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一个“毒县”的摘帽之战》
作为内陆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临泉有“内地金三角”之名，也是中国大陆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2011年，临泉县第二次被公安部戴上“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2014 年，公安部再次约谈安徽省市县党政负责人，摘帽之战迫在眉睫。
文/龚龙飞（发自安徽临泉） 摄影/临泉县公安局 楚跃武
2015年10月22日，拂晓，安徽阜阳站。
薛明被押出月台，他尿湿了裤子，神情恍惚。一天前，他在江苏某酒吧里正准备“出货”，遭两地警方联合出击，现场缴获1公斤冰毒。他或将面临死刑。
押解他回原籍的，是临泉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吴海，他熬了两个通宵，黑着眼眶。他们身后，是雾霭中密集交错的铁轨。阜阳站是京九线的枢纽站，344条铁轨从中原通往全国各个方向。近些年，吴海无数次从这里出发，前往一个又一个遥远的地方抓捕毒贩。
大密度的跟踪、抓捕、押送、审讯，透支了吴海36岁的身体。9月份的体能测试中，他所带领的禁毒大队全队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他是不及格人员之一 ——严重的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让他无法完成长跑。
6月26日在庙岔镇公开焚烧毒品。被约谈的“毒县”
2011年，时隔7年之后，临泉县第二次被公安部扣上了“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戴帽后，案发率不降反升。到2013年，临泉外流贩毒案件同比上年又激增了20％。而另一项统计让公安部失去了耐心，这一年，全国26个省份都出现了临泉籍毒贩，犯罪地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临泉——毒品在这里汇集，再流向全国。
在中国刑法中，毒品案件的管辖原则，以犯罪地管辖为主、户籍地管辖为辅。犯罪地包括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制毒地，毒资、毒赃和毒品的藏匿地、转移地、目的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等。而临泉兼而有之。
因为在外打工，不少人已举家搬离故乡临泉，之后中断了联系或从未回乡，但他们一旦涉毒，按照现有法律，一样累计到临泉的账上来。
而鉴于毒品犯罪的隐蔽性，制造、运输、集散、乃至吸毒，多是单线地下联系，依赖严密的网络支撑；毒品网络的生成，是长期、缓慢而且顽固的。也就是说，临泉籍毒贩至少已在26个省份建立了毒品网络。
2014年5月23日，公安部和国家禁毒委在北京约谈了安徽省、阜阳市禁毒委以及临泉的党政负责人，在长达两小时的质问后，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刘跃进在会上直言对安徽缉毒工作的不满，批评其“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一问三不知，说话假大空”。
接下来，2014年7月18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只谈一件事——临泉毒品问题。省队驻点，财政厅拨款，公安厅给人给装备，划拨预留编制等政策接连落实展开；阜阳召专题部署会，步调一致地痛下决心，要举全市之力，用一年时间，扭转临泉的局面。
会后，由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共同组建，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刚牵头，成立阜阳市公安局驻临泉打击毒品犯罪专班（以下简称“打击专班”），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明华任打击专班的班长。
临泉全县动员，除了公安局下属的禁毒办之外，县政府成立了实体化禁毒办，正科级常设编制，与公安局平级，所有乡镇、街道办的专职禁毒办主任配为副科级。副县长符国风任禁毒办分管领导，主导调研工作。在县禁毒办的新会议室，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刘跃进的头像和评语挂在墙上。按照省厅驻点到县，市局驻点到镇的秩序，全县42个政府单位进驻42个行政村，每村至少2人，时间2年。
临泉全县共21镇10乡，有823个行政村，4552个自然村，全部涉毒。可临泉政府单位的总数只有42个，作为一个财政吃紧的贫困县，在总数2585名公务员中下放211名驻点干部，已经到了极限。
