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高崇民的子女计划筹资改建家乡的一所学校，作为对已故老父亲纪念。高崇民的大儿子高存信致电张学良将军表达了改建学校的想法，并说：“我们从珍藏的您的墨宝中，选出了‘崇民学校’四字，作为该校校名，您如同意，我们就选用了。并将于8月12日举行命名、奠基典礼。请赐教为盼。”
高崇民
7月10日，这封信电传给了大洋彼岸的张学良将军。第二天，高存信就接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女婿陶鹏飞先生从夏威夷打来的电话。他说：“来信和张老的手迹，以及5月份寄来的祝贺张老96寿诞的贺诗都已收到了。他老人家欣然同意并嘉勉。”
行文至此，许多人不免疑惑：
高崇民是谁？他与张学良将军有什么样的渊源？在中国历史上，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显然，高崇民与张学良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今天隐者通过介绍高崇民先生的四个身份，与大家一起追忆在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岁月里，一群不愿被屈服奴役，奋起反抗的人们。
身份之一：张学良将军的秘书高崇民原名高恩浚，1891年11月14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从9岁开始，就读于其父开办的私塾，后在省立农林学堂上学，并于1911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4年农林学堂毕业后，他公费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业。日本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倒袁运动，并认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为国本，本固枝荣，民富国强”，决心从事唤起民众的工作，并把自己的号定为“崇民”。
少年高崇民
毕业归国后，高崇民坚持三民主义思想，参加了民治促进会，后帮友人成立《民报社》，大声疾呼“一切政治应以民为主。”1922年5月，在奉天秘密成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团结东三省的爱国志士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
1925年，高崇民任东三省特别区教育所第一科长兼教育会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向哈尔滨市政府要求发给教育基金及学田，市长储镇当面允诺背后不准。高崇民屡次请求，屡次落空。这种情况下，他以教育会名义向特区各部门大小机关散发公开信揭露储镇，储镇向特区长官张焕发告状。张斥责高崇民有“赤化”嫌疑，将其押送回辽宁开原原籍管制（开原不归特区长官公署管辖）。
不久后，在奉天省警务处长陈奉璋等人帮助下，他任奉天省农会副会长，旋又兼任省商会经理之职。1928年11月，原奉天省政府为了提高警察的待遇，决定由商民负担警捐，引起商界强烈不满。高崇民等人发动沈阳十万商民罢市大游行，反对警察加捐。奉天省长藏式毅气急败坏，把高崇民召到省公署大发雷霆：“警察厅长白铭镇是少帅的老师，你们如此无法无天，这还了得！”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奉天街道
高崇民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是为商民请命, 即使是少帅的决定错了，我们也要游行反对。”此话不久就传到张学良将军的耳中，他不但没有动怒，而且认为高崇民一身正气、颇具胆识，遂召见高崇民。
见面后，高崇民泰然自若、慷慨陈词，纵论国内外形势，最后说：“人民负担重,，生计难，田亩荒，国家元气伤，加捐增税，不利于老百姓休养生息，于国不利。”他的这番言论，深得张学良将军的赞同。奉天省长和警察局长受到了张学良的训斥，商民罢市取得了胜利。不久，高崇民被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协助张学良处理东北军政要务。
少帅张学良
身份之二：“西安事变”的重要幕后推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和众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同胞一道，高崇民也进入关内，走上了“倭寇不灭誓不还”的抗日救亡之路。9月27日，他和阎宝航（爱国民主人士，下文将会介绍）等人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阎宝航
1931年l0月下旬，高崇民提议组织“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前往上海请愿，反对国民政府分立，促进和平统一，要求团结起来，共雪国耻。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11月5日出发，突破重重阻挠，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请愿。在南京，高崇民面对面地质问蒋介石：“是否还要东三省？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失地?”蒋介石被问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只是重弹什么听信中央、勿听信谣言受人挑拨等老调。
1933年6月，蒋介石逃避不抵抗的责任，迫令张学良下野出国，派亲日派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勒令停发“爱国奖券”，救国会经费来源断绝，活动困难。何又与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公然下令解散了救国会。高崇信在北平又参与秘密成立“复东会”，宗旨不改、斗争依旧。
