兰陵笑笑生利用小说看似表现市民文化，实为史诗般地再现明朝历史，用“三教归一”的理念给小说以深刻喻义，他强调了生命的轮回；一反传统儒家人格的至善至美，在意识形态领域张扬人的天性欲求，使程朱理学高喊的“存天理，灭人欲”遭到强有力的批驳。
兰陵笑笑生把“佛、道、儒”教交相掺杂糅合作内结构构成作品的情节，细致入微地描写吴神仙相面，普静和尚解冤说法，道僧、黄真人、薛姑子来回“串场”说鬼论神，小说中又说又唱神仙道化、得报升天、因果报应，很巧妙地构组完整的故事情节。
《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中蕴含着丰富的道教文化，作者利用道教来表现人物命运的不可知，给人以神秘感。
兰陵笑笑生用深沉理性创作出《金瓶梅词话》一部世情、宗教小说，大师的主体意识在于讽喻明王朝，戒淫劝善，他告诫人们纵欲必然会戕害自身。
作者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用自己的宇宙观、人生价值观来审视人生和社会。
一、李贽的论著与《金瓶梅词话》中的佛教文化
我国大凡经典名著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国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积淀的儒教、佛学、道教文化。
李贽精通道教和佛教，所以，《金瓶梅词话》中人物的性格和情节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禅学和“老庄”哲学，作者用儒、道、佛学凝聚自己的艺术宗教，让潘道官、吴神仙、尼姑做象征，充分体现他的艺术哲学思想，提升了作品的国学品位。
李贽是国学造诣很深的大师，他的“三教归儒说”是对东方文化的精辟诠释。李贽的主体意识里渗透了丰富的佛学与道教文化，对人的生死、财色大彻大悟，对佛教也有着独到深刻的理解。李贽曾阐明：
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若夫道人则视富贵如粪秽，视有天下若枷锁，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粪秽臭也，枷锁累也，犹未甚害也。乃释子则又甚矣：彼其视富贵若虎豹之在陷阱，鱼鸟之入网罗，活人之赴汤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道、释之所以异也，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盖必出世，然后可以免富贵之苦也。[1]
李贽用儒、道、释之学剖析人生真谛，他讲的“儒佛一致”或“三教合一”，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融会儒道。李贽用比较美学对比儒、道、释之学，他认为：儒教看待富贵如浮云，放弃名位如敝屣；道教视富贵如粪土，看名利如枷锁；佛教深悟出荣华富贵如陷坑、罗网，使人生不如死。
李贽把自己的“三教归儒”学说灌注进《金瓶梅词话》中，把佛学、道教思想糅进人物的精神世界，融合在叙事词话里。
李贽在《金瓶梅词话》的“词话”里。作家的主体意识决定了小说的寓意，这正是《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之所以说不尽的缘由。
李贽在杂文和《金瓶梅词话》中的“论鬼神”互补照应，表现了他的主体意识，又反映出民俗和民族“鬼神”文化。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中使用了杂剧《断阴山》的情节说鬼：
……又一人素体荣身，口称：“是清河县富户西门庆，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师荐拔，今往东京城内，托生富户沈通为次子—沈钺去也。”……已而又见一妇人，也提着头，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门庆之妾，潘氏是也……今往东京城内黎家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妇人，面皮黄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虚之妻，西门庆之妾……今往东京城内袁指挥家，托生为女去也。”……已而又一妇人，面黄肌瘦，自称：“周统制妻庞氏春梅，因色痨而死。蒙师荐拔，今往东京与孔家为女，托生去也。”（《金瓶梅词话》第一〇〇回）
《金瓶梅词话》全面体现了李贽的佛学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兰陵笑笑生对死去的人物交代了来生后世，对人的生死轮回画了句号，借普静老师超度亡魂，交代死者转世托生。
李贽曾说：
……三者圆满报身，即今念佛之人满即报以极乐，参禅之人满即报以净土，修善之满即报以天堂，作业之人满即报以地狱，悭贪者报以饿狗，毒害者报以虎狼，分厘不差，毫发不爽，是报身也。身即应身，报其所应得之身也……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则知三世即一时，我与佛说总无二矣。[2]
李贽用佛学的轮回、因果报应来设置人物的命运轨迹，这是佛学者的主体意识所致。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较重的轮回思想，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
佛家，道家文化都讲轮回，说人的灵魂会在天上、地上、地下三个不同空间的不同物质和生命间转生。其实，不同的宗教思想都是在解读真正生命的意义，认识人从哪里来，灵魂到哪里去。
李贽在思想上继承、发展了开山鼻子王阳明的学说，作为领军人物登上国学圣坛，他的“童心说”构成其思想体系的核心。