2015年3月20日，在“5·23约谈”之前，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张宝顺视察临泉后，就给县委书记邓真晓做出批示：“脱贫脱毒”。4月，邓真晓将批示微调，“脱毒脱贫”成为临泉新的城市口号。
“脱毒脱贫”，口号沉重而直接，带着新书记的意志和新油漆的味道，很快就覆盖了县城里的诸多场所。和一般红底白字的城市口号不同，临泉的禁毒标语是白底蓝字，其中“毒品”“死亡”“白骨”“枪毙”等都是标语里的高频词，让人望而生畏，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因此绕道远行。
临泉有230万人口，其中98％为农业人口，每平方公里1174人的密度，远超一般工业城市，和上海金山区相近，是全国农村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2014年，人均产值5950元，仅是金山区的1／16，在安徽的62个县市中排名敬陪末座，而安徽省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中排名第26位，临泉县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
从地缘来看，临泉深居内陆，它不在西南，远离“金三角”；不在西北，远离“金新月”；也远离聚集广东、福建的冰毒产区，然而临泉却与各大毒源县市齐名。它有“内地金三角”之名，媒体把临泉县推为中国大陆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另外两个均地处西北，毗邻“金新月”，分别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
“毒品市场和经济发展状况呈正相关性。”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明华试图通过数据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临泉被扣上“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并非因为吸毒，“阜阳市户籍人口1053万人，2014年，在严抓严查的背景下，累计在册吸毒人员1.4万，其中包括临泉县的4400多人，参照国际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员约6万人，也就是每百万人口中吸毒者是0.6万人，相较于江浙等富庶地区的每百万人中有1.5万吸毒者、全国的百万人口中有1万吸毒者而言，阜阳，甚至包括临泉的吸毒问题并不算严重。”愈演愈烈的贩毒，是临泉县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难题。
临泉的毒品问题，要从庙岔镇说起。它是临泉县21镇10乡中的一个，但业内有一种说法：在国家禁毒委的地图上，临泉的星标比合肥大，庙岔镇的星标比临泉大。
“内地金三角”的核心
庙岔位处安徽的最西端，是阜阳最偏远的镇，它像一块三角形嵌进河南地界，西北接平舆县，西南接新蔡县，当地人听河南梆子，说话也是河南口音，阜阳话“可好？”到这成了“中不中？”。所谓“内地金三角”就是以庙岔镇为核心的毒品集散地，辐射三县。
临泉的毒情自东向西严重程度逐渐加剧，其中沿途的瓦店、姜寨、庙岔三镇最为严重。
在记者去往庙岔的客车上，车头是烂的，露出了半截发动机，路标插在断裂的保险杆里，司机解释说，“庙岔的路差，掉进沟里好多次了。”
车子一路向西，途经瓦店、姜寨。出了县城，是连片的低矮土房，污水、杂草和垃圾填塞其间，屋顶上冒着炊烟，这样的土房子在临泉比比皆是。
从瓦店开始，路况就越来越差。106国道归河南管，这里是安徽地界，每年修路的钱到这里就所剩无几了，临泉提过意见，均无下文。“5·23约谈”后，北京来的官车多了，省市里来的官车也多了，过去一年，阜阳市委书记于勇，明察暗访就来了20多趟，这才修起路来。但修路的进展仍然极慢，有人发现，午夜时分总有村民们拉车带斗，将还未硬化的泥浆偷挖回家。
和当地经济、环境极不相称的，是道路两侧的小洋楼，它们层层叠叠，天台上多有花园。从2014年7月起，这些楼房的光洁墙面被刷上了禁毒标语，“贩毒者死，吸毒者亡”，类似的标语一个接一个，密度比城区更大。而这像是政府对那些不明财富拥有者的警告。
途经姜寨镇，沿路不乏路虎、奔驰等名车。小街不长，一眼看到头，隔三五米就有一家娱乐场所，仅KTV就有10家之多，各具特色，一家名为“金三角”的KTV，以出售好酒而闻名；而隔壁的“百乐门”，门口则站着两排身材姣好的女服务员。出入这里的都是当地人，他们穿着西装，露着黝黑的脖子，那是常年日下劳作的印记。街对面，是提篮挎筐的另一拨当地人，他们卖着玉米，8毛一斤。
从2014年7月起，洋楼、豪车、娱乐场所和暴发户均悄悄地进入了政府的摸排名单。
房产局、交警大队加入对洋楼与豪车筛查的队伍，而211名驻点干部按照全县不漏一人一项的准则滚动摸排，这也是对国家禁毒委“情况不清，底数不明”的行动反馈。在毒情最严重的三镇，力度更大。阜阳市政法委牵头的公检法组成三支督导队，三轮推进，他们将摸排标准编成打油诗，其中两句核心是“家庭成员是重点，游手好闲恁有钱”。