蒋介石
在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过程中，救国会派部分骨干潜回东北，把黑土地上各路警察、保安队、地方民众武装、红缨团和大刀队等组织起来，成立多达50余路的抗日义勇军，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其中，抗日义勇军在辽宁锦西击毙古贺联队长的辽西大捷，尤为轰动。
作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高崇民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1933年避居上海英租界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孙达生，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应走的政治道路有初步认识。
1935年，随着日寇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但蒋介石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派东北军赴西北“剿共”。张学良也心存幻想，寄希望于“剿共”胜利后，“蒋公”能够抗日。不料，东北军与红军一交手，便损失了109师，师长阵亡，伤、俘、亡官兵共计6000余人。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时间里，又接连损失了1个半师。
东北军主力接二连三被歼后，蒋介石不但不予补充和安抚，反而要把被歼之师的番号取消，给张学良以巨大打击。恰在此时，张学良通过手下王以哲军长（1936年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遇害牺牲）收到延安电报，了解了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由此，他“剿共”的想法产生了动摇。
远在上海的高崇民等人也在时刻关注着东北军的消息。得知张学良在“剿共”战场上节节失利后，高崇民、杜重远、胡愈之、阎宝航等人商量着劝张学良将军退出内战，联共抗日。不久，高崇民冒着生命危险，由上海秘密到达西安。这时，张学良去南京开会，于是高崇民先会见了西北军杨虎城将军，明确表示当前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打内战是自相残杀，祸国殃民。杨将军赞同他对时局的看法。
杨虎城将军
张学良回来后（注：东北军驻地在陕西洛川），高崇民先是将自己与杜重远、阎宝航联名写的“建议书”呈上，接着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派东北军‘剿共’是一大阴谋，意在两败俱伤，伤到哪一边都是他‘蒋公’的胜利。共产党有老百姓拥护，是不该‘剿’的，事实上也‘剿’不了。东北军目前已丢了家乡，却不想方设法打回老家去，竟连年跟随蒋介石打内战，真乃骂名在身又加恶名呀！”
一席话，直击少帅痛处。张学良问：“如不剿共，东北军该如何抗日？”高崇民答：“联共、联杨，一致对外！”联共，张学良不敢对高崇民轻易吐口；但联杨，却未尝不可。不过，张学良知道杨虎城对自己素有芥蒂，于是便把“说和”任务托付给了高崇民。
之后，高崇民数次会见杨虎城，力陈张学良对西北军绝无取代之意，同时指出，大敌当前，蒋介石却让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出去“剿共”，其实只是为自己，而绝不是为民族；并揭露了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兄弟部队之间关系的险恶用心。两支部队应立即停止“剿共”，把西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愿。
杨将军每听一次，心灵都会受到一次震撼。几次下来，他终于表示：“唯学良将军领导，愿为抗日，肝脑涂地！”张学良闻言，甚为高兴，责成高崇民率东北军几位要人与杨虎城指派的几位人士定期联系，以“联席会”形式，共同商议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之大计。
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教育，高崇民等人合编了一本不定期的秘密刊物，定名为《活路》。因为文章宣传抗日，极具感染力，在东北军内部流传开。后来《活路》被特务发现，便对高崇民实行了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半夜化装后搭火车逃往天津才幸免于难，直到7月份，又被张、杨两位将军秘密接回西安。
同一时期，潜伏在西北军的王炳南（共产党员，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等人同样做了大量工作。当双方主张共同联共抗日的目的日趋明确后，1936年4月的一天，张学良终于提出要直接面见杨虎城。高崇民喜出望外，立即陪杨将军赶到少帅驻地，三人秘密商谈，确定了不打内战，与红军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方略。自此以后，张、杨两位将军不计前嫌，相互砥砺、共表决心。
西安事变前的张、杨将军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布置“剿共”任务。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时，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蒋勃然大怒。事后，张学良向杨虎城通报了情况。如何扭转蒋介石的顽固做法？两位将军议而不决。深夜，两人一同赶到西仓门高崇民住处，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逼蒋改变“剿共”计划，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
