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10月－1938年3月），爱丁堡人
1919年，庄士敦接受李经迈的邀请，于3月3日前往紫禁城，这日子是满清遗老们特意挑选的黄道吉日。多年以后，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写道：“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在毓庆宫，庄士敦与溥仪初次相见。按照前朝接见外国大臣的礼节，13岁的溥仪高高坐在宝座上，打量着眼前这个英国绅士。庄士敦先是向他行了一个鞠躬礼。
溥仪却站起来，和这个新老师握了握手。庄士敦仍然诚惶诚恐，退至门外，又鞠了个躬。之后两人又互相鞠躬，完成中西结合的拜师礼。
随后，溥仪送自己的新老师一些物品作为见面礼。不曾想，刚入宫，庄士敦就因为这事儿和太监发生口角。
太监们告诉庄士敦，按照宫中惯例，新官上任受赏，应该把东西散发给他们。庄士敦也不知到底有没有这惯例，只觉得老太监们无理取闹，就对他们说，要我拿出来可以，你们得开个收据。
他一说，太监们就不敢造次了，本来就是想讹诈，要是自己开了收据，不就留下文字证据，让庄士敦抓住把柄了吗？于是，太监们不再胡搅蛮缠，悻悻然离开了。
苏格兰老夫子一来紫禁城，就给旧时代的行尸走肉们一个下马威。
对于这位英文老师的到来，溥仪后来回忆说：“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陈宝琛早年与张之洞等人齐名，被誉为“枢廷四谏官”之一，从溥仪5岁就当他的老师。这老人曾是溥仪最亲近的人之一，也是亲眼看着他长大的。
陈宝琛一生对清室忠心耿耿，曾图谋复辟，却坚决反对伪满洲国成立。当时他已年过八旬，仍不顾生命危险前往东北劝说溥仪，险些被日军囚禁。最终在日军侵略华北的危难之际含恨去世。
陈宝琛教给溥仪的是满清遗老最后的气节，而庄士敦为溥仪带来的，则是真挚的关爱，不止是作为老师，更像是一个朋友，这一点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多有体现。
在庄士敦眼里，这个身材瘦弱的末代皇帝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不幸少年。
少年时的溥仪
1898年，24岁的庄士敦来到中国，起初在威海卫租借地当秘书。
来到仰慕已久的神州大地，庄士敦兴致盎然，他学中国话，研究中国文化，走遍大中华，几年内游遍名山宝刹。
后来庄士敦跟另一位“帝师”陈宝琛成为同事，就是靠着爬山这一共同爱好结为好友，两人最爱去的是北京西山。
庄士敦还在徐世昌的帮助下直接在西山买了一幢别墅。陈宝琛给他写诗祝贺：
“梦回疑雨复疑风，身在飞流乱石中。
此景故山吾最习，天涯老顾与君同。
涧谷能为盛夏寒，未霜林叶已微丹。
潺潺洗出中秋月，拥褐深宵数起看。”
庄士敦虔信佛教，不满基督教在华传教，曾匿名写信，谴责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过激行为，甚至还说“西方传教士不应到中国去，人家中国有自己的宗教”。他又以《论语》中“士志于道”一句，给自己取名“志道”。
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描述民国初年的北京，是“由紫禁城、东交民巷和民国首都三部分组成”。辛亥革命后，紫禁城依旧归清室管理，作为皇室居住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924年。
高墙之内，居住着溥仪和四个太妃，加上仆役、太监、女眷，不下千人。这里仍沿用皇帝年号，人们身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活在旧时代的迷梦里。
宏伟的紫禁城与外界不过一墙之隔，却天差地别，不伦不类，走进这里就像在演穿越剧。
逊位后，溥仪依旧没有获得自由，他与世隔绝，在这片压抑的小天地中成长，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如庄士敦所说，“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庄士敦（左）、婉容（中）、以及婉容的家庭教师伊莎贝（右）三人摄于故宫
庄士敦来到紫禁城后，倾尽所能，教溥仪英文、天文、算术和西方法制，还教给他英国绅士礼仪，并将各国时事和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告诉溥仪，为他展现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
刚到紫禁城时，庄士敦深受束缚，极不自由。每次授课都有陪读师傅和太监盯着，这些人常在一旁呆呆站着，形同木偶。
溥仪对外国老师倒是很有兴趣，第一天就与庄士敦谈笑风生，没有丝毫怯场。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与庄士敦的交流，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陈宝琛）的福建话和朱师傅（朱益藩）的江西话还好懂。”
倒是一旁的监视者，经常萎靡不振，时不时打瞌睡，两个小时的课程还要换几次班。
