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元末起兵“淮西”，历经二十余年的时间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以元顺帝至正十一年的刘福通、韩山童建立的“龙凤政权”为序幕，元朝末年出现了群雄并起的激荡局面。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政权”、以张士诚为首的“东周政权”以及以陈友谅为首的“东汉政权”纷纷举起反抗的大旗。最终，出身贫寒的“淮右布衣”朱元璋结束了纷乱不止的争斗局面。
朱元璋的成功离不开个人谋断，但更重要的却是他背后的“淮西集团”。“淮西集团”这一概念包含的范围相当广泛，“开国功臣”这样的词汇并不能完全覆盖它。顾名思义，淮西集团内部一大特点便是跟随者都来自“淮西”，且大多是与朱元璋出身相当的贫寒的底层。事实上，“淮西集团”内部除了大部分的武将之外，还有一部分的谋士。 这些人从至正十三年开始，一路跟随着朱元璋鞍前马后，直到建立明朝为止。
“地缘”与“血缘”的纽带将“淮西集团”与朱元璋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无论是淮西集团的文臣还是武将，在朱元璋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内冯胜、陶安等淮西文臣帮助朱元璋制定了“以应天为中心”的战略，而李善长更是建议朱元璋效仿汉刘邦的“约法三章”以获取民心。对外淮西武将则在战术行动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徐达、常遇春为首的将领在朱元璋攻克陈友谅、大破张士诚、攻占元大都等重要节点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了明朝之后，“淮西集团”的功臣群体却逐渐没落，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覆灭的道路。以“蓝玉案”、“胡惟庸案”为标志性事件的屠戮清理功臣行动，在洪武皇帝执政的中后期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以“开国功臣”为首的“淮西集团”几乎完全崩溃。对于“淮西集团”的覆灭，朱元璋个人的出身以及性格有一定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君权”与“臣权”的对峙。
以“乡土”情节为口号的“淮西集团”朱元璋最初依偎于濠州红巾军首领郭子兴，随着红巾军内部的矛盾激化，朱元璋不得不在至正十四年独自谋求发展。这一年的朱元璋带走了以徐达、汤和为首的二十四位淮西籍将领，而后又招募了冯国用兄弟以及定远老乡李善长。次年，朱元璋接纳了前来投奔的凤阳人常遇春以及淮西人邓愈，“淮西集团”在此时已经初具雏形。在朱元璋攻下集庆并且将其更名为应天之后，蓝玉、胡惟庸等人也投至其麾下，“淮西集团”在此时正式形成。
朱元璋在创业之初就以“乡土情结”作为招募人才的口号，而此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朱元璋一方面通过“乡党”来联结“淮西集团”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又以“联姻”以及“结亲”这种传统的方式加固。相同出身决定朱元璋与淮西人士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除此之外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和利益也是一致的。在元末那个动荡的时期，武力是证明自己的唯一方法，而武将占了大多数的“淮西集团”，在朱元璋扫平一切障碍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朱元璋在开国以后重用他们的重要原因。
洪武初年明朝政治格局奇特，传统意义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江浙儒生并未受到应有重视。“重武轻文”这一思想主线基本贯穿明朝初年，文臣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甚至堪称低微。以《明史》记载来看，文臣武将地位差主要体现有三：第一，武将死后有谥号，而文臣死后是没有谥号的；第二点，武将可以被封为侯爵，而洪武年间的文臣没有被封为侯爵的例子；第三点，武将大都担任重要职位，而文臣担任的往往是一些闲职。以“淮西集团”为首的武将地位在洪武初年被极度拔高，而以江浙儒生为首的文臣则受到了打压。
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一种必然，它与朱元璋得天下的过程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朱元璋个人的出身。朱元璋是仰仗自己的乡党们得来天下的，他必须在自己成功之后对功臣们做出回报。除了物质上的反馈，朱元璋提供更多的恰恰是思想支持。
“淮西集团”一直是朱元璋内部的基石，它的内部是以武将作为核心的，而这些人本能地瞧不上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士人。除此之外，明朝初年的外部局势并不乐观，全国各地依旧有各种势力崛起，而蒙古势力在境外也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朱元璋无论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还是基于明朝初年的政治现实，都必将继续重用淮西旧臣。
朱元璋个人的出身是“淮西集团”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这其实也是他在洪武中后期大开杀戒的根本原因。朱元璋的出身有着三层含义：第一层是地域上的，也就是他所仰仗的淮右地区；第二点是他的身份，也就是他一直标榜的“布衣”，实际上更为准确地来说是“流民”；而第三点则是文化上的，他的本质是游牧与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
淮西处于南北分界点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接受了游牧文化的渗透，而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他的身上有着强烈“小农意识”和“实用主义意识”。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使得朱元璋寄希望通过“地域”、“乡情”、“血缘”等纽带将国家变为自己的“私产”，而“实用主义哲学”则使得他对儒家那一套不感兴趣。在种种条件之下，朱元璋将“淮西集团”作为明朝的权力核心是一种必然。