李卓吾用佛学和“王学”阐述“童心”，他感悟出艺术创作的灵感与佛教的禅悟有相同之处。李贽的美学观带有浓厚的“儒、释、道”色彩，他利用宗教教义的载体——僧尼对宗教教义进行嘲弄和批判，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宣战，是对晚明文字狱、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下“性禁忌”的挑战，他的论著和《金瓶梅词话》是对不人道的封建桎梏的有力抨击。
李贽论著
兰陵笑笑生利用小说看似表现市民文化，实为史诗般地再现明朝历史，李贽的“三教归儒”学说一反传统儒家人格的至善至美，在意识形态领域张扬人的天性欲求，使程朱理学高喊的“存天理，灭人欲”遭到强有力的批驳。
李贽在著作和《金瓶梅词话》中写禅学、道学，实际上是“以其矛攻其盾”，他借用国学的精华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进行大胆破除，大立人文主义思想，作品充满了对“欲”的宣泄与欣赏，强化纵欲主义，矫枉过正地将“欲”与“理”对立，极致地表现了人格、个性独立。
李贽对佛学集大成与梅澹然分不开，梅澹然从精神和物质上帮助李贽传承真正的国学，著书立说，创作出宗教名典《金瓶梅词话》。梅澹然是个智者精灵，她们姊妹的出家为尼使李贽接触到“活菩萨”，在创作《金瓶梅词话》时强化了佛学理念。
所以说，当我们细细品味《金瓶梅词话》，会感悟到浓郁的宗教气息，人物都生存在佛学、道教王国里。李贽运笔下笔如有神，在小说中“处处埋伏因果”，用艺佛学思想劝善惩恶，可谓“大慈悲矣。”
美学家美·N·沃尔斯托夫在《艺术与宗教》中说：
这样，艺术作品就成了神的代表，取代了上帝这个造物主的位置；审美沉思代替了宗教崇拜；而艺术家则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奋力创造对象而我们在专心致至的沉思这些对象时体验到了那在人的生活中具有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家成了神的创造者。当政治革命和技术进步的世俗信仰失去了自己的信徒时，当它们好象要呑没他们时，则世俗的现代西方人中的文化名流们就不断地转向了唯美主义宗教。[3]
艺术与宗教是人类基本的两种文化形态，兰陵笑笑生打造了一个“唯美主义宗教”，使读者“审美沉思代替了宗教崇拜”，在阅读过程中陶冶性灵，净化灵魂。
《金瓶梅词话》用佛学、道教、儒学，“三教归儒说”扬善，用丑表现美，目的是宣扬“人本主义”；李贽的小说“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信仰。它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对被沾污的世界的否定。”（安德烈·马尔罗：《沉默的声音》第601页）
《金瓶梅词话》是兰陵笑笑生用生命意识建立的艺术宗教，它不是通常意义讲的“宗教”，是作者用生命写诗，用超前意识表现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先进思想，道出的是一种信仰。
小说在呼唤人性，尊重生命、打翻“存天理灭人欲”的“被沾污的世界”。
李贽用自己的佛学理念撰写《金瓶梅词话》，他注入了大量禅宗思想，用“三教归一”的理念给小说以深刻寓意，他强调了生命的轮回。
卓吾先生如历史上的许多大学者一样，一生坎坷，晚年皈依佛教。李贽晚年完全把生命意识凝聚在佛教的天国里，他的佛学思想使他的艺术思维带有神奇性和幻想性，这与他削发为僧有关，他的佛学、道教思想带给《金瓶梅词话》的影响很大。
李贽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佛学思想渗透进他的著作中。在给梅澹然的书札中，李贽把自己的后事，特别是佛事，都委托给自己信任的女弟子“梅澹然大士”。
李卓吾老人在遗嘱中写明：“来湖上化，则湖上即我归成之地，子子孙孙道场是依，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4]
遗憾的是，耿定向代表封建邪恶势力烧毁了李贽准备圆寂的佛塔，赶走了一代宗师。李贽虽然死于非命，但佛教给李贽以心灵的慰藉。
《李贽全集注》
他彻悟道：“犹然蝇营狗苟，无人替代尔羞。我劝诸人莫错，快急念佛修福。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凉极乐。”[5]
李贽用佛学论人的生与死，他很超然，不愧是大师，做任何学问都是出于“童心”，妙悟出人生之道和万物存在之理。李贽的佛学论在《金瓶梅词话》中多有闪现。比如：
……先是薛姑子道：“盖闻电光易灭，石火难消……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长空；极品高官，禄绝犹如作梦。黄金白玉，空为祸患之资；红粉轻衣，总是尘劳之费。妻孥无百载之欢，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黄泉。空榜扬虚假之名，黄土埋不坚之骨。田园百顷，其中被儿女争夺；绫锦千箱，死后无寸丝之分……苦苦苦！气化清风尘归土。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换面无遍数。南无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佛法僧三宝。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
《金瓶梅词话》中的薛姑子和吴道官等是佛学、道教的载体，是宗教符号，李贽用其表现他的佛学、道教思想，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李贽的国学体系涵盖诸多学问，他精于佛教经典《华严》的研究，并从中悟出：“唯佛至细至严，所以谓之大慈大悲。