到2015年7月，全县摸排底数是53.9万户，221.7万人，累计上报重点涉毒人员6385人，吸毒人员4484人，其中服刑或强戒1057人，死亡119人。外流重点涉毒嫌疑对象956人。
薛明就是956人中的一员。抓捕一旦完成，他的信息就进入了“临泉县禁毒情报预警系统”，他的亲友圈将在长时间内被政府跟踪。
过去一年抓获的447名毒贩中，三分之一的线索来自于这份名单；而这份覆盖了全县96％人口的名单中，仍然漏掉了落网毒贩中的三分之二。
庞大的人口流动让调查变得难以深入。临泉的外流人口在户籍数量上超过80万人，相当于从这个县中搬走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2014年7月以后，针对那80万离开的人，临泉县先后派出5批工作组，调研了7省15市，在深圳、天津、杭州、宁波建立了4个综合服务站，每站驻点2名干部，明的是为临泉人讨薪、维权、计划生育，组织商会，实际暗中摸排，特别是针对高收入人群。但从效果来看，依然是泥牛入海。
重中之重的庙岔镇，摸排标准更高。阜阳市政法委政治部主任游国民担任庙岔镇工作组组长。对于庙岔毒品问题，他并不陌生，2002年，还是武警某团副参谋长的他，带队到庙岔执行枪毙毒贩的任务，因为是异地用警，当时他没有蒙面，三声枪响，带走了三名庙岔毒贩的罪恶和生命。
12年后，2014年7月，政法委命令他驻点庙岔一年，可如今已是一年半，他依然继续驻留。这一年来，他换掉了三个重点镇的派出所所长，修好了51个自然村的喇叭，将它们用于实时通报吸贩毒案件。
游国民还对摸排干部实行奖惩制度，新抓捕涉毒罪犯中，在摸排名单内的，奖500元；不在摸排名单的，则罚300元。实行这个制度以来，工作组奖了84人，罚了90人，共发放奖金4.2万，罚款2.7万。
截止到2015年10月，庙岔镇7.1万户籍人口，吸毒人数达1798人，贩毒1955人，服刑462人，因吸毒死亡87人；此外，涉毒嫌疑对象是2299人，在册人数占全镇的10％。按照国际惯例的预估法则，1名在册的吸毒者，背后隐藏着4到5名吸毒者，再除去儿童和老人，全镇实际涉毒人员的比重将达到60％以上。
人口占全县1／30的庙岔镇，各项涉毒数据中占到了全县一半。它是临泉毒品问题的缩影，也是聚焦点。
由来已久的毒品问题
庙岔乃至临泉之毒，由来已久。
北洋时期，军阀姜桂题在阜阳大兴鸦片，当地种毒吸毒成风。1935年，国民政府将河南新蔡一部划给了安徽阜阳，就是今天的庙岔、姜寨、瓦店一带。不久，抗战爆发，阜阳无暇管控这块新地，而这里又正好是进出大别山的通道，三不管地带马上起了匪患，他们主营鸦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也遭到这股土匪袭击。1949年以后，鸦片销声匿迹。
到了1979年，临泉破天荒地接连遭遇了5年的洪灾，《临泉县志》记载，到1984年，临泉已有140万人口，洪灾带来了饥荒，加上政策上允许人口流动，当地人开始外出，因为有一手种瓜本事，大批人前往西南边境一带帮雇主种西瓜，又遇西瓜减产，雇主就用海洛因抵薪，他们将其带回临泉，价格翻了五倍，由此兴起毒品之风。
在灾荒中的当地人是无力消费毒品的，只有当时属于姜寨区的庙岔村有一个全国性的皮张交易市场，20多个外省的皮贩子汇集于此，日均交易量达到2万张，是全国第三大的皮张交易市场。
临泉的山羊板皮，全国闻名，而庙岔是豫皖通道，号称“九县通衢”，交通还算便捷，全国各地的皮贩子慕名而来，当地政府竖起了“安徽皮都”的招牌。皮张市场凌晨开张，两三点最为热闹，黎明前众人散去，在夜色笼罩中，他们成了第一批吸毒者。最终，他们以贩养吸，皮贩子将海洛因带回各省交易，比皮张贸易更为暴利，吸毒人群迅速膨胀，单线联系的上家纷至沓来。
2015年，东三省、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江苏、江西等十余个省的大宗毒案都追踪到庙岔找上线，山西警方来得最为频繁，他们判断，山西省80％的毒品是从庙岔集散。
上世纪80年代早期，“安徽皮都”是临泉的宝贝疙瘩。当年庙岔村没路又缺水，更谈不上有酒店和娱乐场所，当地难免有些招待不周的自卑，为了留住人气，对外地的皮贩子“玩毒品”，政府缺乏作为，而夜市就像一道屏风，遮挡了这个公开的秘密。
云南供货，临泉运输，庙岔集散，皮老板的资本，全国的皮张交易网络，集结在深居内陆的临泉县，一个大型的毒品集散地在夜幕下悄无声息地生长并不断扩展。
1981年开始，缅泰两国派兵围剿金三角，影响了海洛因的产量，而云南到庙岔路途遥远，于是，全国的皮张交易网络开始将庙岔发展成毒源，种毒、制毒迅疾兴起，波及三县。
鼎盛时期，全姜寨镇1／6的人口是毒贩子。
集体种毒制毒是需要群体性心理支撑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姜寨的贫穷和制造假烟在豫皖就有了恶名，从家庭式小作坊，家族式分工，再到男女老幼齐上阵，不到3年功夫，村民们从大型烟厂倒出真烟盒，装上假烟，卖到郑州。
罂粟本身的特质，也是祸因之一。罂粟籽极细，长度小于一毫米，耐储，存放几十年后还能发芽；罂粟壳尽管只有棉桃大小，里面却有数不清的种子，一个壳管够种一亩地，抗病力强，还无须施肥。每年12月之前，冬小麦出苗前后，把罂粟种在麦地里，刚开始，麦子长得比罂粟快，很难发现，到4、5月间，罂粟迅猛蹿高，风吹麦浪，罂粟花就流露出它的美艳，无法遮拦。