“家族企业”与“个人英雄”的矛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央集权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淮西集团”竟意欲与明政权争锋，这也使得“淮西集团”与朱元璋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了出来。朱元璋有感于宋朝“文人政治”的弊端，加上他的“实用主义”使得他有意淡化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但在执政后不久，过分冷落文官的弊端就显示了出来，“淮西集团”失去了任何制约开始极度膨胀，直接威胁到了朱元璋的帝权。朱元璋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朱元璋所重用的乡党集团内部出现了众多不和谐的声音，其中的重要例子就是胡惟庸和蓝玉。“胡蓝之狱”可以看作是朱元璋的有意为之，他趁着此机会对权力进行收拢并彻底收拾了“淮西集团”。朱元璋借着“胡蓝之狱”的势头，开始着手废除丞相。“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在朱元璋下令撤销中书省之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就此消亡。
朱元璋对于淮西旧部的打击是一种必然，丞相的废除也是一种必然。明朝的政治制度是相当复杂，这和朱元璋个人的出身以及时代背景分不开。朱元璋生长在南北交融的淮河流域，游牧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方面有着传统中国人的那种“乡土情怀”以及农耕文明带来的“小农意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北方蒙古人所崇尚的“个人主义英雄情怀”，这两种性格使得朱元璋这个人极为矛盾。
他希望将明朝打造成为一个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家族企业”，但他又不容许任何人侵犯他的权威。而以功臣为首的淮西集团，在后期的所作所为不知不觉的触犯了他的底线，正是淮西集团的肆无忌惮使得朱元璋大开杀戒。正是这种性格促使了朱元璋废除丞相，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政治上的权威，他还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天下人的精神领袖。两宋以来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就此分崩离析，带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性格的朱元璋就是其终结者。
事实上，一直到朱元璋去世，明朝的士大夫地位还是相当低微的。朱元璋在清除了淮西旧部的势力之后，并没有扶植另一个新势力，而是将所有的权力牢牢抓在手掌。朱元璋崇尚的是个人的力量，他低估了儒家的精神力量，而事实证明朱元璋所采取的“重典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在淮西集团被完全消灭之后，明朝事实上已经完全沦为了朱元璋的个人财产，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一种倒退，士大夫对自身价值观的认同产生了扭曲。
相权被废，宣告皇权的胜利
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以及清理淮西旧部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原因，他的本质是为了加强帝权，而这一点是明朝发展的必然。朱元璋对中央集权的理解与众不同，对于“淮西集团”的清理就是为了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而“废除宰相”则标志着他的完全胜利，也标志着封建时代的帝权在这一事件之后达到了顶峰。能够如此强化自身权力，其背后有着两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个是唐宋以后的趋势使然；第二个则是明朝对蒙元遗产的吸收。
起于秦朝的丞相制度本意是为了平衡帝权，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丞相作为实际上的政治首脑，其作用的显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担任者的品德，因品行不端或对权力掌控欲太强引发的问题不胜枚举。而唐宋时期都有意削弱这一职位的权力范围，无论是唐朝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度，还是宋太祖建立的“二府三司制”，都是对这一职位的有意弱化。只不过唐宋两朝的皇帝没有朱元璋的野心和魄力，同时条件也不成熟，所以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废除。
而明朝直接继承了元朝的遗产，游牧民族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明朝的根本制度是吸收了元朝的，朱元璋希望将明朝建立成为和元朝一样的“家产制”国家。除了这一先决条件之外，元朝之后儒家的没落也是重要原因，明朝初年的儒家阵营仅剩江浙一带，其他地方的儒学都极度衰败。儒家的势力不足以与皇帝抗衡，而皇帝又几乎没有受到过儒家正统思想的启蒙，个人的权力因此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明朝初年的皇帝权力得到了空前的集中，这是诸多历史条件混合的产物，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在历史趋势、元朝遗产、儒学不昌以及皇帝个人的多重条件影响之下，加强帝权成为了明朝的主旋律，而朱元璋消灭“淮西集团”只是一个前奏，真正的高潮是他对于丞相制度的废除。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从表面上来看是朱元璋一人为之，但更加深层次地去理解则会发现，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淮西集团”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朱元璋在前期扶植他们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他们的覆灭则是历史的必然。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朱元璋希望打造一个“家族式”的天下，而以地域、情感、血缘等为纽带的“淮西集团”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到蒙元文化影响的朱元璋无法忍受任何人对他的干扰，尤其是他在内心深处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威胁他的“淮西集团”必然受到打击。
“淮西集团”的膨胀是人性阴影下的必然，明朝出现帝权的高度集中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唐宋时期对相权的削弱给明朝提供了模板，而元朝的政治遗产则直接为明朝提供了条件基础。儒家文化的衰败使得起于草莽的朱元璋最终获胜，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彻底废除。但遗憾的是，朱元璋低估了士大夫阶层的力量，在他去世之后，被压制的士大夫出现了反弹，而这种反弹的最高峰则是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朱元璋对于权力的过分追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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