故经曰《楞严》，又曰《华严》。严者所以成悲也，尔韦驮又不可不知也。”[6]李贽隐居芝佛院，亲身体验宗教生活，他“读书须以我观之始得”，对《金刚经》《心经》《楞严》《华严》《法华》等佛教经典深入研究，得到妙悟：“因其支分派别，源流不绝，则名之曰宗；因其重明继焰，明明无尽，则称之曰灯；其实一也。”
同时他又批评那种拘于宗派之见的偏见：“若永嘉真觉大师与南阳忠国师，虽来暇叙其后嗣，然其见谛稳实，不谬为六祖之宗明甚，乃《传灯》者即己意抑而载之旁门，何其谬之甚欤？”[7]李卓吾曾写有“豫约”，即遗嘱。其中有一段提到：
我有西方诀，最说得亲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须知此趣向，则有端的志气矣。不然，虽曰修西方，亦是一句见成语耳。故念佛者定须看通了西方诀，方为真修西方之人。[8]
《西方诀》，就是《净土诀》。李贽读经文得到这样的感悟：
……以至生老病死，明与无明，四谛智证等，皆无所得。此自在菩萨智慧观照到无所得之彼岸也……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出离生死苦海，度脱一切苦厄，真实不虚也。[9]
李贽是生活的强者，面对艰险与生死很超然，他在佛学中“度脱一切苦厄”，这是命运和封建卫道士迫使他被动地出家。
他把现实人生的“人伦物理”作为佛教出世成佛的理想基础，他在修行中用人学领悟出佛学的最高境界是“实性即佛性”，他说：“弃有着空，则成顽空矣，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唯豁达空，须细加理会，学遭到此，已大段好了，愿更加火候，疾证此大涅槃之乐。”[10]
他曾表述自己的佛学观：“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诸相原非相”有不同见解，强调“见即是相”，他反问道：“抑诸相宛尔在前，而我心自不见之耶，抑我眼不见之也？眼可见而强以为不见，心可见而谬以为不见，是又平地生波，无风起浪，去了见复存不见，岂不大错！”[11]
李贽认为“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惴，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大寂灭之藏海也……”[12]
他的佛学观追求人若能豁达至“真空妙智”，乃是大涅槃之极乐。
海 报 图
李贽个性孤峻，头脑里充满哲人的智慧，他虽出家当和尚出世了，但做学问却更加深入地入世，他潜心研究了社会、人生和兵法，作出《道古录》、《净士诀》和《孙子参同》。
李贽的修行方式往往打破常规，与念佛人遽然不同。卓吾先生的佛学实际上就是他的人学的延伸，用人道解说佛学之道，他大彻大悟人生，参透了人的本质属性。
李贽在讲因果，劝诫节制“人欲”修成正果，这是他用佛学寻找人的“正道”，探索他所张扬的“人性”最高境界。这里延伸着哲学的“二律背反”：《金瓶梅词话》在强调禁欲修行的同时，又极力渲染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庞春梅等人纵欲丧身的人生悲剧。
胡僧送给西门庆春药时反复叮咛“不可多用，戒之!戒之!”“春药”象征着“纵欲主义”，悲剧人物的早死阐明了物极必反。
《金瓶梅词话》是李贽的精神现象的载体，体味出人生五味杂陈，他用佛学、道教暗喻人物的命运，预示朱家王朝的悲惨结局。
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反反复复讲《黄氏女宝卷》，讲黄氏女出家修行。小说通过宝卷，宣讲人生短暂，红尘虚无的宗教思想，强调轮回、因果报应。
《金瓶梅词话》中“吴月娘听宣黄氏卷”已讲出李贽的佛学思想。黄氏说道：
……诸佛海会悉遥闻，普使河沙同净土。伏愿经声佛号，上彻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离苦海，作恶者永堕沉沦；得悟者诸佛引路，放光明照彻十方……小孩儿得见亲娘；入母胎三宝不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曰：众等所造诸恶业，自始无始至如今；……五报祖师亲传法，六报十类孤早超身。摩词版若波罗蜜。（《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四回）
比对李贽的佛学经文：
……盖以因果之说尚未明了，轮回之语犹自生疑故也。夫因果之说，种桃之喻也。种桃得桃，必不生李；种李得李，必不生桃。投种于地，宁有僭乎？轮回之语，因果之推也。果必有因，因复为果；因必生果，果仍为因。如是循环，可思议乎？由此观之，报施之理，感应之端，可以识矣。自种自收，孰能与之；自作自受，孰能御之。[13]
李贽用辩证法来解析因果报应，这是在劝诫，在讲人学；他把这一理念用在创作《金瓶梅词话》中，强化了宗教色彩。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说：
此八句，单道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如谷应声。你道打坐参禅，皆成正果，相这愚夫愚妇在家修行的，岂无成道？礼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经者，明佛之理；坐禅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
兰陵笑笑生与李贽讲经布道可谓异口同声，一个说：“轮回之语，因果之推也。果必有因，因复为果；因必生果，果仍为因。”另一个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如谷应声。”
潘金莲被杀后，兰陵笑笑生写道：“往事堪嗟一场梦，今身不值半文钱，世间一命还一命，报应分明在眼前。”（《金瓶梅词话》 第八十七回）。
李贽信佛，原来兰陵笑笑生正是李贽，他告诫佛徒和世人一个念佛医病的异闻奇事：
龙湖僧常通，为因病疮苦恼……叵耐两年以来，痰瘤作祟，疮疼久缠，医药徒施，岁月靡效……以是吉日，礼拜忏文。仗诸佛为证明，一忏更不再忏；对大众而发誓……倘再悔罪而复忏，甘受诛夷。伏愿大慈大悲，曲加湔刷；大雄大力，直为洗除。法水暗消，疮口自合。[14]