毒情涌动，高层并非没有察觉。1981和1982年，国务院连续发布了两则 “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红头文件下发全国，给地方政府予以提醒。
《临泉县志》记载：1982年，全县铲除罂粟97.5亩，27.8万株；1983年，种植面积上升到400亩，766人被罚款；1984年，因种毒，拘留9人。80年代，一亩麦子获利不足50元，而一亩鸦片可达2万元。“万元户”，这个80年代初刚出现的新词，半亩鸦片就做到了。
1987年4月，姜寨镇罂粟成灾，全区学校停课，机关放假，干部和教师全部下地割罂粟，姜寨区区长李小华也在其中。现年78岁的李小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有些后怕。当时，每当进入4月，他随机下地，拨开麦子和玉米，到处都是罂粟花。庙岔与河南交界线犬牙交错，在管理上，他们联合阻挠，或者互不认账，李小华只好放手，而界线另一边的新蔡县政府的做法是征收种植罂粟的“特别税”。
姜寨区区政府的大院里，罂粟堆积如山，到处是枝叶腐烂的气味，又无法焚烧处理；收割了一周，也只是减去一小半面积。时间紧迫，收割队改用铁棍，将罂粟打烂在地。
一些罂粟果已被划开，夜里，有人来收浆汁，民国的土制毒品技艺被唤醒。土制毒品纯度不高，达60％，颜色偏黄，叫“黄皮”，也就是3号海洛因；纯度30％的呈棕色，叫“红货”即2号海洛因；10％到15％的是1号海洛因，呈杂色。
临泉制毒者望尘莫及的是4号海洛因，纯度在98％以上，纯白色，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金三角毒枭坤沙创立的“双狮地球标”，产地缅北，纯度达到“99.9％”，油纸包裹，350克一块，呈板结状，需要用锤子砸开。在瓦店、姜寨、庙岔常能发现它，上面有“一帆风顺”的字样。
李小华在姜寨任职8年，其间该地枪毙的毒贩不下30人。那是在毒品野蛮生长且还未被重视之时，制度缺漏，监管空白，执法者在当场就能定下毒贩生死，而警毒勾结的大有人在。
据李小华回忆，1987年，他当上区长，才买了一只国产手表，而派出所的警员都已是清一色的日本手表。2009年，临泉县公安系统出现腐败窝案，县公安局局长杨某贪污受贿267万元，其中禁毒大队大队长范某先后贿赂19.2万元，当时，范某的月工资不超过2800元。
此后数年间，种植、铲除，多次反复。对种毒的惩罚也在不断加重，50株以上算违法，5000株以上是犯罪。
因为周期长、隐蔽难、处罚重的特点，大面积种毒现象渐渐萎缩。但当地缺医少药，村民无法摆脱对罂粟的药物依赖，它镇痛、止咳、止泻的药理，在民间广为流传；食用罂粟叶，榨罂粟籽油，用罂粟壳卤肉也有悠久的传统，因此小范围种植，无法断绝。政府只能留有余地：50株以下不处罚，一经发现全部铲除。
至上世纪90年代末，庙岔的皮张市场由兴转衰，而临泉与毒源地之间的动脉通道已经完成。新世纪刚开始，较为成熟的路线就有4条：其一是从老挝开始，经过云、贵、鄂到达临泉，这条线路经过层层掺杂，是蚂蚁搬家的形态，量小，货杂。其二是从缅北，过云南直到临泉，这是大宗毒品案件的要道，是“双狮地球标”的专线。其三是由新疆乌鲁木齐，过西安、郑州，到临泉，这条通道的毒品有来自于“金新月”地区，也有“金三角”辗转而来的。其四就是“闽粤通道”，从广东和福建的冰毒产区，过临泉散入辽阔的北方，更为细密庞大的通往全国的皮张网络则渐渐转化为毒网中的毛细血管。
1999年3月30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禁毒大会上，临泉毒品问题第一次正式被中央政府点名。临泉与隔壁的河南新蔡、平舆三县，共同被列为“全国六大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会上通报了一个细节：就在会前短短4天之内，29名庙岔籍毒贩在云南落网；该年，超过100名庙岔毒贩在云南被枪毙或被判无期徒刑。
戴帽，摘帽，再被戴帽
戴上“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之后，临泉县开始组建禁毒大队，吴海和周强成了第一批招纳的队员。周强还记得第一次出任务，缉毒车随机拦下一辆去往郑州的中巴车，车上就搜出了三包毒品，而持有者分别是彼此不识的三伙人，这让新手周强目瞪口呆。
在云南的临泉群体开始进入警方视野，5.2万在滇临泉人使得“昆明、临泉禁毒一体化信息平台”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3年初，周强来到昆明，加入了信息平台。2003年夏，周强成了5个临泉卧底中的一个。
周强在临泉和毒贩接触少，而对昆明又有一定的熟悉；他非警校毕业，个性散漫，个子不高，不容易让人产生威胁感；而他的长相匪气十足，局里命令他留长发，扎小辫，穿上花衬衫，从缴获的毒资里给他特批了一枚大钻戒。
当时，第一代身份证并没有录入公安系统，大量罪犯核实需要通过卧底警察完成。