高崇民向张学良建议将扣蒋之举定名为“兵谏”，以淡化政治行动的政治色彩，被张、杨二位将军采纳。12月11日夜，行动开始后，一切进展顺利。随后，张学良吩咐高崇民组织“行动设计委员会”，并出任主任，主持起草“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申明东北军和西北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发动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安事变后的报纸消息
蒋介石被移押至西安市区新城后，高崇民也跟到那里办公，每天吃住在办公室，日以继夜地处理电报、信函，接待各方来人，搜集各方反映，并及时向张、杨汇报。当时，对如何处理蒋介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杀”，有人主张“放”，更有人主张“不杀不放”，张、杨两位将军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12月13日，高崇民建议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接抵西安，以倾听中共意见，共同商议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周恩来等到西安后，与张、杨进行了交谈，代表中共中央表示：西安事变是义举，是二位将军爱国的表现，符合中共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已决定对张、杨给予政治上、军事上的支援，同舟共济、共渡安危。
周恩来
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最终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共识。12 月 23 日，张学良让高崇民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研究如何放蒋。会上，分歧又现，焦点在“需不需要有条件地释放”。第二天，张学良亲自召集会议表示，不一定非让蒋介石作出什么承诺，并签了字再放他。因为即使蒋介石作出许诺，他也可以撕毁。张学良还说，为了拥蒋抗日，他准备亲自送蒋回南京。
当夜，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力陈还是“有条件放蒋”较为稳妥，并坚决反对亲自送蒋。12月25日早8 点，张学良召见高崇民，说：“崇民，你的信昨夜我看了。我告诉你，咱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死了我自己，没了咱这些东北人，也该在所不惜”。
当日下午3时许，高崇民正在组织“设计委员会”开会，继续讨论应该如何处置蒋介石时，忽听有飞机发动声。这时，张学良的秘书处长破门而入，悄声告诉高崇民：“张已送蒋走了！”高崇民心里清楚：张学良急于送蒋，是有他的想法。一则他还是拥蒋的；二则他为顶住亲日派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三则他必须以示磊落，用亲身归罪之态度，感化蒋尽早同意抗日，别无他肠。这样，也能让中央亲日派无话可说。
高崇民自己当时也没想到，他与张学良这一别，竟再也无缘相见。但他们心中时刻惦念着对方。解放后，高崇民一直为两岸统一而奔走，写下了大量纪念张学良将军的诗句。1991年，得知全国政协将举行高崇民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后，张学良将军应邀为《高崇民传》和《忆高崇民》亲笔题写了书名；5年之后，如本文开始所述，快速答复修建“崇民学校”之事，可见当初共赴国难两人之间情谊是多么深厚！
张学良题写书名的《高崇民传》
身份之三：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旗手1937年4月，为了整合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力量，高崇民赶赴上海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筹备会议，确定“东总”工作任务，发布《告东北同胞书》，指出：“总会的任务，一要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要营救张学良将军；三要声援东北抗日联军。”
6月20日，“东总”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礼堂举行。高崇民致开幕词，并被推举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北平沦陷后，他奔赴济南、太原、武汉、西安等地筹建“东总”分会，积极推动联合抗日。在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总”将关内东北人紧紧的凝聚在一起，起着东北人民群众抗日救亡“总指挥部”作用。
1938年8月，高崇民随“东总”参观团到达延安。在延安，毛泽东对高崇民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与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商议，决定让高崇民暂留党外，以便于统战工作。
1940年秋，高崇民得知好友杜重远在新疆被盛世才软禁后，随即给盛世才写信，力陈杜重远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不远千里去边疆只为投身教育事业。接到盛世才邀他到新疆面谈的消息后，高崇民托人通融军统局拟从重庆转乘飞机去新疆，戴笠表示考虑约高崇民“先到重庆一晤”。次年4月，高崇民只身到重庆，不料戴笠告知，他既不能去新疆，也不能去其他地方。“重庆一晤”，却换得高崇民被软禁五年。
