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群学君
01 | 国家究竟是什么？
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先了解，究竟什么是“国家”。
古今中外，有关国家的理论汗牛充栋，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立场的学人，观点往往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有共识，就是国家是一个抽象的、集合的概念。
什么叫抽象的集合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每年给刚进校的大一同学上社会学入门导学课，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大家现在都是南京大学学生了，那么，谁能告诉我，南京大学是什么？南京大学在哪里？
大部分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南京大学在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对，这是南京大学现在的主校区地址。但是十年前，南京大学在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半个多世纪前，南京大学在南京市玄武区四牌楼2号，说不定再过二十年，南京大学所在地又变了。所以，单纯的地理与空间概念，与一所大学的“存在”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次疫情就是个极端的例子，全校师生，分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仙林大道163号那个校园里空空荡荡，可是，南京大学照样在正常运转，并没有消失。
同样的道理，南京大学的“存在”，和它一届届具体的师生，也没有多大关系。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的三江师范学堂，今天，这所学堂所有的师生，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并不代表三江师范学堂也消失了，相反，它已经被写在校史中，世世代代被记诵，只要南京大学存在一天，三江师范学堂也存在一天。
所以，“南京大学”究竟是什么，最根本的不仅仅在于它坐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建筑，有多少师生员工，有过多少科研成果，而在于，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特别是这所大学里的人）都发自内心的相信，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一起生活、学习、科研，他们形成的这样一个群体，叫做“南京大学”。
社会科学上，把这种“发自内心的相信”，称作“认同”，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群体，叫做“共同体”。所以，“南京大学”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因为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南京大学的教室、宿舍、体育馆、图书馆，南京大学老师、学生等具体的“东西”，他们属于南京大学这个共同体，却不能和南京大学划等号），但是它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它就“存在”于我们的“认同”当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就是抽象的集合名词，“国家”这个概念也是一样，说它“抽象”，是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说它“集合”，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公民，历史绵延的每一个文明的脚印构成的，但是这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每一个文明脚印，又不能代表“国家”本身。
国家是一种“共同体”，它存在的根本前提，是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它的存在，也就是对这个国家有“认同”。
02 | “认同”的力量有多强大？
接受过“机械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会立刻反驳：你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确实，我们这么看重心理层面的“认同”，确实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嫌疑。但是，很可惜，这种唯物主义，只能是庸俗的，肤浅的“唯物主义”。
袁世凯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有个著名的桥段，说是袁世凯准备复辟的时候，身边有明白人劝他说，已经民国了，共和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选择，不可违逆。袁大总统很不高兴，一拍桌子说老子活了几十年，只见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民”，你把“人民”叫到我面前，我来跟他谈谈。
“人民”当然没办法自己走到袁世凯面前，但是很显然，袁世凯小瞧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民”，他很快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民”赢了。
话说回来，袁世凯说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这牵涉到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公案，暂且不表。但是袁世凯有失误吗？当然也有，他没有学过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个就很要命了。虽然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但是一旦形成了“人民”这个群体，他就有了超出每一个个体之外的意志和特征，反过来会影响组成它的每一个人。
“国家”也是一样，一旦形成了以后，它就仿佛有了魔力，让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对他有了“认同”。
这种“认同”的力量有多强大呢？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民爱它，爱到心甘情愿为它去死也在所不惜；也有国民恨他，恨到一辈子不愿回到它的国土。这两种看上去针锋相对的情感，其实都源于“认同”，爱是一种认同，恨呢？是披着一件“不认同”外衣的认同，只要你纠结一天，那对它就有“认同”。
所以，不要小看“认同”的力量，尽管你可以说它“唯心”，可以说它只是一种“观念”，但是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观念”的差距，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也是“观念”的力量。
