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忙于撰写《赵城金藏》纪录片，可以说每天出入“大藏经”，耳闻目睹者悉如是。
有几个知识点更新，也可以称为自己的惊喜发现，第一是保存《赵城金藏》的这座广胜寺，来头很大，资历很老。据碑碣志书载，始建于汉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147年，也就比洛阳白马寺略晚几十年。
第二是发现了与白马寺同期的临汾海云寺，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即公元68年，堪与世称“中国第二古寺”的五台山显通寺（当时称大孚灵鹫寺）并驾齐驱。
第三个更惊喜，发现更古老的襄汾县普净寺，这里1983年发现残碑一通，碑文载“立刹”于“后汉明帝永平七年”，也就是说，这座寺院要比白马寺整整早四年！
原来在东汉时期，山西的寺院已经如此大面积铺开！让笔者有些错愕的是，这与印象里的美好传说——“汉明感梦，白马东来”有些出入。一直以来，认为白马寺才是“祖庭”、“释源”，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
孤证不立，是史学者需要保持的严谨，但是这里呈现的远非孤证，甚至可以说 “莲花处处开”。于是笔者开始往佛教传入中国的源头上去探究，又发现了更新自己以往认知的史实，其实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那么这些寺院的记载就不是空穴来风……
就在前两天，偶然又听朋友说，吕梁的文水县也有汉代佛寺一座，也比白马寺高寿，名曰：东岩寺，有碑一通，铭之凿凿，始建于永平十年，如此又飞来一证，而且离太原不远。查了一下地图，大约八九十公里，于是索性关了电脑，约同道开车直驱文水，赶赴与一个汉代寺院跨越两千年的约会。
东岩之下，曾经有一座美轮美奂的丛林梵宫导航不可尽信，误人不浅。从文水高速口下来请教当地人路线，始知错过。于是复上高速返回从开栅下，然后沿省道320一路北去，至野则河村转省道219即到程家庄。
山里大车多，320尘土飞扬，转入219后，仿佛换了频道，忽然宁静下来。山势高峻，森林茂密，溪流清婉，车内冷气不需再开。摇下车窗，温度宜人。未几，一阵大雨飒然而至，仿佛张开一帘水幕把车和人整个都洗了，更觉空气清爽。山间公路移步换景，目不暇接。
至东岩寺路牌，却遇铁门铁锁，辗转请来守门人，始将车开至东岩之下。
杂草丛生，环顾茫然，北向有石径蜿蜒而上，“深山藏古寺”，果然意境幽绝。中途有古树仆地，绿苔苍苍，不忍踏之。径侧有小溪泠然，汩汩有声，如丝竹环佩，又如耳畔私语，间有鸟鸣，清净身，广长舌，禅意都在无意间。
登数百级台阶，至岩下一片开阔地，目测约有一千平米，除几座被杂草包围的石碑形影相吊，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据明人记述，寺院原来规矩严整，入山门，有建庚楼，岩下有古佛楼三间，环列左右又有伽蓝殿与土地祠，再下为禅堂数椽。佛楼之西，另有七佛殿，观音殿及十王殿。遥想当年，定然是殿堂巍峨，蔚然大观。既至清嘉庆年间，也还有大殿三楹，天王殿三楹，东西两廊各三楹，钟鼓二楼及山门皆齐整。但今日所见，墙壁断残、壁画漫漶，抚之令人不胜唏嘘。
成蛀坏空，循环往复。既为遗址，无非如此。
仰视危岩之下，明人所说石洞七间幸存，是为僧寮，或是关房。百年间僧人已杳然，却有一株椿树从石室窗中长出，生机盎然，仿佛思念生化为木，临窗眺望旧人归路，莫非隔世一段未了因缘？也是一道奇观。沉吟片刻，留一首小诗为纪：
“白云已唤僧人去，石洞亦非昨日春。
可叹椿树年年绿，一如世上愚痴人。”
古岩之下陈列石碑均为清制，徘徊再三，始见西南深草之中另有一碑，近看果然是本次探访的重点目标——明朝天顺碑。
阳刻为《重修东岩禅寺碑记》，碑文尚清晰，可见重要内容：
“始自后汉永平十年建立，毁于唐会昌年，大中年重建，后宋初又复重修，以后日久年深，遂以兵燹【xiǎn】，废尽无存。”
落款为明朝天顺七年，即为1463年，距今已经556年，彼时著文何所凭据，今已无从查考。但时人既然勒石于此接受天地日月后人检验，定然信而有证，古之人不余欺也。
想东汉时期此地已有梵呗声声，贝叶传诵，后经几番毁伤，几番复起，不知何时东岩寺可重续香火，再闻暮鼓晨钟？
西汉末年佛法初兴，究竟谁才是中国第一寺？在东岩寺的天顺碑文中，提到“腾兰一播之后，法化无所不周”，“腾兰”指的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汉明感梦，白马东来”的公案就和他们有关。
永平十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后派遣郎中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一行请回摄摩腾和竺法兰，汉明帝欣喜非常，次年专门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
后来，摄摩腾与竺法兰在这里翻译了《四十二章经》。据《洛阳伽蓝记》卷四：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
个人认为，说白马寺是“中国始寺”，应该也没有错。因为在此之前，佛法东渐，僧人们的修习场所并不叫寺院，而称之为浮屠祠。
这种说法也有明确记载，《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汉明帝给他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写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起源的最早官方资料：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从这则诏书中可知，楚王刘英当为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之一。他营造浮屠祠，创建僧团，还组织伊蒲塞（优婆塞，指在家的男居士）、桑门（沙门，指出家的僧人）进行佛教活动。
学者们更进一步分析，诏书中既然能够熟练运用“浮屠”、“伊蒲塞”“桑门”等佛教专门用语，没有几十年的熏陶是办不到的。这至少说明，“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是可信的。
由此，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西汉哀帝时期的“伊存授经”被大家推为佛教传入中国之肇始。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此事件又见于《世说新语》、《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
正是加上这公元前的两年，到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
顺便解释一下，《浮屠经》应该只是一些佛教常识，是节选或者汇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印度佛典，但它也是我国现知的第一部汉译佛经内容，早于《四十二章经》。
如此说来，“白马驮经”可以看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民间有了广泛基础之后走进皇家。准确地说，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家皇家寺院。
笔者查看了一些资料，山西而外，陕西和河南均有寺院早于白马寺的记载，都号称为中国最早佛寺，而江苏也认为阿育王寺可能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地”。
个人观点，至少在东汉初期，寺院已经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像山西，像文水东岩寺这样偏僻的地方都有法音宣流，各地也不应该再简单地认为早于白马寺就是中国第一寺院了。
那究竟谁是中国的第一间浮屠祠，尚需更多的扎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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