被软禁后，高崇民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将《反攻》杂志作为抗日斗争的主阵地。《反攻》半月刊是“东总”的机关刊物，1938年2月在武汉创办，刊头由沈钧儒题写，由王卓然出面在国统区公开注册发行。《反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心，控诉日军暴行，歌颂抗战军民英勇事迹，被赞为国统区的抗日明灯，成为抗日复土的反攻号角，影响极大。
1939年10月以后，“东总”的活动受到当局限制，多地分会被迫关闭，《反攻》也遭到刁难和审查。高崇民到重庆后，担负起“东总”总部的领导工作。1942年秋，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东总”，总会活动转入地下。高崇民继续以《反攻》为“东总”的旗帜，宣传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
《反攻》杂志
《反攻》杂志社设在猫儿石李家坪37号。面对办刊的诸多困难，高崇民卖掉妻子王桂珊和亡妻曾昭惠的首饰做经费，四处登门约稿，并自己动手写稿，动员在国民党“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工作的陈彦之（东北人，东总成员）印刷《反攻》。
“东总”被迫解散后，高崇民在《反攻》上辟“冷言冷语录”专栏，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揭露当局的反动措施。仅1942—1943年，他就写了冷言冷语32条。在雾霭沉沉的山城，高崇民写下“阴寒酷于冷，人立大江头”的诗句，表明不畏艰难的勇气。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共常住重庆，他经常出入曾家岩50号，多次参加共产党会议。周恩来鼓励他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从猫儿石狂奔至城区，参加了全市火炬大游行。随着抗战的胜利，《反攻》完成了历史使命。自创刊以来，《反攻》共出版17卷90多期，20余万册。《反攻》虽已停刊，但其影响仍长留于嘉陵江畔。
高崇民被软禁在重庆期间，除了以“东总”和《反攻》为阵地坚持斗争外，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黄炎培、邓初民、章伯钧、刘清扬等还曾为《反攻》撰写过稿件。1943年，经黄炎培介绍，高崇民以“东总”的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4年11月，高崇民和沈钧儒介绍阎宝航、陈先舟、陈彦之、杜弘如等参加民盟，并建立了民盟东北小组。民盟东北小组成立后，高崇民认为应该发展壮大民盟组织，便函告在西安的车向忱和关梦觉等在西北开展工作。关梦觉等积极协助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
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
此外，高崇民与阎宝航、陈先舟等还先后在重庆成立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东北青年民主同盟，并建立起朝天门、两路口、复兴关、沙坪坝等小组。主要工作是联系流亡到重庆的东北籍青年和东北的中上层爱国人士，宣传民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团结并帮助他们走向进步；对刘尚清、莫德惠、马占山、李杜和万福麟等当时的东北“南山五老”也进行分工联系。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经常参加民盟小组的活动，并给予鼓励和支持。
1945年10月12日，民盟东北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在阎宝航家中召开。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讲话中，他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回到东北去，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23日，高崇民与陈彦之、杜弘如等在张元善家中商定，高崇民、阎宝航等21人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临散会时，高崇民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再胜利会师吧！”
但是，返回东北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对高崇民的监视也更加严密。高崇民一方面加强与曾家岩50号的联系，积极准备返回东北；另一方面做出各种假象，减少特务的怀疑。
11月间，美国新闻处包船迁往上海，其职员可带一名家属。韩幽桐（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司长，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副院长，最高法院副庭长，宁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等职）在该处工作，她的丈夫张友渔可以随船前往。周恩来便决定由高崇民顶替张友渔，于11月21日晚从朝天门码头登船离开重庆。
解放前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1946年7月，高崇民在东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续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作为民盟总部特派员负责筹建东北民盟工作，继续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国民党当局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民主人士，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后，高崇民撰文抗议。