一年中，周强接了4个任务，都是10公斤级的大案，涉及多个贩毒家族。毒贩子只信血缘亲属，家族团伙大多8到10人，而最危险的“背货”则由地位较低的人完成。通过深喉介绍，周强主动要求“背货”，但始终未获得信任。周强的任务调整为，认出买家，确定货物情况。
安徽省毒品单案的纪录也一直被临泉人刷新。1999年全县缴获的毒品为15.8公斤，而到2003年，临泉人邱何水，单案涉及的毒品达22.31公斤，被媒体称为中国的五大毒枭之一。
2004年夏，经过5年整治，临泉完成了公安部的各项禁毒标准，成功摘帽。
周强也幸运地完成任务，他这一批5人卧底，有1人成了烈士。
摘帽之后，临泉县禁毒办停止办公，抽调人员回到原单位，全县禁毒就靠着17名一线缉毒警大海捞针式的缉查。
临泉摘帽了，并不意味着毒品犯罪减少了。与之相反，随着缉毒力度回归平常，吸毒贩毒在临泉再次泛滥并快速增长。2007年的冯刘荣案，涉案毒品31公斤；2011年的韦士义案，58公斤；2014年的谷山金案，130公斤，而且是高纯度海洛因，如果散入市场，价值达3亿元。而在省内毒品问题排名第二的城市合肥，毒品单案纪录是4.5公斤。
2011年，临泉县第二次被戴上“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但这一次，公安部不再下达具体的摘帽标准了。
临泉县再次加大打击力度， 2011年，全县缴获毒品162公斤；2013年，211公斤；2014年，达到了356公斤。可贩毒依然猖狂。
治理吸毒
一方面，临泉的贩毒总量迅猛增长，远超于全国或全省水平；另一方面，临泉县的吸毒人员也呈现出独特变化。2014年，全国在册吸毒人员295.5万名，35岁以下的吸毒人员168.8万人，占总数的57.1％。同年，安徽省内在册吸毒人员达58300人，35岁以下的吸毒者47281人，占到总数的81.1％；而以庙岔镇为例，截止到2015年10月22日，在册的1799名吸毒者中，36岁以上的达到1471人，占总数的81.7％，18岁以下仅5人，其中2人的毒瘾是母乳传播。庙岔的吸毒人群年龄分布与全国数据正相反。
在这个30多年毒史的县，吸毒者的平均寿命减短10到15年，未成年人染上毒瘾后，1／4的人会在40岁之前死亡。于是，让孩子远离毒品，成了政府与涉毒者之间形成的唯一共识。
政府重点监管对象，是那些经年累月吸毒的人。
2015年开始，庙岔派出所干警扩充到11人，是其他乡镇的2倍，其中5人组建缉毒中队，由周强负责，主抓涉毒人员。截止到2015年11月，庙岔派出所共抓捕164名吸毒人员，绝大多数线索来自于村民举报。对于庞大而隐秘的吸毒群体而言，线人和情报尤为重要。2014年7月开始，30万封禁毒公开信下发到临泉各地，其中对检举奖金一项进行了细分，举报一个吸毒者奖500元，举报贩毒则按照缴获毒品数量计，奖2000到1万元不等。检举方法私密便捷，通过一款“临泉禁毒举报”的手机客户端APP，随时举报，拍、传可疑人员或车辆照片即可。
2014年，全县接到有效线索298条，兑现奖金102.2万元，平均每条3400元，这远高于临泉县的人均月工资。2014年7月到2015年7月，全县抓获吸毒人员1033人，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51％。
10月23日凌晨5点，一名40岁女子被警察叫醒带走，她极瘦，细长的裤子，仍显得空荡荡；眼眶凹陷，一副惊恐的神情。她自称郝娟，是黑户，被关押在庙岔派出所的办案区，是庙岔镇新入册的第1800名吸毒者。19岁染上毒瘾至今，有21年吸毒史，其间，郝娟曾被河南警方抓捕，并强戒2年。2010年，丈夫吸毒而死，她将13岁长子送往郑州工厂，此后失联。同年，她改嫁现任丈夫，他老实木讷，对郝娟的毒瘾一无所知，直到这次警方敲门。
和所有吸毒者一样，她坚称是“第一次复吸”，而对于购买渠道，她三缄其口，只是反复提及一个地点：王法庄。当地人都知道，王法庄是庙岔镇无解的死结，而这一次，线报正来自王法庄。
被抓前一天的下午，郝娟花了40元在王法庄购买一支“小零包”。“小零包”，是指纯度低于15％，重量约0.1克的海洛因，王法庄被称为“小零包超市”。郝娟还未出庄，她的消息就传到了周强那里。
郝娟是黑户，她也愿意这么黑着，因为可以逃避警方管理，这样的隐形人在庙岔并不少见。30多年涉毒史，家破人亡者众，黑户就多了起来。2014年7月以后，政府要求，涉毒黑户必须尽快补齐户籍，并开了绿色通道，还减免了费用。
2014年7月以后，已发现的吸毒者不但会被派出所、禁毒大队不间断地复查，他们还面临“四个一律制”的条例——首次一律拘留15天，二次再拘留并进行社区戒毒，即定时定点到社区康复中心尿检，领药；第三次被拘将归入吸毒成瘾人员名单，一律强制戒毒2年，出所后，一律加入社区康复。2015年建成的16个乡镇社区康复中心将主要承担社区康复的任务。到2015年7月底，社区康复中心已接收359名吸毒者，这一数据还在迅速增长。
2011年，临泉建起了若干戒毒康复中心，但专业程度令人堪忧。如对于戒除海洛因的毒瘾，美沙酮是常用药，但对人工合成的新型毒品毫无作用，而那些最早进入中心的吸毒人员，无论他们吸食何种毒品，一律对其发放美沙酮。直到2014年年底，这一错误才被纠正。