李贽坚信这是僧人常通与众弟兄殷勤礼拜，佛菩萨的悯念救治了僧人的怪病。李贽是一个把宗教与艺术完美糅合的大师，他轻车熟路信手拈来，在《金瓶梅词话》中大量谈佛学，借王姑子之口说：
“……投胎在母腹中，因为度众生。裟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转凡身。借胎出壳，久后度母到天宫。“五祖一佛性，投胎在腹中。“权住十个月，转凡度众生。”（《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
李贽出世是为了藏身、自我保护，逃避世俗干扰自己做国学研究。他是个集佛教、道教、艺术宗教徒于一身的一代精神领袖，他虔诚地遵奉人道。
佛学使他在逆境中修炼成为哲学、美学、文学、佛学、道教大师，坦然面对生死。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中描述了丧葬做法场的宏伟场面，作者同情怜悯李瓶儿，她死时只有二十七岁。
西门庆痛苦万分，为亡妻举行浩大的葬礼，场面之大犹如皇后、王妃之国葬。李瓶儿死了，人死“引净魄出于冥途。
一心无挂，四大皆空。苦苦苦！气化清风形归土。一灵真性去弗回，改头换面无遍数。”（《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
可见，兰陵笑笑生用佛学理念来组词造句叙事，文字突出表现了李贽的净土思想，意在劝诫，用佛学来充实人物的心理内容，正如他在《豫约》中所说的：“夫念佛者，欲见西方阿弥陀佛也。见阿弥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无别有西方生也。见性者，见自性阿陀佛也。见自性弥陀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15]
李贽的佛学、道教思想贯穿《金瓶梅词话》的前后，佛学、道教加深了《金瓶梅词话》的寓意，使其内容丰富，成为世界文学名著。
《金瓶梅词话》貌似“宣淫”，其实可谓“以淫戒淫”，用佛学的轮回来警示“色戒”。小说中是这样描述“九戒”的：
师中尊，太清主。道包天地玄元始，历劫度苦出迷魂。死魂受炼，受炼超仙界。
高功曰：“既受三皈，当宣九戒：第一戒者，敬让——孝养父母。第二戒者，克勤——忠于君王。第三戒者，不杀——慈救众生。第四戒者，不淫——正身处物。第五戒者，不盗——推义损己。第六戒者，不嗔——凶怒凌人。第七戒者，不诈——谄贼害善。第八戒者，不骄——傲忽至真。第九戒者，不二——奉戒专一。汝当谛听，戒之！戒之！九戒毕。”（《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六回）
“九戒”是指九种危害国家而必须防止的现象，史书注释：“九戒，一内有柔成，二示有危倾，三旅有罢寘，四乱有立信，五教用康经，六合详毁成，七邑守维人，八饥有兆积，九劳休无期。”孔晁注：“‘九戒’皆危道也。”（《逸周书·文政》）
比对李贽的佛学论：
……道从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禅定其一也。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为屋种田……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真禅定之本，而禅定又为智慧解脱之本。六者始终不舍，如济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总以解脱为究竟，然必须持戒忍辱以入禅定，而后解脱可得。[16]
《金瓶梅词话》中的“九戒”就是李贽的“六度解”的详细诠释，他认为禅定是佛学的最高境界，禅定是人类解脱智慧之本，修道要从六度始，成佛则须领悟戒、定、慧。再听听李贽怎么说：“佛说波罗蜜，波罗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说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诚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17]
李贽又说：“不信经中分明赞叹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无空无色，尚何有有有无，于我挂碍而不得自在耶？”[18]
李贽把论禅学的精华注入到《金瓶梅词话》中，使小说充满了宗教气息，这也与他点评当时的小说有关，《西游记》也会影响兰陵笑笑生的创作。卓吾先生博学，他对佛学的最高境界的论述非常精辟：
明因曰：豁达空是落断灭见，着空弃有是着无见，都是有造作。见得真爷娘，自无比等见识。然即此见识，便是真空妙智。
弃有着空，则成顽空矣，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此太虚空不能生万有。既不能生万有，安得不谓之断灭空，安得不谓之顽空？[19]
李贽论述了佛学的至高境界“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此太虚空不能生万有”。
他与尼姑明因探讨了佛家的理想精神世界是“真空妙智”，使人灵魂净化达到“大涅盘之乐”。李贽用自己的“三教归儒说”从国学的演变来认识佛教，他每到一处必参拜神佛，留下带有佛学思想的诗篇，其著书和布施都有独特见解。他认为：
佛说六波罗蜜，以布施为第一，持戒为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劝修者，戒也；众居士之所以布施者，为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获其第一；而众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为益重，所谓青于蓝也。[20]
