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先生，是没有晚年的那类作家，如菲茨杰拉德，抑或卡波蒂。但他又遭遇了“意外”，像巴特出了车祸，福柯患了病。对伟大艺术家而言，死于盛年，是不幸，也是运气——加缪逃脱了“晚期风格”。从那标致外形，到作品面貌，都未见一丝衰弱气。他的迷人（姿势、衣着和动作），与作品如同套装，上面标记着“名士气”三个字。不与权贵为伍，越名教而任自然，虽贫而贵。我甚至突发奇想，为他找到一个绰号——“法国嵇康”。
新近出版的《郭宏安译加缪文集》（由《反与正 婚礼集 夏天集》《局外人 西绪福斯神话》《堕落 流放与王国》《加缪笔记 1935-1959》《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郭宏安读加缪》五本书构成），让我重新整体地思考这位法国作家。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正反合一：“加缪式辩证法”
加缪的创作有无“总体性”，其写作奥秘又是什么？这问题关乎写作思维模式、心理机制，将是作品的奠基。它藏匿散布在小说、散文、戏剧和笔记中。我想那是一套“加缪式辩证法”，把对立的两极要素，转化同一。《反与正》是作家的首部散文集（写于22岁），书名或许预示了贯穿始终的创作思维。在贫穷和光明交织的世界，处理两种对立的危险：怨恨和满足。它们甚至化为作家的持久意象——阳光下的苦难。“苦难使我不能认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告诉我历史并不就是一切。”
20岁出头的加缪，将异质性和同一性，用得如此圆熟，令人叹服。他日后的更多作品，几乎都延续了两分法的对立统一，悖谬式的两难无解。这也是深度之源。他总能洞悉反面与反题。“对我来说，最大的奢侈从来就是与某种匮乏相联系的。”这得益于家庭：“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几乎什么也不羡慕。这个家庭甚至不识字，它以沉默、谨慎、自然而朴素的骄傲给了我最高的教诲。”在巴黎的浮华里，他总感到疏远中的怜悯。这到底是敏感还是矫情？这是难得的理解力，总有透视帷幕、看到后台的目光。
《郭宏安译加缪文集》
以正反同一、矛盾同源的思路，或许更能理解加缪的底部逻辑。《西绪福斯神话》永远把绝望和希望同构，像二进制一样交替，归零和重写，如同钟摆，是人生永远的横盘。加缪笔记提供了参照注解:“人的历史是神话的历史，人用历史覆盖了这个事实。两个世纪以来，传统神话的消失扭曲了历史，因为死亡变得没有希望。然而，如果不能接受这种没有希望的死亡，就没有人类的真相。”
“有些地方，精神死了，是为了诞生一种恰成它之否定的真实。”《局外人》中的冷漠儿子，那只是表征。道德判断在文学中将是表象，正如不能以流泪作为悲痛的指标。“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慈悲还是叫冷漠为好。”有理由相信，小说移置了加缪本人经验，“父亲啊！我曾经疯狂地寻找我不曾有过的父亲，而现在我发现了我一直有的东西，我的母亲和她的沉默。”
郭宏安译《局外人 西绪福斯神话》
拼图、注解与对照记
《加缪笔记》对于读者意味着什么？这类似你问一个收藏家，官窑残片有何价值。碎落的标本，能够对勘鉴定完整器。笔记与作品，亦是这种对照。它“照见”意图动机，自剖检视，是创作运思的秘密。其迷人处，如同内衣，虽非外穿，却深藏丘壑。它必然联动日常与艺术，是关于思想生活的速写。笔记，最杂烩的文体，也最私密。加缪的六个笔记本，融汇创作提纲、素材片断、日记游记、随感评论。它足以显示复数化的加缪“面孔”（哲学的，伦理的及文艺批评的）。即兴捕获，灵光一闪，甚至心血来潮。加缪和他的精神导师尼采一样，熟谙笔记体魅力——短促、有力、含混，充满隐喻。
它也延续了尼采的关切，甚至在情绪上，亦是如此。反抗绝望、强力意志、伟大的健康，对怨恨妒忌(弱者无力)不屑一顾。加缪奉行强者情感，一切情绪都是正向性的。“那是与愚人孜孜以求的利益的一种轻微的距离，总是使我避免了怨恨之心……我的作为人的激情从来就不是‘反对’。我的激情总是向着比我好或者比我伟大的人。”笔记表明，他厌倦在文章中攻击论战，正因其只欣赏值得崇敬之人。
郭宏安译《加缪笔记 1935-1959》
《笔记》应视为无数主题与“观念集成”，作品像是对笔记的创造与赋形。如同油画杰作诞生前的素描小稿，很多抽象观点，成为散文和小说的延伸原点。两者是双声，是协奏。所谓复调对话，首先应包孕自我独白。“我最喜欢的十个词，答案：世界，痛苦，土地，母亲，人，荒原，荣誉，贫穷，夏天，大海。”如果可以继续添加，我可以补上：沉默，冷漠，孤独，寂静。身处巴黎权贵圈，却充满异己感，作家心灵如同自我流放。