这项制度还面临另一个挑战：定时定点尿检、领药的制度在庞大的民工潮中根本无法实施，外出务工的吸毒人员延时尿检、失联的现象频繁，复吸人员只要拖一周，多喝水，尿检就失效了。而政府无权限制人身自由，吸毒者也需要外出寻找生活来源。县政府欲将康复中心推广到驻外的4个服务站点，但这样一来，服务站又不利于秘密摸排工作。
2015年的4月到9月间，由打击专班指挥，从省市县公安部门以及36个乡镇派出所先后抽调了1700名警力，共5次对庙岔、姜寨、瓦店10余重点涉毒村，170余个涉毒家庭进行突击清查，一砖一瓦地过，史无前例。5次都进了王法庄，在这个“小零包超市”里，累计搜出1500余克毒品，1600克鸦片，400克制毒原料。
王法庄与河南接壤，隔着一排杨树，一层层的坟茔包围着村子。王法庄除了“小零包”问题严重，它还是艾滋病村，全庄610个人，300余外出务工者，剩下的不足300人中，在册的艾滋病患者有37名，其中很多人染上毒瘾，并以贩养吸，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贩卖“小零包”的主力。
因为艾滋病患者无法拘留、强戒，也不能坐牢，他们面对缉毒警察，常拿着小刀对着手臂，大喊“我有艾滋病”。2011年以来，临泉县规定，但凡涉毒人员，一律取消低保资格，全庄目前只有40多户拿得到低保，人数还在减少；而没有低保维持，一些艾滋病人又重走老路，形成了恶性循环。
王法庄村主任王国运正努力申请退休，他说身份证上的58岁有误，他实际已经61岁了。村主任的位置让他坐卧不安。王法庄是庙岔镇的重点摸排村，任务重，为了配合工作，他错过了今年玉米最好价格的时间，自己的庄稼损失了2000多元。此外，警队5进王法庄，他都是领路人，现在村民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村民对村干部的非议还源于他的老搭档李新连。李刚被免去村委书记职务，因为他第三次吸毒被捕，进了强戒所。
上世纪90年代，河南南部卖血的风潮传到王法庄，王国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撑一拳52元”。一撑一拳是抽血时的手部动作，当时，鸡蛋2分钱一个，52元就是小半年的收入。因为抽血玻璃针筒少，几支玻璃针筒在锅台沸水中煮十分钟就是消毒了。在一个灶台边，村民争前恐后地排起队，蒸汽咕咕声中，艾滋病毒无声地大面积传染。
王国运当年因为有痢疾在身，达不到抽血条件，被挤出了讪笑的人群。
20多年过去，大量的艾滋病人先后死去，曾经上千口人的村子，现在垃圾遍地，水塘腥臭。王国运试图打开旧村部的门，向外来者展示当年的荣誉，但锁已经锈了，左右打不开，最后只能作罢。
村委书记李新连吸毒后，李家的悲剧随之而来。因为是第三次吸毒被抓，要带走强戒2年，李妻当场心梗发病而死；一个月后，李33岁的长子又酗酒而死。村子的东南角有树有水，那是李家的墓地，密集的坟堆中，母子两座新坟茔彼此相靠。
因为王法庄的名声，这些年一直是各地警局完成指标的重点对象，几轮下来，吸毒者基本上被抓干净了。2015年最后一次突击清查中，尽管带上了两条缉毒犬，500警力空手而归。
贩毒是一个无法停止的魔咒
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临泉县全县共破获涉毒案件234起，是同期的1.3倍，这也是全民参与的结果。全县设立的57个信息采集点源源不断将消息汇总分析，公安局完善了对以往涉毒嫌疑人的备案。
2015年元旦凌晨1点，大雪。派出所接到线索，袁寨村村民张运红或在制毒，举报来自于一家化工试剂商店。因为大雪封路，缉毒队员只能徒步前行，阴差阳错地绕过了张设下的两处暗哨。当警方破门而入，张运红等3人正在边吸边制毒——他有一手将吗啡转化为海洛因的技术。
吗啡，在当地被称为“生皮子”，纯度达90％左右，张运红将“生皮子”进行加工，300多克的吗啡最终可加工成1000克左右的“红货”，每克还比吗啡贵100元。
比例、反应时间、掺料，全靠经验，当地制毒流行一句话，“庄稼活，不必学，别人咋着你咋着”。吸毒市场有一条标准，以烫吸无残留为优，庙岔镇制毒技术颇有口碑，有“中国庙岔，安徽临泉”的说法。
尽管人赃俱获，张运红仍不认罪，与2013年如出一辙。
2013年，警察在张母家中翻出400多克海洛因，母子均在场。面对盘问，40岁的张运红始终否认，年过花甲的张母望着他，揽下全部罪责。最后，张母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9年。
与当地派出所破获小案不同，省厅与市局的打击专班则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大案攻坚上，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临泉县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8起，抓捕了93人，破获公斤级以上案件21起，摧毁贩毒网络14个，其中跨国网络5个。
而另一组禁毒数据更有专业参考意义，2013年，临泉毒品案件中平均每案抓获的嫌疑人为1.03人，意味着交易双方往往仅有一人落网；到2015年7月，平均每案抓获的嫌疑人达到2.13人。而现在，这一数据正在迅速下滑，临泉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吴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越来越难抓到毒贩子了。”
