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交流，特别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1][2]
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务部门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京杭大运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实现复航，计划于2017年实现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京、津2市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人口稠密，农业集约化程度高，生产潜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沪宁和沪杭铁路及公路网相继修建，与运河息息相通；沿线各地工业先后兴起，城镇密集，是中国经济精华荟萃之地。[14]
京杭大运河(16)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16]
元代开通海运，但是每年几百万石的漕粮、东南的贡赋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亿万件的消费品都要过长江渡淮河，经会通河北运，海外运来的商品过境之后也是经运河到燕京，会通河得名会通，就是因为“江淮之漕，浮汶泗经达临清，而商旅贸迁，游宦往来往暨闽粤、交广、邛 、川蜀，航海诸番贡 之入莫不由是而达”。[16]
由明而清，每年400万石（1石约今天27市斤，400万石大约有5万4千多吨）的漕粮由运河北上，此外，每年数十万匹苏杭织造丝织品运抵京城，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专办御用官用的绸、缎、纱、罗、布匹。湖广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运河北上，到北京修宫殿，建宗庙。[16]
物产交流和经济交流极大丰富起来，明代北方棉花种植很普遍，发达的纺织业在江南，结果自然是棉花南运，布匹北运，太湖流域号称衣被天下，棉布和丝织品几百年来一直是运河上的主要货物。[16]
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运河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商品集散地，商业盛衰与运河始终。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邵伯镇以棉、夏、葛、标、黄草等布及米、豆、竹、木为主要货物，被称作“御长十里，客货云集，江北第一大镇”。[16]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他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福建泉州）。运河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将陵（德州）运河上南北运输商品极多，最多的是丝、香料。济宁商业手工业很发达，“船只多得令人难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农业都极发达，淮安的货运可以通到40多个城市。宝应、高邮、扬州都是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很繁华。真州（仪征）是运河通江口岸之一。长江上每年有20万艘船航行，每船载重约50万-150万斤。真州是盐、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业为主，产丝织品和农产品。苏州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16]
明永乐之后，官运之外，运河上商运逐渐增加，运河上开始设关收船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其中近1/3收自运河上往来的商船。[16]
北京的什刹海、后海一带，包括积水潭，正是当年行船漕运的终点，千帆竞泊，热闹繁华。积水潭的码头应该不止一个，环绕积水潭两岸都可停泊，《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元大都的繁华盛景。“比较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最盛时，积水潭舳舻蔽水，盛况空前。”[16]
当时的文人雅士汇集在积水潭边赏酒作文，食肆、勾栏等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最著名的大都杂剧主要活跃在积水潭周围，一批著名杂剧家聚集于此。”历史学家们说，当时元大都的社会经济文化几乎全集中在积水潭。
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合，进海河最后流入渤海，漕运鼎盛时，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来往的漕船每年有2万多艘、官兵12万人次，商船3万艘，运河的开通使一个小小的直沽寨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16]
明代漕运使运河通州码头盛极一时。明代运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帮，由124处卫所12万多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大多漕船在通州空仓回航。各帮船于通州只许停留十天，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伴随三月一日首帮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开漕移师上将燃放“万头鞭”，数十档花会竞技，沿途商铺施茶献果，贾船掷银捐物，繁闹堪比京城各处庙会。清代沿袭此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最后一艘漕船离开通州码头，景象不再。[16]
十九世纪海运兴起，以后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境内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5]
社会
在社会领域，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17]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5]
政治
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17]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人将大运河誉为“大地史诗”，它与万里长城交相辉映，在中华大地上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同为汇聚了中华民族祖先智慧与创造力的伟大结构。[5]
漕运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和区域社会开发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漕运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
历史
编辑
背景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河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例如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北伐齐国，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4]
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因为此时天下已统一。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400多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隋统一全国后，格外重视这个地区，但隋定都长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随经济重心的发展变化南移。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不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官僚贵族或是北方边境。同时，长时期的分裂阻断社会南北经济的交流，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经济加强联系。[4]
隋开运河不仅仅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大发展的时期，他们的力量相当强大。隋统一后，他们仍依恃其强大的势力，企图与中央政权抗衡。这一尖锐矛盾在江南地区一直存在，使隋政权面临严重威胁，隋统治者要实施对南方的有效统治，贯通南北运河势在必行。同时，北部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对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军队驻扎边境，这些军队仅靠屯田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江淮和中原粮饷供应。路途遥远，开凿运河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隋以后的历朝历代，至清朝后期，无论是大一统时期政权，还是分裂时期的政权，都注重运河的疏凿与完善，其动机无外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充分利用运河漕运。以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将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华大地统治者主要手段之一。运河的修复改道，其缘由亦是现实中运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权的都城位置变化。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4]