大师的主体意识都蕴含着浓厚的佛学思想，李贽的佛学思想离不开平民意识，他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伦物理”是合理的，把出世成佛的理想建立在现实人生的基础之上；他利用佛学这一思想武器，对封建正统儒学、假道学进行批判，蕴含着启蒙主义。
最终，李贽站在佛教立场上融会儒道，创立了“三教归儒说”，其目的还是在意识形态清除封建观念。
卓吾先生在与耿定向论战时，他在佛学领域也进行了驳斥和清算：“戒谨不睹，恐惧不闻，毋自欺，求自谦，慎其独。孔圣人之自傲者盖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来之有也。”[21]
李贽是以人性来诠释神性，他的佛学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和个性独立的基础上，不受封建统治者规定的“圣教”制约，要超然做人。李贽的遭遇和人生心灵磨难使他坚信“因果报应”，认为人的生命会轮回，来世再生，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普遍信念。
佛教给李贽晚年一块心灵净土，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是，卓吾先生的佛学思想并没有逃避尘世之七情六欲，他说：
……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莲台而证真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洁可矣。[22]
李贽以佛学说人学，意在彻底否定用理学抑制人的性情，高扬人文主义精神，要人活着“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
也就是说，他认为人要活得自由、洒脱，具有个性化，不能做封建专制主义桎梏下的玩偶。
可叹封建专制主义使民族精英、国学大师李贽被逼自杀。凡是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对最有才华的民族精英下毒手，因为这些国学大师、精神领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跟封建统治者作对，为统治阶级所不容。
李贽坦然殉道，他死时心灵深处信仰“轮回论”，这是他们佛教精进修行的必然结果，心灵的慰藉使大师们能够平静地离开人欲横流、是非颠倒的尘世。
二、李贽论著与《金瓶梅词话》中的道教文化
大学者张岱年曾说：“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的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张岱年：《论老子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英国著名科学家、汉字家李约瑟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这些树根今天仍然生机勃勃。”（李约瑟：中国科学科技术史》）
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林语堂说：“老子的隽语，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装饰便可自闪光耀。”（《老子的智慧》）
著名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尼采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尼采：《尼采文集》)
李贽五十岁后酷爱研究《周易》，探讨“老庄哲学”，这正是构思《金瓶梅词话》的开始。李贽是在道教盛行的泉州长大的，他受环境的影响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李贽在“道教钞小引”中谈及道教说：
凡为释子，但知佛教而不知道教。夫道家以老君为祖，孔夫子所尝问礼者。观其告吾夫子数语，千万世学者可以一时而不佩服于身，一息而不铭刻于心耶？若一息不铭刻，则骄气作，态色著，淫志生，祸至无日矣。[23]
李贽热衷于学习道教文化，对道教的起源做了精心研究，领悟出老庄哲学的奥妙，铭刻于心，李氏学说中充满了佛学与道教分的内容，他自己回忆说：
……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贯，集为《道古》一录。于是遂从治《易》者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24]
李贽是研究《周易》的大学者，晚年用七年时间研究《易经》，他精通六十四卦的卦象，国学大师的《易因》，后被收入道德经籍总汇《道藏》。李贽和认为：
……文王因象以设卦，因卦以立爻，而夫子为之传，直取本卦爻之象而敷衍之，即所系之辞而解明之，极易看，亦极难看。何者？后儒不知圣人之心，而徒求之于高远，是以愈离而愈穿凿，至今日遂不成文理耳，何以能使人人修身齐家而平天下乎？夫文王系《易》，在羑里时也。此何时也！字字皆肺腑，一人之心通乎天下古今人之心，然后里可出也。[25]
文王拘而演《周易》，李贽在逆境中研究《易经》，他悟出“圣人之心，而徒求之于高远”，明白“一人之心通乎天下古今人之心，然后里可出也”。
他从《周易》中认识到中国哲学的深层理性，开创自己的学说。李贽对历代所注解《周易》之书有异议，才潜心研究《周易》。
李贽认为孔子以后的《易》学，多悖《周易》原旨，所以他自命说“夫子之所攸赖”，他以科学理论来解读《易》义。
李贽曾避祸到河南商县的黄檗山中精心研究《周易》，撰写学术著作《易因》。李贽的哲学思想与《周易》思想关系密切，他的本体论思想实际上以《周易》为宗旨，他的易学思想就是面对人生。