经过一年多的重拳打击，毒贩的集散地正渐渐离开临泉，转移到附近县市，临泉与新蔡交界的高速公路，成了毒品交易的新高发地。交易双方先会面，制定好暗语，始终用暗语沟通，交易前关闭手机，高速公路上，一方骑摩托，彼此交汇的瞬间就钱货两清。而警方只能在收费站设卡，非常被动。
抓捕不利，另一个原因是各地方公安局难以配合。各县在追大案要案上都有自己的任务，如10月初，一个线人为了多拿奖金，将线索同时高价卖给两个县公安局，临泉禁毒队与新蔡禁毒队同时跟一个5公斤级的案子，两队各自跟踪，互不知晓，也互相猜忌，在新蔡境内，差点擦枪走火，最终案子归了新蔡，意味着临泉禁毒队白跟了半年。
另一方面，在涉毒乡镇，按照毒情不同，临泉县政府下发了不同的毒贩指标，一旦抓获的毒犯超过指标数就处罚党政负责人。于是，不少乡镇干部在指标将满时，为躲避处罚，就想方设法让毒贩逃过抓捕，甚至通风报信，这样的情况屡禁不止。
也有民警为完成抓捕吸毒人员指标，将王法庄非吸毒老人以一个500元好处费的交易，让其吸毒后进行尿检的事例。
针对这个问题，2016年起，乡镇不再设有铲毒指标。
相对于制度的改变，要改变临泉贩毒者的观念，则是难上加难。对于他们而言，那唯一的财源，命就是本钱。
在庙岔镇上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圈百米长的三层商铺内，一栋别墅高高耸立着，宛如城堡，建筑颇有东南亚风情，通体紫金，别墅共5层，3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部铺满了缅甸玉，从瓷砖到螺丝钉，全都是进口。粗略估算，这座伫立在破败的庙岔镇的奢华别墅，造价在千万元以上。
这是大毒贩冯刘荣的别墅。2007年8月，冯刘荣领导的16人贩毒团伙在国内多地落网，查获30公斤毒品，轰动一时。审判时，冯刘荣因怀有身孕，逃过死刑，被判无期。法院没收了她的7套房产和350万元存款。
判决一公布，小镇一片哗然，所有的关于她身家的传言都一一印证了。如今，8年过去，她依然站在小镇的舆论中心，顶多再过10年，她很可能重获自由，隐匿的巨额财富依然属于她。不少人觉得，在如此多的财富面前，十数年的牢狱之灾是“值得的”。
于是，政府意识到，必须拆掉冯的别墅。
县检察院并没有放弃对冯案的毒资追缴，2015年10月19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将这栋别墅改判给了临泉县政府，当天，临泉县政府就打算予以收回并拆除。
但此举遭到冯刘荣第一任丈夫刘远山的极力阻饶。53岁的他带着两个儿子，一帮亲众，阻挡县政府收回别墅，他扬言已花百万请了在京律师，还要找媒体，要不顾一切地阻止拆除。拆迁人员只好后撤。
1997年，刘远山因贩毒在云南被判无期，2011年出狱。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在阜阳开有一家超市，一家皮革厂；在云南有一家上千亩的橡胶厂，数家大型养殖场。
各方经过考量，决定拆掉3层，留两层改作教育基地，并由省厅下了命令，必须动手。
10月23日上午，省厅、市局、县政府的人一应到齐现场，防爆警察林立，数声锤响，装饰着别墅的一只金鹰坠落在地。
阜阳市公安局副局王明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案中，法院要求检方区分出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这就像倒满一池混水，要我们分清哪一桶是清水，哪一桶是泥水，这就是有人在胡搅蛮缠。如果不是今年省市工作组驻点临泉，出面斡旋，这事还有变数。毒贩的渗透能力不仅能到达省市，还能到北京，最高院还有人在替冯刘荣说话。追缴毒资受阻，非常打击警员的士气。”王明华说。
那一圈环型商铺，现在是冯刘荣9岁女儿的合法财产，这是她与第四任丈夫生下的女儿。8年前，正是怀着这个女儿，冯刘荣才留了一条活路。
1997年，刘远山因败毒被判无期，冯刘荣丢下幼子，带上所有财产，前往云南。到了云南第二天，她就成了“背货客”，从边境线到昆明，一公斤海洛因能挣4万元，她一次带25公斤，挣到100万。一个人带25公斤货，几乎无法隐藏，她在背篓上盖一块布，肩挑手扛就公然走在马路上。直至2001年，她的亲弟冯国智在昆明被捕，判了6年，她感觉不妙，回到了临泉。
冯刘荣为人豪爽，出手极为慷慨。很快，她就打通了从边境到西双版纳，转昆明，过湖北，到庙岔的路线，来回只要15天，利润是1000％。
回临泉后，她前后找了3个男人，先后和他们结婚，帮他们成功戒毒。第四任丈夫是一个比自己小15岁的退伍军人，这次婚姻，她用的是假名字。
2007年8月，弟弟冯国智在交易时被跟踪多时的公安再次抓捕，离他刚出狱不满一年，死刑。
吴海说，贩毒好比一个魔咒，监狱仅仅是暂时限制了他们，重获自由之后，他们总想着如何补偿，直到死为止。像冯国智这样的毒贩比比皆是。
对于累犯，除了宣传教育，临泉县似乎没有更务实的办法。临泉几乎没有企业，城区的一家塑料厂和板石厂里，政府曾安排出狱的毒贩前往工作，他们的过去是保密的，但因为工资低，很多人早早选择了离开。