“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活动，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存在，更不要说国家、民族这样最重要的范畴。
03 | 认同是怎么产生的？
汤显祖在《牡丹亭 · 题记》里有一句话，举世闻名，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们套用一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认同的力量，就大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不过，跟感情的自然天成，“不知所起”不一样，“认同”这种观念，是渊源有自的。
就拿中国举例子，中国幅员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衣食住行语言习惯，天南海北都差得太远。如果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一个海南岛人、一个哈尔滨人、一个乌鲁木齐人碰到一起，怎么也不像是能聊到一起的样子，更不能想象，他们是怎么坚定地相信，彼此都是“自己人”的？
这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美国大学者叫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不过他却是出生在中国的，另一个是中国大学者叫葛兆光。
安德森先生写了一本鼎鼎大名的书，叫《想象的共同体》，他分析了我们认为“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民族”概念以及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是怎么被人为塑造出来的。比如他说，19世纪以来欧洲官方认定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意思是说，官方要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用“民族”的合法性为庞大帝国的合法性背书。
安德森是个相对来讲比较激进的学者，他认为民族是被“想象”和“建构”出来的观点，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比如葛兆光就觉得，安德森的观点至少对中国是不适用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葛老师专门写了一本书《宅兹中国》来谈这个问题。
不过，不论安德森还是葛兆光，至少都承认一点，就是“认同”对于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认同”不是凭空产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海南岛人和一个松花江人，自然而然就同时产生“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认同”，这需要一些手段，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符号性的手段，像编写国歌、设计国旗、绘制明确标明民族国家边界的地图、编写国家历史、建立博物馆等等；还有仪式性的手段，比如各种国家节日，国家典礼等等，还有制度性的手段，比如建立户籍啊，发身份证啊等等。
更重要的，在国家出现危机、动荡或者国民遇到危险、灾难的时候，这个抽象的国家，有没有能力把以前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克时艰”。如果能做到，那么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就会增强，国民的“认同感”也会水涨船高，但如果做不到，这个国家就可能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乃至危机基本的秩序。
打个类似的比方，我们常说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家庭规模缩小，个体化程度增加，大家族的消失，“亲戚”在今天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能越来越低。因为走动少，所以感情淡，遇到事儿了，可能立刻想到的求助闺蜜基友，而不是三姑六婆，慢慢的，亲戚间的认同也就不存在了，即便血缘这种天然的认同粘合剂发挥的效力也会越来越差，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多，面积如此大，地区文化差异如此明显的国家来说，一次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把这个抽象的“中国”迅速推向考验国家认同的考场，而白衣战士们作为各省市人民的杰出代表，舍生忘死，义不容辞，是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04 | 某些“硬核作业”危及认同
从这个角度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些省市，有些地方看似“硬核”的作业，就很值得商榷了。
比如说，一个省份、一个城市、一个县乃至一个村庄，都强行禁止来自某些疫情重灾区乃至其他地区的所有人入内，还有诸如“湖北人都是定时炸弹”之类的标语，这不仅是对某一地区人民的污名化和歧视，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路是对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石的侵蚀。
我们固然理解在疫情高发时期这种行为的无可奈何。但却仍旧不能赞同。因为照这样的逻辑，今天我们可以以防疫的借口拒绝湖北人入境，那明天湖北完全可以以另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别的省市居民入境；甚至在一省之内，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也可以自行设防；一市之内，这个村和那个村也可以自行设防……每个层级的单位人群，都可以用“自我保护”的名义自动设置防线，在一国之内的每一省，每一市、每一县、每一镇、每一村，如果都认为“我”利益最至高无上，这就是典型的本位主义，照此下去，还要国家干什么呢？
反过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居民，都要或多或少做好为我们共同认同的“整体”做出某些牺牲的准备；而国家要做的，就是把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它至高无上的，乃至唯一的使命。这也是国家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
在我特别喜欢的李安电影《饮食男女》里，郎雄饰演的老朱，在最后家庭聚餐时讲过一段话：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这句话，用在这个春天的中国，也一样。我们平时生活在大江南北，可以各过各的日子，但是一旦我们这个共同体有难，大家能从心底里产生的那种八方支援和知恩图报的情感，才是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为一个国家的意义所在。
春暖花开，胜利不远了。
来源：群学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