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周恩来的面壁十年）

立志有恒，方能匡时救世。达摩十年面壁，苦苦修炼，破壁之日终成就一代高僧。

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图破壁”,就是要求自己像达摩那样面壁苦学，求得“济世”的本领。自强不息的努力，这就是周恩来成功的基本条件。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因伯父周贻赓的工作变动，离开了沈阳奔赴天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是华北的大商埠，西卫北京，东扼渤海，它的地理位置使得近代以来各国列强对之垂涎三尺，也就成为了较早开放的门户。

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周恩来的面壁十年）(1)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天津近代工业兴起较早，新式教育也居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南开中学是一所四年制的学校，完全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校长张伯苓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校风以“严肃、庄重”而著称。学生一进校门，就有一面大镜子悬于左侧，以供端正仪容之用。镜上还铭刻有醒目的“诰诫之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胸容宽

钮必扣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周恩来之一生风度翩翩，仪表不凡，彬彬有礼，庄重大方，性格和蔼，平易近人，就是在南开养成的好习惯。

他从1913 年 8 月入学，到 1917 年 6月毕业，在南开学习了整整四年时间。对南开周恩来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便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周恩来在南开求学的四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处境正日渐恶化，清王朝完结之后，政府仍是每况愈下，混乱在中国蔓延，外强的威胁日趋严重。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和对国情的加深了解，他的忧国忧民心情更加激烈。当时周恩来所写的一首政治评论诗，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

茫茫大地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文中，也随处可见这类悲愤的心声。他说，“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

他目睹时艰，忧国忧民，由爱国心切，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他对各门功课精进钻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记载他在南开期间，“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其茅。”

中学即将毕业，他把自己个人的前途与救国的道路联系在一起反复思虑，终下定决心要出洋留学。因为只有到外国，才能真正学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半个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都是面向西方的。周恩来想到美国去，可他家境贫寒，无力成行，他的美国留学梦破灭了。此时，周恩来的一位名叫吴达阁的好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愿借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到日本留学。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明治维新开始强大起来，且日本的国情又与中国极为相似，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又能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改革的国家，所以许多有识之士都想来此取经，找到一条救国的终南捷径。

对周恩来而言，除了有类似想法之外，就是考虑到中日之间相距很近，只需较少的路费。另外，当时中日两国还有一个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日本政府指定的日本大专院校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回国为止。若能得到官费留学的待遇，求学的费用就能解决了。

因此，周恩来把留学的目标转向了日本，决定去扶桑求学。在离国之前，他凭窗遥望，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俯案写下了这样一首表示自己决心的诗句：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周恩来的面壁十年）(2)

1917 年的秋天，19 岁的周恩来穿过鸭绿江，从朝鲜的釜山登船，到过滔滔的东海，来到了日本。准备刻苦地“面壁”求学，以求一旦学成“济世”的“群科”，将来“破壁”而飞，去改造今日的社会。

在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还恭敬地抄录了梁启超的《自励》一诗赠以同在日本留学的王朴山，也借此予以自励。诗曰:

献身甘作千矢的,

著述求为万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

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

举国有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但在日本的求学道路却是十分地艰难，周恩来在南开学的是英文，全无一点日文基础，随着考期的越来越近，同时家里的境况又每况愈下，不久又接到了八伯父去世的消息,一行家书一行泪，使他忧心如焚，心中不知是悲是痛，似乎全都失去了知觉。他报考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又落选了，官费留学的希望也落空了。这一切对周恩来的打击太大了，落第的苦闷无奈，游子的思乡愁情，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一度曾考虑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主义”来为自己解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但这些并没有把周恩来压垮，他告诫自己要经得起挫折，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也多亏了他从国内带来的许多《新青年》杂志，他早起晚归都与《新青年》为伴，使他消散几个月来胸中的愁云。他说，“将从前一切事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他把家庭和个人的悲剧与国家和社会的不幸联系在一起，便使他从个人的悲痛以及对家庭的思念中解脱出来，精神为之一振。在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伊始，他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种新的信念使他从极端的苦闷和烦恼中得到了解脱,在他眼前产生了一片新的希望，并使他从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但什么是最新的思想、最新的事情和最新的学问，他一时仍是模糊不清的。他一面集中精力准备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一面又去寻求探索新的思想和新的学问。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大量地读书看报，十分关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对日本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等新思潮都特别有兴趣。

这一时期，周恩来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那里，开始领略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成为了河上肇创办的双周刊杂志《社会经济问题》的热心读者，并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说，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他在日本入了马克思主义之门的。

此时，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打断了周恩来对新思想的探索。段祺瑞北洋政府要出卖主权，与日本联合出兵苏联，准备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事情泄露后，激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促使他投身到爱国斗争中去，并成为了留日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的领袖之一。

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周恩来的面壁十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