李贽深受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他对情感问题进行了哲学思考，对《周易》的易理进行研究，觉悟到人之情感诉求的天赋权利，妙悟出情之所以为情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神秘。
李贽对《周易》的痴迷与其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李贽的本体论思想实际上以《周易》为宗旨，反理学，他将自己的易学思想建立在人学的基础之上，将人作为易学中的本源来认知“干道成男，坤道成女”。李贽说：
咸者，无心之感，所谓何思何虑也。何思何虑，非无思无虑也，直心以动，出于自然，终日思虑，而未尝有所思虑。故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世之学者，执于途而不知其归，溺于虑而不知其致，则为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李贽：《李贽文集》第七卷，《九正易因》，第171～172页）
李贽的道教思想即“自然之道”，他告诫“世之学者”要用心感应世界万物生存、进化之道，有所思、所虑才能知晓阴阳八卦。
李贽认为人的“感情”就来自人的血肉之躯。先哲李贽的情感、性感论来自对《周易》的深层理解：他受“咸”卦的启迪，以阴阳变数、男女性情类推天地万物，他认为天下众生皆有性灵、性感，这是自然生成的。
李贽像
他说：“夫唯感应一机，则随感随应，而何用憧憧而思以欺人也。”（李贽：《李贽文集》第七卷《九正易因》，第170页）李贽的《九正易因》是对理学的唯理主义的批判，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
传统哲学的宇宙论是泛情论，认为宇宙乃是因感生情的，在中国古代哲人的心目中，世界乃有情世界，众生乃有情众生，社会之礼乃因人之情。
李贽一生追求超脱出世，又著书以求传世，他情高性傲而不近世俗，故尝以“老子”自称。
袁中道在《柞林纪谭》中载其言曰：“释迦不论智愚贤否，只要他了生死。老子则有无为之学问矣。释迦不可及矣，吾庶几者其老子乎？”[26]
李贽论述的哲学是对民族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文化精英代表着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真正灵魂。李贽是国学大师，他天目大开，心神领悟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之道，彻悟佛学、道教文化。他精辟地阐明：
……须知孔子不以孔鲤传，释迦不以罗喉传，老聃不以子宗传，则公可以抚掌大笑矣。勿谓道家法力胜禅家，道家固不能离道而为法也。勿谓服食长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长生乎？勿谓灌顶阳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劳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顾影，勿疑形，则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27]
耿定向之流和后世的追随者乃是毁灭人性，假道学者宣扬的都是“非自然之道”，他们是害人害己的文化蠹虫，他们欲焚毁李贽的论著和小说；但结果适得其反，李贽的伟大学说和作品亘古不灭。
《金瓶梅词话》中渗透着李贽的“男女感应之道”，矫枉过正地用了大量性描写，目的是用佛学和道教揭示男女之间的自然之道，不能因此被视为“淫书”，它的美学价值在于隐蕴，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语）。
李贽对《周易》的见解遭封建专制者诋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九正易因》说：“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28]
李贽像
李贽皈依佛门，晚年研究《周易》，他是博学的国学大师，对道教谙熟。李贽对老庄哲学融会贯通，他利用中国经典的古典哲学来辨析佛学、道教。庄子说：
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天道、人道、正道成为李贽心灵中的三道碑，成为大学者、大文豪主体意识的精髓，蕴含在《金瓶梅词话》和其他著作中。
李贽倡导“人人平等”思想，他在《九正易因》中有多处流露，他用人学阐释“干卦”。李贽把天降为万物中的一物，打破了天是万物主宰的观念，不对天迷信，极力反对宋明理学，颠覆其传统，用《周易》表达个人的思想观念。
李贽把天推演为更高一个层级的生命体，用天道、人道推论出人的地位，用玄学论证人人平等。
李贽认为六条阳爻是平等的，群龙无首，群龙平等，说明每一条龙是独立的、自主的，同时也意味着每一物、每一人是独立的、自主的。
李贽的道教思想在于对《易经》彻悟和对老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科学地诠释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理论体系建立在人、人情、人性之人学上。
《金瓶梅词话》中李瓶儿病危时，西门庆请潘道士设的法场给李瓶儿驱鬼，但见：
……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灯坛，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华盖，周列十二官辰，下首才是本命灯，共合二十七盏。先宣念了投词……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发来，仗剑，口中念念有词，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诀，蹑瑶坛。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声令下一声雷……大风所过三次，一阵冷气来，把李瓶儿二十七盏本命灯尽皆刮尽……那西门庆听了，低首无语，满眼落泪，哭泣哀告：“万望法师搭救则个。”潘道士道：“定数难逃，难以搭救了。” （《金瓶梅词话》六十二回）