对于有人监视这一点，庄士敦很不满意。一次讲完课后，他狠狠地瞪了旁边的太监一眼，然后对溥仪说：“陛下，这样的授课方式我很不喜欢，为什么只有我上课的时候才有人在场？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请你考虑。”
溥仪当场就脸红了，然而这一情况一直到第二年才改善。
在与溥仪相处后，庄士敦还发现封闭的环境正在摧残这个少年，他给推荐自己的李经迈写信：
“我想我应该提醒您，皇帝目前过的这种虚假生活，对他的健康、体质、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都非常不利…尽管他是皇帝，但他首先是个孩子，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未来三四年中，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当时，每当溥仪恳求离开紫禁城，他总会得到相同的回答：时局危险，革命党在外面等着他，他一出去就会遭遇不测。平时，溥仪会登上假山和城楼，眺望外面的世界，由此更加躁动不安。
尽管如此，溥仪学习仍然很认真。他的英文每天都在进步，在听到庄士敦讲完现代天文学的知识后，他开始用皇宫里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想要找寻庄士敦口中的月亮和火星。
庄士敦在给友人的心中写道：“看，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其他国家，也包括其他世界。”
在他眼中，溥仪只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下列文字【摘自《紫禁城的黄昏》（英）庄士敦/著】
在皇上的青少年时期，他每天要到毓庆宫（祈祷、祝福的地方)来。多少年来，那里一直作为皇帝学习的地方。嘉庆帝被立为皇嗣以后，那儿就从他的寝宫，闹此，那里仍然保存了许多嘉庆亲自署名的字画和书轴。毓庆宫是一座工字型的宫殿，中间有个门通往小庭院，门的左边有一个专为教师备用的客厅，那里有一个仆人侍候他们，给他们斟茶。毓庆宫坐北朝南。教帅由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如果方便的话，也可由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他们在门外下车然后换成官轿抬入宫中。我是教师中唯一愿坐汽车而不愿坐马车的人我也是教师中唯一享有骑马进紫禁城特权的人，通常我一直到这里面的一个门一景云门，然后下马，步行到毓庆宫。众所用知，当教师进宫时，侍卫要向他们敬礼。
教师到达客厅以后，在那细细品茶，等侯皇帝到来。皇帝来时一般乘坐12个轿夫抬的黄色大轿，轿子进入庭院时，礼节要求老师不能走出客厅来见皇帝，但他们必须起立，站在客厅里，直到皇帝走进教室，尽管皇帝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切。听到门旁的太监高喊一声“嗻”——这是表示皇帝召集传唤的词，教师才重新坐下。接着，太监又高喊“嗻”这表示皇帝开始学习了。
教师立即走进教室，向他的学生一鞠躬，这时他的学生正站在书桌的北面，然后同时坐下。皇帝面南而坐，教师就坐在他的右对角。
他的学习时间是这样安排的。陈宝琛每天第一个进入宫中，夏天早晨5点半，冬天早晨6点半。根据祖宗的规矩，学习在拂晓开始。大约在7点半左右，陈宝琛才能离开。有时，他也愿意留下来和同事交谈并共近早餐。应该提到，早餐是免费提供的，内御膳房准备。教师们就在客厅用餐。早餐有极其丰盛、美味精致的中国风味的食物，它们出自精通烹技的厨师之手。
大约8点半，由皇帝的满族老师伊克坦上课。10至11点，由朱益藩执教。下午l点半钟轮到我，一般得上2个小时。
宫中的假日是很少的，假期一般有夏天一个月、春节三个星期、正月十三皇帝的生日、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本朝先帝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只有在这些日子，皇帝才不必上课。大概无须说明，作为节假日的星期天和西方国家的其它节日，无论如何在皇宫中是得不到承认的。
我任教的最初几个星期是不能单独和皇帝在一起的。平时总有一个太监在场，中文教师朱益藩或管家大臣耆龄也来陪伴。太监没精打来地靠着墙边站着。之所以作这种安排，可能是皇帝感到在外国人面前有点紧张不安，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神经质的迹象。陀件的其他老师一坐就是老半天，在他们打瞌睡的时候，皇帝也不想唤醒他们，以使他们想起他们的职责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外洋的“蛮夷人”，这个“洋人”天真纯洁的外表下可能包藏着祸心。
还未等到第二个月结束，皇帝就消除了在“洋人”面前可能存在的紧张和不安。中国的老师和大臣也不再来作伴，可太监依然在场。但我发现，皇帝和他的中国老师在一起学习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太监在场。再清楚不过，内务府仍然不准备让天子听任一个可怕的洋人的摆布。据说，中国人相信外国人喜欢吃小孩的心肝，并用小孩的眼睛做药。