庙岔的贫穷，让监狱出来的人，看不到其他谋生可能。脱毒与脱贫息息相关，庙岔镇政府想要重振皮张市场的辉煌，2011年就提出了这个计划，但始终不见动作。
如今，1.7万平米的皮张交易大棚只剩下两桩买卖：一个妇女支张课桌，摆着几包香烟，她的全部市场就是坐在边上打麻将的两桌人。而另一桩生意已经完结，铁锅里的沥青翻滚，边上淋血的尼龙袋里有两只呜咽的狗，盗狗者把狗卖到这里，心满意足地驾车离去。大棚尽头，横着一片废弃的垃圾场，一个拾荒男子四处翻捡无果，索然离去。
大棚门柱上，一张蓝色的海报，却常换常新，“庙岔—昆明，旅游卧铺，逢双发车，次日到达”。
二次摘帽失败
2015年5月，公安部航拍临泉县全境，0株罂粟，史无前例。
而为了这个结果，从2015年3月开始，总数超过千人的铲毒组在全县境内有系统地展开搜查。他们分成小组开展工作，每组配备梯子，敲不开的门，无人住的院子，够不着的房顶，都得用梯子。全县土地一寸一寸地过，他们称之为“踏查”。
就在验收的前一周，铲毒组在白庙镇鲁庄村张文彬的地里发现了5426株罂粟花。
这次举全省之力的打击专班指挥部就设在临泉城西的流水宾馆，一二层加装了防弹密码门。16个月以来，100人左右的队伍就在这里办公，每个房间里，办案设备占了一半面积，剩余空间还要挤下两张床，住4个人，作为领导的许刚和王明华也没有单间。
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正在研究，如何确保撤离后，临泉县的禁毒力量可以独当一面。王明华在临泉的16个月中，阜阳全市3区4县1市的公检法系统都参与到临泉的禁毒中来。他们离开后，不仅仅是少了人马和装备，在话语权、反渗透、动员兄弟县市资源上，临泉都要从头开始。
禁毒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这让临泉县主管禁毒办的副县长符国风也很无奈。他同时主管留守儿童，每年夏天临泉都无法避免留守儿童溺亡事件，让他备感无力，长期失眠使得巨大的眼袋下端已与鼻尖平齐，苍老程度远超出了47岁的年纪。
临泉县公安局局长宋国光已经遇到了警力不足的难题。在南部两个人口过10万的镇，派出所只有5名干警，宋国光在8月就想每所增加1人，始终无法如愿。临泉县230万人，一共636名警察，警民比例小于万分之二点八，在全国各地都是罕见的低——全国平均水平是万分之十二，安徽是万分之七点九，连阜阳，都有万分之五。
但对县委书记邓真晓来说，还有比警力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关于外流贩毒人员的统计标准。2015年8月，在公安部会议上，刘跃进表扬邓真晓，说他是“全国县委书记里的毒品专家”，邓真晓顺势表达了对公安部以户籍地作为外流贩毒核心标准的疑虑，刘跃进回应说，“与城镇化相匹配的新统计模式已在讨论之列”。
2015年11月，在公安部禁毒大会上，邓真晓是唯一一位发表讲话的县委书记。他在汇报结尾处特意制作了一段视频，领导镜头极少，绝大多数画面留给了临泉的缉毒警、工作组、村干部、铲毒人员和禁毒志愿者，每个群体都有代表发言。他想表达一个态度：临泉缺警，但不缺人，禁毒是临泉人的事。
2014年7月以来，一系列的禁毒工作消耗了临泉县3154万元的财政收入，2014年年末，临泉县的财政结余仅有369万。县政府编撰的《禁毒工作三年规划》已经过去一半，一个新的《五到十年规划》已在草拟中。
然而，那次公安部缉毒会议的最终结果，临泉摘帽失败。
冯刘荣的别墅异常坚固，3个星期才拆完；警察不间断值班，刘远山再也没有出现。
11月29日，刘远山等11人在云南和临泉两地落网。9天前，他在老挝，用450万元买下15公斤高纯度海洛因，藏在养殖场的饲料中。如果在庙岔转手成功，他将一次能挣得4500万元。他有无数个电话号码，每个只用一次，他不知道警方是怎么盯上他的。
早在2014年1月，刘远山就因一起毒品案进入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序列中。最多的一天，有40名缉毒警同时盯着他，在一份字迹驳杂的跟踪记录里，详实地记录了600多天里他所有的生活细节。为了破获这起案件，临泉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吴海在云南蹲守，他的下属周强去了老挝。
从1997年算起，冯刘两家在18年中，留下了难分黑白的亿万家资，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
也许，一个周期15天，利润却是1000％的买卖，本身就是毒瘾。
二度脱帽宣告失败，原计划为期一年的打击专班，至今仍驻留在临泉流水宾馆。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刚，省禁毒总队副队长刘永平，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明华和他们的指挥部仍未撤出临泉。
他们也没有新的撤离日期。
（应被采访者要求，薛明、吴海、周强、李小华、刘远山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