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短文在《经济学家茶座》公众号“悦茶”栏目推出后，几位友人鼓励我继续写写香港。我想，他们都好长时间来不了香港，又对此地的事感兴趣，故提出这个要求。为了不拂他们的美意，我就谈谈这几天在香港的“新”发现吧。
时隔三年，入境香港，在机场就感受到港人对讲普通话的我们，态度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得友善多了。我们在填写入境健康申报书时，遇到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工作人员主动帮助填写。以前的香港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上海一样，对不讲当地方言的外来客有点另眼相看。
我出身在上海，少小离家。直到90年代初回到上海工作之前，每次回家探亲，都可以感受到一部分上海人的这一陋习。曾有很多人批评这一现象。人家不讲你的方言，你就将人家视为“乡下人”？难道方言有高低贵贱，会说某种方言就有优越感？
1995年，徐匡迪先生出任上海市市长，亮相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的节目，委婉地批评了这一现象。他也拿上海和香港做比较，认为，这是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地方，比较容易产生的怪相：本地人被殖民者看不起，他们又去看不起外地人。他特别号召上海人民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进入21世纪，这种情形在上海就基本不存在了。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保留上海方言？（当然，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新上海人多了，在许多交流的场合，大家都讲普通话，慢慢地，讲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一点，香港的情形不一样，本地人都讲广东话，碰到内地来的同胞，他们会操起不同流利程度的普通话。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来港出席庆祝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香港进行视察。其行程安排很紧凑，不到24个小时。当天中午，各项活动结束，他们一行就搭乘高铁离港。次日上午，香港的电视台直播了中联办举办的《香港各界学习宣传贯彻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10多位各界代表发言，历时2个小时左右。我正好看到这个节目，有点好奇，便基本看了全程。
在内地的一个微信群，有人放了一张会场的照片，写了一句话“有点国内大陆的味道了”。确实，这是一个新的安排。以前即便有类似的活动，也没有这么正式和如此规模。不过，细想一下，觉得这个活动是“一国两制”、“爱国者治港”的题中应有之义。治港者需要在政治上和国家保持一致，所以，他们通过某种形式对国家方针政策作出认可和支持的表态，是完全应该的。
这次在香港，还看到主旋律的电视剧《功勋》配音广东话播放，那天正好是袁隆平的一集，我也看了。我问家里人，他们说，以前内地的电视剧用广东话配音，主要是一些古装戏。这也说明了变化。
大家都知道，香港与内地的人员往来十分频繁。这些年香港连通深圳的口岸增加不少，尤其是高铁开通后，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深圳市中心）和深圳北站，分别是14分钟和17分钟，一天数十个班车次，极其方便和舒适。疫情爆发及疫情反复以后，两地的人员往来受阻。
我这次来香港前，在上海就有同事和邻居不约而同地问：你怎么回来啊？他们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来香港探亲颇费周折，回家的路也不会那么顺利，至少现在看是这样。我一到香港，就开始打听到深圳的程序。他们说，你首先要从“黄牛”手里买到名额。我一脸愕然。有名额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从“黄牛”手里买？这是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在法治健全的香港啊。
进一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名额是由目前从香港可以直接抵达城市（如深圳、珠海等）给到香港的。譬如，香港某日可以进深圳的名额2000个，但申请的人可能数万。你要是排队申请，可能要很多天，还不一定能申请到。怎么办？找“黄牛”。其实，听到这种情形，我还是很不理解的。原来内地的火车票、上海的车牌号都有“黄牛”在倒腾，但以后通过实名制加互联网，这种情况得到了遏制。当然，春运的火车票主要是因为供给即运力大大增加了，使倒票没有空间。上海的车牌还有一个网上的拍卖机制。
一种东西，只要供不应求，就难免有额度的管制。管制看似为了保证有效地供给，但一定是事与愿违，因为管制者不知道需求在哪里。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因此，首先应想到的还是增加供给。但是，这些天香港疫情也有反复，每天2000多宗，内地的城市都还有顾虑。上海这一轮疫情反复，就与接受境外来客压力过大，启用即将重新装修的华亭宾馆有关。
日前，新特首李家超说，香港应尽量压低确诊数字。香港疫情管控做得更好，就有可能增加进入内地的额度。不过，为什么不可以让需求者网上实名制排队，再考虑建立一个拍卖机制，以杜绝“黄牛”呢？我就这个问题问一位亲戚，他曾经是香港一家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香港的“黄牛”还是很活跃的，哪里有利可图，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对此，他也觉得无解。我说，这是不是香港市场化的一个补充？他未置可否。李家超在电视节目中表示，有限度通关是比较务实的第一步，正与内地讨论，但具体是否缩短检疫期则需以数据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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