太监总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的里边，隔半个小时就换一次班，周而复始。还未等到第二年夏天，我的学生就不让太监在场了。在此以前，我荫发这样一个想法：如果皇帝有一个同学，无疑会促进他英语学习。我选择的这个学生是他的一位党兄、一个比他小两岁的男孩，名叫溥佳这个男孩是皇帝叔叔载涛亲王的长子。邀请皇族成员作为皇帝的“陪读”，是早就存在的好习惯，所以我的建议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好比是茶杯中的风暴。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醇亲王和裁涛亲王之间长期存在嫉妒。醇亲王正为我这个建议生气，因为老师如果喜欢载涛的儿子，那就会对他自己的儿子漠不关心。后来我们采用两个孩子“陪读”的办法，很快解决了这个麻烦。裁涛的儿于陪读英语，皇帝的弟弟陪读中文。
实际上，皇帝已有了一个中文陪读，他是溥伦亲王的一个14岁的儿子，名叫毓祟。也许记得，溥伦正是光绪帝死时觊覦皇位的人，并受到袁世凯热烈的拥护。如果袁世凯鼓吹成功的话，毫无疑问，毓祟将成为皇位继承人。如果不发生革命，那他已成为当今的中国皇帝．田为他的父亲溥伦几年前去世了。
共同分享陪读这一特权的三个年轻人是溥杰、溥佳和毓祟，其中唯有毓祟陪读英语。由于他们的这种身份，皇帝赏他们“紫禁城骑马”的特权。
大约在皇上学习英语两年后，他请我的他起个英文名字，以便他和欧洲人通讯或其它没有汉字的公文中用。他在我列出的一系列高贵的英国名字中选用了“亨利”。他根本不打算将“亨利”和溥仪连用，即使溥仪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忌讳。因为他和我一样不喜欢“摩登”的作法，而“摩登”正是学生中普遍流行的——在中国姓氏前加上西方“基督徒”的名字。可是后来新闻界在提到他时总习惯用“亨利溥仪”这个不雅的混合称呼，达不仅令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和“溥先生”这种称呼一样不确切。溥仪很少使用“亨利”这个名字，他决不在官方场合使用这个名字，而且也不加在别的名字前面。
从一开始，我和我的学生的关系就是友好而融洽的，并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加强。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优点是他深造的理解力，他的坦率，他的慷慨与宽容，他的艺术天赋，他的仁慈，他的和善及侧隐之心，临乱处世的勇气和他那幽默的神情。在我最初给他上课时，他对英语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根本没努力来掌握这门语言。他对纯粹语言学的研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当代变幻的国际形势（包括在欧洲签署并生效的《凡尔赛和约》)、各国政体国情、世界各地风光、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政治科学、英国历史以及近来我们亲历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戏剧”。我们常用汉语自由地谈论这些问题，无疑这占据了他学习英语的很多时间。
皇帝思维敏捷，但他的性格中既有持重的一面，又有轻飘的一面。我把这种轻飘的表现归因于青年人缺乏责任感，也许他长大成熟后，会和这种孩子气告别。然而，我似乎觉得他身上体现出“两种对立的性格”。
他能虚心地接受我对他性格缺点的批评以及我幽默的劝告，哪怕是不能获得我所期望的结果。确实，他耐心倾听我发牢骚而不显出不满的好脾气，正是他性格中最突出和最诱人的地方。壳我的中国同事告诉我，皇帝很少愿意听取和采纳他们的意见。我渐渐明白，皇帝听英语课比听其他任何人的课更有耐心。由于这个缘故，皇帝的父亲和叔叔以及他的中国老师常常恳求我向皇上陈述这样成那样的建议，而这恰恰是他们无能为力的。
我不能完全理解皇上性格中的“轻飘”方面，而我中国的同事们对此认识倒很深刻。特别是陈宝琛，皇上6岁始，他就一直是皇上的教师。他常用中国字“浮”来形容皇上的这个弱点。有时我联想到，皇帝大多数好的品质，大概来自他的母亲，她是满洲总督荣禄的女儿，他性格中“浮”的特征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我总倾向于把他在—‘些小事情上的过分固执归因于他父亲的遗传。不过，我们应该搞清他性格中的缺点是来自遗传，还是由于有害他身心腔康的宫廷气氛。如果说他的先辈的这些弱点已无法根除的话，那么对于他至少还有一个逐渐摆脱不良的环境而选择一个有利身心健康环境的机会。
我已说过，他极富有幽默感。在我们讨论和解释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面有的区别时，这种令人喜欢的特征偶尔也会表现出来。我认为“专制主义是不负责任”的，其证明之一就是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命令，而强迫人们执行，甚至还可从中取乐，他还拥有对有功之臣生死予夺的权力。皇帝有一次也对我说，“我的先辈都是不负责任的暴君”。可两三天后的一天，正当我在自己家中的花园里休息时，一个仆人告诉我，说是一个宫廷太监在门外，他是来转达皇帝的重要消息。他一进来就告诉我．说皇帝已命令将他送进监狱。他还递给我一件寒光闪烁的东西，原来是一把带剑的手杖。太监表情严肃地说：“这把剑是万岁爷送给你的，他要我票告你，他授权你杀死你愿意杀的任何人——随便杀人”