运河是由统治者主导开凿整修而成，统治者们集合庞大的人力、物力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运河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漕运目的而生的，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维持王朝的生命延续。由于海运的海盗、风浪等问题难以解决，在漕运史上运河水运是主要首选方案。开凿运河是一件名符其实的功在当代、利在万秋的伟举，对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时隔不久就能显现，给王朝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历朝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河的修造。[4]
建设
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5]
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最后一次的兴修完成才称作“京杭大运河”。[6]
- 春秋末期
地图(9)
胥溪、胥浦是大运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运河的萌芽时期，相传是以吴国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当时统治长江下游一带的吴国君主夫差，在吴国早已攻克楚国、越国之后，挡在他面前的只有齐国，夫差为了北伐齐国，争夺中原霸主地位，他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即今里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运河就是为水上运输而生的。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7]
吴王此后在艾陵（今山东泰安）打败齐国。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率精锐大会诸侯，与晋争霸，结果吴国被越国偷袭所灭。夫差虽然身死，但是他留下来的不仅有扬州的雏形，而且这些运河至今仍在使用。[7]
- 隋唐时期
隋运河分布图
“隋唐大运河”，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8]
在公元七世纪初隋炀帝统治后，迁都洛阳。为了控制江南广大地区，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丰富物资运往洛阳，隋炀帝于公元603年下令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又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下令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约1000公里长的“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再于公元610年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当时的对外贸易港）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这样，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9]扬州是里运河的名邑，隋炀帝时在城内开凿运河，从此扬州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10]
（1）广通渠，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以渭水为主要水源。
（2）通济渠，从洛阳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
（3）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
（4）永济渠，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
- 元明清时期
京杭大运河
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11]
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十八年（公元1281年）开济州河，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75公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125公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长25公里。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11]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自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在今天的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长82公里；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长186公里；天津到临清称南运河，长400公里；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500公里；台儿庄到淮安称中运河，长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称里运河，长约180公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330公里。[11]
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11]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现有京杭大运河苏杭段客运航线往返。淮安大运河的入淮口，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12]
- 近现代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沿线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4年，漕运总督也被撤废。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部分河段已进行拓宽加深，裁弯取直，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吨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13]
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已将江、河、海衔接起来。
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通过它长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14]
运用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封建王朝当权者以它为基础建立了将各地物资输往都城的历时千年的漕运体系，维持着王朝的生命。[4]
漕运之中围绕运河的水运，相关的漕粮调配、收缴、发送、押运、下卸、进仓储备等方面，在实际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不断因地制宜更新发展，使得漕运体系发展起来，几经变化。每一变化都是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发展而来。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达运输法”为“分段运输法”，即水通则漕运，水浅则储仓，设粮仓于运河沿岸。这样，漕船既不停滞，漕粮也无损耗，极大提高漕运量。唐后期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创“转搬法”分段接运，改民运为官运，改散运为标准麻袋盛装，船只编组等等，集装化系统化运输。建立漕运奖励制度，以盐利为漕佣，解决漕运经费问题。这些创新切实促进漕运的发展。宋、元、明、清在漕运方面根据运河的实际状况也不断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4]
统治者对运河的使用到明清时期也发生着务实的变化。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市场行为日益增多，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漕运一方面带动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漕运本身越来越商业化。先是漕运中私带货物，由少到多。朝廷见禁不住，转而主动明确允许漕船北上时可以附带一定的货物，漕船南返时允许载客运输。这种漕运政策的变化是政府务实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实，没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补贴漕工的生计，同时，官绅大贾们也有这种需求。漕船所带货物数额日益增长，漕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镇。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沧州、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大运河虽为漕运所开，但当时代对之有商运需求时，统治者也与时俱进使之成为商运之河、民运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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