这段情节把道教为人行法术的过程描写得很逼真，吴道官利用道教祭天地全神，驱邪祟，预测李瓶儿的吉凶祸福。
只有了解、研究道教与佛教的李贽才能写得得心应手，李贽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大学者，他谙熟道教是以生存与享乐为终极目的，以羽化升仙为最高理想，诱导人们在迷狂的气氛中，心灵得到抚慰和宣泄，不得不虔诚信仰天尊神鬼。
小说中，兰陵笑笑生用斋醮迷狂的宗教仪式，把人物放在道教的世界，令西门庆和众人置身于特定境况里，请道士们装神作法，他们受强烈的感官刺激，惊愕迷乱，信神信鬼，表现西门庆笃信宿命论。
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里注入了大量佛学和道教文化，使其具有宗教的神秘感。其实小说艺术也是一种人类宗教，创造者和欣赏者的想象力犹如宗教教徒一样创造美的意境，以抒发自己的情感。
宗教刺激文学的想象，并为文学提供大量的意象，文学又借助自己的传播优势成为宗教思想、宗教形式的载体和媒体。
李贽是杂家，他在创作《金瓶梅词话》时就生活在道教和佛教的氛围里，他非常熟悉庙宇的环境，故而能够详尽地描绘出一座好庙宇：
……九龙床上，坐着个不坏金身万天教主玉皇张大帝，头戴十一冕旒，身披衮龙青袍。腰系蓝田带，按八卦九宫；手执白玉圭，听三皈五戒……演法坛中，夜月常闻仙佩响。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
兰陵笑笑生精通“九宫八卦”，他在《金瓶梅词话》里注入大量的道教内容，设置了一个“寄法名官哥穿道服”的宏大场面。
道教文化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世界读者会感悟到东方文化的神韵。李贽是站在民族大文化的高度，将小说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道教渗透到小说中。
把兰陵笑笑生与李贽的作品中的宗教、道教思想联系在一起比对就会发现，他们的哲学观念、学术理念、性格特点、思想特色或表现手法是相同的；其艺术思维指向、情节模式指向都在一个坐标系上。
这说明李贽与“兰陵笑笑生”就是同一个人，就像“温陵居士”、“百泉居士”、“老苦”一样，就是李卓吾本人。
李贽精通老庄哲学，《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老子哲学中的宇宙观“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老子》论证了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李贽把道教的哲学思想蕴含在《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性格塑造上，表现人物的性格悲剧。
他把研究道教的理论融进《金瓶梅词话》里，将自己的学术见解作为世情小说的寓意。李贽后半生都在反驳压抑人性的理学，用本体论冲击理学，倡导人性回归，张扬人格独立。
朱程理学一统华夏数百载，物极必反，到晚明时期，中国涌现出对道统的伦理学反叛思潮，享乐观首先使皇帝和臣僚无节制地淫乱，艺术自然会反映淫秽猥亵。
道教的游仙思想影响了艺术创作，《金瓶梅词话》蕴含着道教的房中修道观，作者用“宣淫男女成仙成道”来结构故事；利用道教揭示崇拜女性的主题，矫枉过正地渲染“性活动”，与理学唱反调。
道教以神仙说为中心，以庞杂的信仰为依据，加上道家、易经、阴阳、五行、卜筮、占星、谶纬之说，并杂以种种方术，形成道教独具的一整套鲜明体现自己特色的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神谱、宗教实体等宗教体系。
世人因逃避苦难以求长生而信奉道教，道教信仰的宗旨是得道成仙，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这就能使信徒认为苦练修行可长寿，追求仙境般的现实存在。
《<金瓶梅>版本图鉴》
历史上“神仙道教”泛神化，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潜移默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中独特的神灵世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金瓶梅词话》问世的时候，社会流行道徒方士，传授房术，提供春药，纵欲主义成为时髦，文人学士多有淫亵嗜好，小说中胡僧云游登门密授房术，传予淫药，西门庆色欲享乐的情节就再现了这样一些世俗生活场景。
《金瓶梅词话》中表现“道人僧人，时隐时现，串联故事，幻化情节”的情节模式，再现明朝儒释道合流互补蔚成风气。
李贽把佛道交相掺杂糅合作内结构构成作品的情节，细致入微地描写吴神仙相面，普静和尚解冤说法；道僧、黄真人、薛姑子来回“串场”说鬼论神，小说中又说又唱神仙道化、得报升天、因果报应，很巧妙地构组完整的故事情节。
且看《金瓶梅词话》中表述神仙道化的一段：
……这黄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说：“这女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时，理取印绶之格……今年流年丁酉，此肩用事，岁伤日干，计都星照命，又犯丧门五鬼，灾杀作抄……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财物。若是阴人，大为不利。断云：计都流年临照，命逢陆地行舟，必然家主皱眉头。静里踌躇无奈，闲中悲恸无休，女人犯此问根由：必似乱丝不久，切记胎前产后。（《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