等我一到宫中，皇帝就急不可耐地问我太监是否执行了他的命令。我让他相信太监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约10午后，皇带(这时已成为新满洲政府的首脑)在想起这件小事时，还问我是怎样运用他授予我的这种权力，我告诉他直到那时这把剑都从未沾污人血。
也许我有把握说，皇帝对自己真实地位并没有产生错觉。他头脑中绝不会有龙的家族赋予他不同凡人的想法。他很不情愿参加那些不得不参加的重大典礼，因此，他一离开乾清官的宝座，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脱去他的龙袍。事实上他强烈反对外人看到他穿龙袍，尤其是被外国人看到。
我已提到过，皇上的中国书法可谓技艺娴熟。中国的教育制度要求花费他一生中相当大的时间来练习这种艺术。他的几位祖先在这方面是很出色的。中国皇帝把手迹赐给有功的官员、寺院和其他重要的建筑，是司空见惯的。御笔真迹往往放大并摹写在深漆铀金的木块上。
皇帝的幽默感常在漫画间流露出来。我保存了许多他这种风格的作品，且都是他当着我的面，用手头的零纸即兴画出的。漫画通常是描述一件轶事、报纸中的某个章节或日常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他的中文老师都是诗人。皇上早年就学会了赋诗的技能，并熟练地运用了这方面的知识。1921年至1922年间，他就用笔名“邓麒麟”向北京几家杂志投寄诗稿。“邓”是个国一个普通的姓，“麒麟”也许是“发光的独角兽”。——家杂志发表了署名邓麒麟所送去的作品。编辑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份，编辑几次设法打听他的身份，都没有成功。当然，我意识到他写了许多诗，几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但直到1922年7月，他才合诉我这个秘密，并把自己已发表的作品给我看。这时北京报界仍不知道“麒麟”其人就是大清的显帝。
尽管他对新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并没有为中国流行的白话诗吸引。他的诗总是效仿古典诗词的风格。他喜欢的诗人有唐朝的白居易、韩愈、李白，对本朝先帝乾隆的诗也推崇备至。
读者在了解我的皇帝学生有吸引人的可爱个性，以及了解我在他们中间度过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仍使我感到惬意之后，将不会感到惊奇。但是，如果以为他具有的一切品质是任何一位独裁类型的人必须具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多年来他一直对使意大利获得新生的大政治家非常敬佩，并为在北京的意大利公使送给他的来自罗马的签名像片而感到荣幸。但我认为，他完全清楚，他自己和墨素里尼的气质是不同的。
庄士敦与溥仪。
经过几年相处，庄士敦与溥仪结下深厚情谊。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变了，他对祖宗旧制感到厌恶，开始穿西装、戴墨镜，在宫里安装电话、骑自行车、打网球，还剪了自己的辫子，遣散了宫里的太监。
然而，在满清遗老看来，大部分新事物都是可怕的。
在庄士敦任教的第三年，他发现溥仪近视得厉害，建议请眼科医生来看一下，此言一出，整个紫禁城炸开了锅。 端康太妃严禁医生接近溥仪，理由是“皇上”的龙目非常珍贵，不是任何人都能看的，何况要真检查出了近视眼，他还要戴眼镜，多不像话啊，你看清朝哪个皇帝是戴眼镜的？雍正爷那么热衷cosplay，也没戴过眼镜啊。
龙目又不是龙眼，还不能吃，有何稀奇？庄士敦这回寸步不让，以辞职相威胁，据理力争。最后宫里只好勉强同意，请了协和医学院的名医进宫，给溥仪配了近视眼镜。
自小失去亲情和自由的溥仪，从没得到过这样的关怀，此前也没有一个老师，如此关心他的健康成长。
1922年，溥仪大婚之日，他不忘师恩，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在满清时是官员的极高荣誉。
得到赏赐的庄士敦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朝服，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亲友，倍儿神气。
平时，溥仪赠送给他字画、瓷器、玉器和书籍等礼品，庄士敦都要学着满清遗老的样子，工工整整地写一道谢恩折。
同时，庄士敦还替溥仪处理外国来信。
据说有一次，庄士敦收到一封神秘来信。来信者自称是逃亡到美国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正打算联合世界各国被迫退位的君主建立一个联盟，并诚邀溥仪参加。尼古拉二世早在1918年就被苏维埃政权处决了，这显然是某人恶作剧。可庄士敦还是把这封信转交给溥仪。
溥仪一听这件事也乐了，还开玩笑，提出要在联盟里增加一个项目，让各国退位君主组建一个乐队，进行巡回演出。
可惜这“尼古拉二世”就刷了一下存在感，随后再无消息，溥仪也就没法顺利“出道”了。不然，这支乐队估计可以给自己起个响亮的名号——“亡国者联盟”。
