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的经典中，有一本书名叫《商君书》，《商君书》的作者是秦国的商鞅。《商君书》中记载，说有一次齐桓公微服私访，在街上看到一个名叫鹿门稷的人，这个人是个穷人。已经70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也没有娶过老婆。
齐恒公与管仲
齐桓公就问管仲说：“有什么办法，能让齐国的老百姓都能娶得起老婆呢？”管仲说：“君主后宫的女人越多，民间的女人就越少，像鹿门稷这样的穷人能娶到老婆的机会就越小。同样，一个国君个人的财富越多，老百姓就会越贫穷，这是因为君主在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君与民争利，老百姓只能越来越穷，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富强起来的。”
齐桓公说“说得好”，于是命令宫中的宫女，凡是没有和君主共寝过的，都可以嫁到宫外去。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扯，但他所说的道理，我们都能听明白。意思是，国家的富强，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国库里积蓄了多少钱财，而是看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是不是富裕。只有民富，才是真正的国强。
这就是商鞅提出来的“尚公”思想。尚是高尚的尚，公，是公众的公。“尚公”思想，也是法家一直强调的“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
法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说到底争的是气力。“争于气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国与国之间比拼的，实际上是综合国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必备前提。
法家除了“藏富与民”的“尚公”思想以外，最为著名的，应该算大名鼎鼎的“法、术和势”了。 “法”，是商鞅提出来的； “术”是申不害提出的；“势”，是慎到最早提出来的。而韩非子则是集“法术势”于一身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
什么是法？
商鞅在《商君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只在野地里的野兔，会有上百个人想要捉住它。并不是因为一只兔子能够被一百个人平分，而是因为这只兔子没有主人，谁捉到它，它就是谁的。可是，在菜市场里，你会看到很多卖兔子的，但是却没有人直接去拿，只能花钱去买。为什么呢？因为野外的兔子没有主人，菜市场里的兔子有主人。所谓的主人，指的是名分。没有名分的兔子，谁都想得到它；名分已定，贪盗不取。有了名分的兔子，连小偷都不敢明目张胆去拿。
治理国家也是这样，首先要确定各类名份。有了名份，自然也就有了与名分对应的责任。所以，法家告诉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有名分、要有依据。这个名分和依据就是“法”。
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刑，加乎奸令者。”他说，“法”这种东西，是由官府制订出来的，老百姓必须要知法懂法、遵纪守法。对于守法的人，要给予奖赏；对于违法的人，要严加惩处。
在奖与罚方面，法家更倾向于处罚，而且极力推行“严刑峻法”。
郑国大夫子产
《韩非子》这本书里，说了这么一个故事。郑国的大夫名叫子产。他在郑国执政了23年，把郑国治理得风生水起。子产临死前，对他的接班人游吉说：“你认为是被火烧死的人多，还是被水淹死的人多呢？”游吉说：“当然是被水淹死的人多。”
子产说：“对了。我死后，你一定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要用最严厉的态度要求百姓，对于那些违法的人，一定不能优柔寡断。因为，严刑峻法就像火，火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正是因为它的可怕，才没有人敢招惹它。而水看起来很温和，但也正是因为水的温和，才会有很多人被水淹死。这就是为什么被水淹死的人，要比被火烧死的人多的原因。”
可是，子产死后，游吉并没有按照子产的话去做。他广施仁义，采取温和、宽容的政策治理国家，结果导致了郑国的内乱。游吉感叹地说：“当初我要是听从子产的教导，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就不会这样了。”
还有一个故事，赵国有个名叫董安于的人，国君派他到赵国的上党去担任太守。他到任以后，来到上党城外的一座高山上，看见有一条很深、很危险的山崖，这个山涯象墙壁一样的陡峭。他问当地人：“有人从这里摔死过吗？”当地人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有小孩、聋子或者瞎子在这里摔死过吗？”当地人又说“没有。”
“有牛、羊、马，或者狗、猪之类的家畜，从这里摔下去过吗？”
当地人说：“也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个山涯太危险了，掉下去必死无疑。所以，大人、孩子都不敢接近，连牲畜都不敢到山涯旁边去，所以，这里从来就没有人和牲畜摔下去过。
董安于听后，高兴地说：“我有办法把上党治理好了，我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上党，让所有人都知道，谁触犯了法律一定会被处死。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犯法，就像没有人敢接近这条危险的悬崖一样。”
什么又是术呢？
韩非子在《定法》这篇文章中解释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法家所说的“术”，并不光是大家以为的“玩弄权术”的“术”。 韩非提出的"术"，指的是君主统治臣民的手段和策略。它其实有一整套理论系统和逻辑体系。包括君主对大臣的任免、考核和赏罚，以及如何维护君主权力和威严的一系列的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刑名之术、察奸之术”这两大类。