黄先生用算盘算“流年临照”，乃用《周易》占课，测定李瓶儿的命运。作者又用诗吟唱人物的吉凶祸福，暗示人物的人生悲剧结果。
李瓶儿参与伤害前夫花子虚，携带钱财投情夫西门庆，她自己跳进悲剧人生的陷阱，甘心做小受心灵压抑，这叫自食其果。
作者表现人物的结果命中注定，李瓶儿的儿子“官哥儿”农历八月死于雪狮子惊悸。
潘金莲为争男人设计伤害李瓶儿母子，星照对她与李瓶儿都不利。西门庆真爱六房小妾，为保李瓶儿的性命，他找黄先生算命，又请潘道士来家中做法事，为李瓶儿禳保，但无济于事，命中注定，李瓶儿丁酉年在劫难逃，她带着残缺美短命早亡了。
《金瓶梅词话》的布局是按照道教核心来设置许多故事情节，表现人物的命运悲剧的。又如：
月娘见他治不的了，说：“既下药不好，先生看他命运如何？”吴神仙掐指寻纹，打算西门庆八字，说：“属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时。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岁。算命见行癸亥运。虽然是火土伤官，今年戊土来克壬水，岁伤旱。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么当的？虽发财发福，难保寿源！有四句断语不好。”说道：“命犯灾星必主低，身轻煞重有灾危。时日若逄真太岁，就是神仙也皱眉。”（《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
李贽不是在做“神仙道化”说教，而是用佛学、道教来暗喻人物和王朝的命运，明说神鬼，暗示的是意识形态，表现出神秘的宗教色彩。
李贽超脱世俗世界，站在历史高度纵观晚明社会和世俗人生，主体意识鲜明地塑造人物。
兰陵笑笑生受当时小说描写神仙道化的影响，以神性表现人性，利用神仙道化来表现主人公的悲惨结局，这是中国人对命运不可知之诠释，表现出浓厚的文化底蕴。
华夏文化博大精深，李贽把道教文化、僧道做法的场面描写得十分逼真，他精于研究《周易》、老庄哲学，谙熟道教活动，所以再现时得心应手。
《金瓶梅词话》中蕴含着丰富的道教文化，作者利用道教来表现人物命运的不可知，给人以神秘感。西门庆中年得子，他怕勾命鬼勾去娇儿的魂，怕独子夭折，他设坛以道教庇护儿子，这是为后来西门庆哭娇儿做铺垫，在蓄情势，增加悬念；可是事与愿违，命运在折磨着这个有权有势的豪门巨商。
吴道官在人物命运转折前几次出现，他成为“戏筋”，是贯穿故事情节的内结构关键人物，具有表现主义的象征性。
绘画 · 金瓶人物
且看《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涉及佛学、儒学和道教的一个片段：
……那施灼龟双手接着，放上龟药，点上了火，又吃一瓯茶。西门庆正坐时，只听一声响。施灼龟看了……西门庆道：“小儿病症。大象怎的？有纸脉也没有？”施灼龟道：“大象目下没甚事，只怕后来反复牵延，不得脱然全愈。父母占子孙，子孙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大动……一男伤，二女伤，草船送到南方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
李贽是研究《周易》的学者，他内行地描述最古老占卜法。兰陵笑笑生的“词话”中表现出深厚的佛学、儒学和道教文化信息，道出善恶报应，子嗣孝道，无后为大。
“施灼龟”和洋和尚又是李贽道教思想的“符号”，是作者的化身，透露出一个大思想家博取多种观念的痕迹；
……见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蜡箍儿，穿一领肉红直裰，颏下髭须乱拃，头上有一脑光檐。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未除火性独眼龙……向西门庆点了点头儿，粗声应道：“你问我怎的？贫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云游至此，施药济人……”（《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
李贽笔下写的“洋和尚”有原型，就是西方传教士“利西泰”。李贽的心胸豁达，为了解、学习西方文化，他曾与利西泰过从密切，他曾作诗“赠利西泰”：“逍遥下北溟，迤俪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29]
李贽晚年精心研究《周易》，撰写出《九正易因》，他把《易》道用在《金瓶梅词话》的创作，用佛学和道教理念作为小说的内结构进行巧妙构思；李贽精通《易经》，明白《易》以道阴阳，《易》道包容广大，他以“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为哲学基础，揭露了封建礼教之男尊女卑的形上之“理”的虚妄性；批判“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传统偏见，提出“不敢以男女分别，长短异视”的命题；建立“童心说”、“真心说”为核心的人性论；他把《金瓶梅词话》作为佛学、道教、哲学理念的感性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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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贽;焚书:卷六,赠利西泰［M］,中华书局,1975年版,247页.
文章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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