师生俩在紫禁城中度过了轻松惬意的五年，庄士敦成为照进溥仪生命里的一缕阳光，如此互相戏谑也是常事。
然而，在宫外，时局动乱，战乱不休，这片小天地要长久保持安宁已是奢望，紫禁城的黄昏即将到来。
紫禁城中看不见一丝光亮，丝竹声中听不到一点欢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紫禁城与清朝的最后一丝血脉联系终于被扯断。
一直以来，庄士敦都在劝溥仪赴欧留学，情急之下，他请求英国公使馆给予溥仪保护，可英国外交部的表态却是“英王陛下对溥仪没有任何兴趣”。
庄士敦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在郑孝胥等人的张罗下，走进日本使馆，并逐渐走上一条不归路。此后，庄士敦辞去帝师职务。
他最希望学生能够自由地度过余生，可溥仪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只囚鸟，根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1927年，庄士敦回到威海卫继续担任行政长官，这是他刚来中国时最初的起点。
按照当初英国与清廷签订的《订租威海卫专条》，威海卫不日就将无条件归还给中国，可有些英国人还想节外生枝，企图继续霸占这个租借地。
庄士敦没有选择站在祖国一方。当年5月，庄士敦在给老上司洛克哈特寄去的信件中夹了一张剪报，上面有一篇题为《威海卫将继续是英国的》的报道。标题已经被庄士敦用笔涂改，并在旁边写着英文“胡说”，后面还有大大的感叹号。
庄士敦希望英国能按时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他认为自己在这个时候肩负着的使命，就是协调此事。
1930年10月，在庄士敦的主持下，威海卫顺利交还中国。在移交仪式上，庄士敦与中英官员举杯畅饮，之后取道上海，乘船返回英国。
他走之前，当地绅商为他奉上一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按照传统说法，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
1934年秋天，庄士敦重返中国，前往长春拜访溥仪。当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庄士敦却发现学生再度失去自由，除了在日本士兵的监视下前往办公室或者出席活动，他都不可以离开“皇宫”。
带着对学生命运和中国局势的深深忧虑，庄士敦启航返回英国，从此再没踏上中国的土地。
电影《末代皇帝》中，庄士敦与溥仪分别，一曲民乐版的《友谊地久天长》悠然响起。和庄士敦一样深爱着这片土地和中华文化的贝托鲁奇，将他心中的不舍寄托在歌曲之中。
庄士敦在中国先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回英国后，他被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聘为教授。
这位尽忠职守的“帝师”回到祖国反而成了以旷课闻名的问题教授。对于那些懒惰的学生，他甚至没有丝毫耐心，当众表示：“我怎么教，他都没进步，这浪费了他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更浪费了他爸的钱！”
人生的最后几年，他都在忙着写书，平时就爱躲在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
1934年，也就是与溥仪最后分别的那一年，庄士敦出版了一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紫禁城的黄昏》。该书一经出版，轰动一时，庄士敦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部分重要事件，也回忆了他作为老师与溥仪相处的岁月。
庄士敦终生未娶，有人说他是同性恋，其实不然，他一生谈过多次恋爱。最后一次热恋，还是在晚年回国后，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或许，他早已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中国。
《紫禁城的黄昏》为庄士敦带来声誉和财富。他用版税买下苏格兰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为其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还在岛上升起了黄龙旗。
离开中国的庄士敦仿佛失去了依靠，被困在孤岛中，他整日把玩溥仪所赠之物，在记忆碎片之间游走。回想起当年的每一个黄昏，他踏过紫禁城那数不清的青石板，漫长的城墙、雄伟的宫殿、清澈的御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无声地倾述着古老东方文明的秘密。
1938年，这个苏格兰老夫子带着对中国的无限眷恋，在故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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