刑名之术，主要是治理官吏所使用的方法。法家认为，治国理政，首先在于治吏。而治理官吏的方法，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第一、 确立各级官吏的名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明确各级官员的“权责利”，使这些官员在处理事务时，职责清晰、师出有名；
第二、 根据不同官职的具体要求，评估他们的能力、选择合适的人选，这叫因任受官；
第三、 按照每个官员的岗位职责，去考察他们的实际工作，做到名实相符。做对了就奖赏，做错了就处罚，这叫循名责实。
所以，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意思是，做君主的手中最大的王牌，无非两张，一个是法，另一个就是术。
当然，法家的“察奸之术”，的确有玩弄权术的意思。
“君无为，而臣自勤”。法家认为做君主的，一定要深藏不露。表面上看起来君主无所事事，好像什么事都不管；实际上，君主要充分利用权谋之术，来分辨出大臣们的忠奸好坏。这就是法家的“察奸之术”。
韩非子尤其善于此道。他在《韩非子》这本书中，列举了臣子们如何和君主斗智斗勇、蒙骗君主、偷奸耍滑、阳奉阴违、甚至犯上作乱等的六种伎俩；还列举了君主应该如何防范、如何识别，以及如何驾驭群臣的七种技巧。
这六种伎俩和七种技巧，统称为“六微七式”，一共十三招。可谓招招见血、剑剑封喉。
比如在“七术”中，有一“术”名叫“疑诏诡使”。疑诏诡使的意思，按韩非子的解释，是说做君主的，可以越级召见基层的官员。君主召见了这个基层的官员却不用他，也不给他交待具体的任务。结果，这个被召见的基层官员回去后，他的上级就会担心：是不是君主派他来监视我呢？因此，他就再也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而有些做过坏事的臣子，更是吓得像受了惊的小鹿一样，早就四散逃窜。
关于“疑诏诡使”这一招，《韩非子》专门讲了好几个故事，来证明这一招是如何的管用？
其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县令名叫崇敬，他从自己的部下身边叫来一个侍从，只是让他自己的身边呆一会，就让他又回去了。结果，县令的部下以为崇敬一定秘密交待了什么任给这个侍从。从此以后，这个部下工作起来变得特别的谨慎，凡事都做得小心翼翼。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周文王丢了一只玉簪，派人找了三天都没有找不到。周文王又让自己身边的亲信去找，结果找到了。周文王对大臣们说：“我的官吏们办事都不出力啊，全在溥衍我。我的一只玉簪丢了，他们用了三天都找不到。可我派我的亲信去找，不到一天就找到了。”大臣们当然知道周文王说这话的意思，个个都很自责，非常羞愧。
在“六微七术”中还有一种“术”，叫“挟知而问”，也就是明知故问。意思是：君主拿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故意去问大臣，以此来了解这个大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比如，《韩非子》说，有一次，韩昭候事先派自己身边的侍从，到城外去巡视，结果，侍从发现南门外，有一只小黄牛在吃庄稼。
侍从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韩召候。韩召候马上召来看守城门的官员，对他们说：“我早就下过令，庄稼正在长苗的时候，禁止散放牛羊，为什么你们都不当一回事呢？你们现在马上去查，看看有没有散放的牛羊。”结果东、西、南、北门的四人官员，全都信誓旦旦地说“没有”。
韩昭候不高兴了，说：“再去查”。果然，守卫南门的官员查到了。韩昭候说：“是一只小黄牛吧”。
所有的官员听了，都吓着半死，不知道韩昭侯怎么这么厉害？他足不出户都能知道南门外，有只黄色的牛在吃庄稼！从此以后，他们看守城门也就再也不敢懈怠了。
这就叫挟知而问。
法家的第三个理论叫“势”，形势的势。法家所说的势，是指君主手中握有的权力、权威。
韩非子在他的文章《八经篇》中说："凡明主治国也，任其势"。真正英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懂得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势。他说，一个君主如果没有地位和权势，哪怕像尧和舜这样的圣人，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更不可能建功立业、流传千古。
韩非子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杰）为天子，能乱天下”。如果尧只是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他的手上没有权力、权势的话，尧可能连三个人都管不好；而像夏朝的暴君夏桀，如果没有天子之位和手上的权力、权势的话，他也不可能搞乱整个天下。
因此，韩非子一再告诫君主、统治者，必须要牢牢掌握、运用好手中的权和"势"，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他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生杀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意思是：只有君主掌握了权力、拥有了权势之后，才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权柄，是决定生杀的权力；权势，是控制民众的资本。
韩非子还说“明主之所以能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意思是，君主能够控制群臣、统治天下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刑德二柄”。刑，指的是处罚权，它可以决定臣民百姓的生死；德，就是奖赏权，可以让臣民百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如果君主手中失去了“刑德二柄”，也就"去了失势"。君主一旦“失了势”，臣子百姓就会反叛，国家就会混乱。
所以，韩非子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必须"执柄以处势"，既要制订严刑峻法，手上还要掌握“刑德二柄”的权力；然后，"抱法、怀术、处势"，把“法术势”三者合而为一，这样才能够达到君主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轻松地驾驭群臣、治理好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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