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卜居》就出自《楚辞》，是收录于这部巨著里的一篇经典之作。
有人说《卜居》的作者就是屈原，也有人说这只是楚人为了纪念他的高洁情操而创作出来的作品。说起这篇文章的构造，有点像是现代的散文：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文章开篇讲到屈原被国君流放，“三年不得复见”，郁郁不得志的他流落江湖。迷茫的屈原找上了太卜郑詹尹，让他为自己答疑解惑。
既然是占卜，那么，屈原自然要将自己的困顿如实道出，于是，屈原向太卜郑詹尹叙述了当今世道人心不古，是非善恶颠倒的现状。很显然，这些问题通过占卜是无法获取答案的，所以，太卜郑詹尹不得不向屈原表达歉意：“龟策诚不能知事。”
不过，詹尹从个人角度给屈原做出了开释：“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回答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只是一句安慰之语罢了。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名为“卜居”，也借助了占卜问答这种形式铺陈了屈原所面对的困境，但实际上占卜决疑的作用只是引出这段对话，发泄作者心中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罢了。
不得不说，作者的文笔功力非常扎实，且用占卜决疑这种方式来揭发社会矛盾的笔法也是十分巧妙的。以占卜决疑的对问体，错落有致地铺陈问题，让这篇文章比其他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更加灵活，毫不呆板。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屈原何时开始产生这样的疑问呢？
结合他的人生经历来看，早在屈原青年时代修身立业时，他就已经有这样的思考了。这个问题代表了当时广大郁郁不得志的青年人才的心声：我想兴邦治国，也想要发挥毕生所学，可时代为什么不给我提供有所作为的机遇呢？
“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屈原用反问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橘颂》里我们能看到屈原类似的态度。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耕”，达成“诛锄草茅”的宏愿。屈原希望普天下的高洁君子都应该是“苏世独立”的，他们不该折腰事权贵。
然而，屈原的愿景达成了吗？
并没有，大部分士子为了跻身更高的阶层，他们不惜钻营于权贵的宅邸，出卖自己的尊严和志向。“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说到这里，屈原不由得回想起当年他在楚怀王麾下担任左徒的那段时光。那时，屈原还只是个初出茅庐满怀壮志雄心的小伙子，他的心中满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热诚。当时的屈原不顾一切，想要将自己的前途当作筹码，赌在振兴大楚的改革浪潮中。
殊不知，像屈原这种不顾一切撞南墙的正义之士往往只会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可以说，那个时代并不属于屈原这种不知折弯的湖面青莲，屈原在政治场上“竭知尽忠”，可他换来的只有非议和排挤。偏偏那些出卖尊严的，肯走“妇人”后门的奸猾小人，如：楚怀王妃子郑袖，在朝野上下十分吃得开。
遗憾的是，屈原一生都不知变通，他就像后世的包拯海瑞一样，不屑于去效仿那些投机取巧的奸猾之辈。是以屈原“正言不讳以危身”，甘愿冒着身赴黄泉的巨大风险，也要死谏楚怀王。那些“突梯滑稽”的士大夫顺应楚怀王之意，开始对屈原进行了中伤和诋毁。
就像万历帝对张居正展开清算一样，倘若统治者没有处置屈原的意向，那些士大夫也不会成为推墙的众人。
士大夫们顺应了“上意”，是以屈原最终被迫害，被流放。
可是，在那个忠君思想至上的年代，屈原宁愿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奸佞小人，也不愿相信自己招致不幸的根源是昏君。亦或是屈原对这一切心知肚明，所以，他在回溯十多年前的这段过往时，仍不免义愤填膺。
“卜居”的意思是什么？
从文章中屈原的行动来看，这似乎是在向神灵请教安身立命的去处。不过，在屈原发出“宁……将……”等一系列看似设问实则反问的感慨时，显然屈原对自己的人生境遇已经有非常明晰的认知了。所以，连当时风行中原的卜算决疑之道都无法给屈原一个答案。
屈原站在“突梯滑稽”这种处世哲学的对立面，发出声声令人振聋发聩的怒吼，震慑了多少后世的狐媚鬼怪！
参考资料：
【《卜居》、宋代朱熹《楚辞集注》、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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