1949年1月26日，高崇民与李济深、沈钧儒等56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2月25日，高崇民与林伯渠分别代表东北和陕甘宁政府陪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人士由沈阳到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满怀信心的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林伯渠、郭沫若、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等人
身份之四：开国少将的父亲解放后，高崇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位列副国级领导之列。为了海峡两岸的同胞早日团聚, 他不顾年老体衰，仍在奔走操劳、勤苦工作，对此周总理十分赞赏，说：“高崇民是东北人的榜样”。
下来，我们说一下高崇民的家庭。
高崇民于1912年5月结婚，原配夫人李素质是开原县瓦盆窑人，为人忠厚朴实，勤劳节俭，心地善良，不但孝敬公婆，与妯娌也和睦相处。李素质生长子高存信。1929年5月，李素质病逝于沈阳。同年秋，娶续夫人曾昭惠，未育子女。
1941年4月，曾昭惠因抗议特务头子戴笠软禁高崇民，突发精神病，服毒自尽。同年秋，再娶续夫人王桂珊。生子女八人，他们是次子大庆，三子大会，四子大放，五子大印，长女立春，次女在春，三女及春，四女正春。
这里重点介绍的，是高崇民的长子高存信。
东北沦陷后，高崇民携全家由沈阳亡北平，当时高存信还是 一个各科成绩都十分优秀的中学生。1933年，18岁的高存信在北平宏达中学毕业了，“今后以什么为业呢”，高存信面临着人生的抉择，父亲高崇民也在为儿子设计着未来。
在长期的抗日救亡活动中，高崇民深刻体会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便提出让儿子投笔从军，进黄埔军校。怀抱“打回老家去”的坚定信仰，高存信理解父亲，同意父亲的安排。
这一年，高存信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黄埔军校，编入十期一总队，学科是炮兵。1936年，高存信毕业后，被作为优秀毕业生，将分往中央军炮兵一旅。这对当时许多毕业生来说，无异是一条仕途通达的道路。他并不向往中央军炮兵一旅的优越条件，决意要到“可以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去。
为此，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父亲“帮忙”把他分到“杂牌”的东北军。结果，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军官来到王以哲将军负责主办的东北军西安军官训练团学习，嗣后分配到炮六旅当观测排排长。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高存信所在的部队开始与日军正面交锋。他所在的炮兵部队参加了几次战斗。不料，面对日军凶猛的进攻，东北军队伍一触即溃。高存信所在炮兵连在这种“兵败如山倒”形势下，与上级失联整整5天。屡屡战败的战绩，使得高存信“打回老家去”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打回老家去
而与此同时，八路军却连续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以及夜袭阳明堡等战斗的胜利。高存信终于明白了：“原来八路军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一定能够实现打回老家去的愿望！”
于是，他提笔给当时在武汉主持“东总”的父亲写了信，提出离开东北军，前往八路军的打算。高崇民接到信后非常高兴，此时他已经多次接触共产党，对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有了一定了解，就带着高存信的信件，找到当时在汉口的中共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个尚未谋面的青年非常赞许，当即写信介绍其到八路军总部工作。
参加八路军后的高存信
1938年1月初到延安后，高存信先后在抗大当过教员，担任过教导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炮兵干部训练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团长、旅长、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等职，参加了绥远、大同、易满、保南、清风店、新保安以及解放张家口、太原、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高存信历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军委炮兵副参谋长兼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主任，炮兵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高存信长期在我军炮兵部队工作，为我军炮兵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不屈不挠、奔走呼号，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高崇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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