小说集《流放与王国》，都能在《笔记》里找到原始设计——孤独者们的远离尘嚣。《约拿》是艺术家困境的寓言，就像伍尔夫自己的房间。画家在阁楼上逃避人情所累和创作衰竭。《不贞的妻子》中女人只有逃离丈夫，精神出离，在寂静夜晚才能找到价值。《来客》里主人公不愿转交囚徒，这事关荣誉。他于荒原放逐囚徒，提供“自由选择”的处境。“天空和寂静，我牢牢地抓住了它们的诗意：清醒，冷漠，乃是绝望或美的真正的象征。”
作家之前提：成为艺术家
无论散文还是笔记，加缪都常以艺术家自谓。它强调艺术家乃是作家的前提与本质。在瑞典演说中，他再次谈及艺术家与时代，以及艺术职责。这完全可视为双关，潜藏着对萨特介入文学的辩驳，对存在主义标签的不满。“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无论如何，它不允许我们对这个时代漠不关心……在这一片喧嚣之中，作家再也不能希望置身局外继续其心爱的沉思和想象了。”“在这里我认为卷入比介入更恰当。实际上，对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在于一种自愿的介入，确切地说，是一种义务兵役。”
后果是，艺术逐渐失去了悠然与神圣自由。不应要求文学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好听的道德教训”。作家区分了伦理性道德和艺术性道德，前者是社会性规约，后者是艺术性自律——“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自由的生活。”他认为作家首先要懂生活的艺术，其后才是文学；首先要懂现世的欢愉，其次才是永恒；首先要懂身体的美学，之后再谈灵魂。“因为我关心活着的人的命运，而不是静观永世长存的天空。”
其散文也确实印证出一个生活艺术家、感官主义者的精神肖像，他更像是伊壁鸠鲁的门徒。“我知道我对死亡的恐惧源于我的生之嫉妒……我善妒，因为我太爱生命，不能不自私。永恒与我何干。”《婚礼集》重思了青春、衰老与死亡，它们都归于生命的激情，不计未来的耗费。“青春没有幻想。它没有时间、也没有虔敬的心情构筑幻想”。《阿尔及尔的夏天》潜藏着作家的艺术伦理，阿尔及尔乃是精神溯源地。那里除了过量丰富的自然，一无所有。它不提供教训，只呈现感官快乐。阿尔及尔拒绝了“神话、文学、伦理学和宗教，有的只是石头、肉体、星星和手可以触摸到的真实的东西”。这也暗示，艺术思维本质上是野性思维。艺术家要相信实在、诗意和自然，不应成为一堆社会学科的附庸和配菜。
郭宏安译《反与正 婚礼集 夏天集》
加缪虽家境不佳，却不以为意。这或许由于他很早就习得阳光下的苦难，贫穷中的享乐。这源于阿尔及尔的基因——健康的快乐（不是苍白缺血的文雅），希腊式的傲慢天真，“不是建造生命，是燃烧生命。”“我认为在整个阿尔及利亚道德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并非这些人没有原则。人们有他的道德，一种非常独特的道德。”它叫做街头伦理，“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公正的伦理。”
笔记和作品，构成意义的连续体。作家对批评与论战的无限厌倦，也内在性地说明沉默、冷漠与孤独，为何对加缪如此重要。这并非意味着作家滑向了唯美主义。他曾评价，王尔德想将艺术置于一切之上。“但是艺术的崇高不是在一切之上飞翔。相反，它要与一切相结合。”事实上，加缪在调试个体与集体、个人与时代的距离，描摹一种审美共同体——在孤独寂静中找寻共情力与汇聚感。“艺术并不是一种独自的享乐。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以共同的苦乐的特殊的形象来使之受到感动的一种方式。”艺术家必须走出离群索居，只有承认归于众人的现实，才能保有艺术的个性营养。
“正是在他与别人之间的不断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艺术家成熟起来了。”这种论述看上去是黑格尔式的，充满了扬弃、折返和上升历程。加缪也确实拿哲学境界来要求艺术职责——为真理和自由服务。正如罗蒂所言的“团结与反讽”，加缪认为艺术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抵抗“谎言和奴役”，这是两个重要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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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与萨特的分歧之处
萨特在回答加缪的信中说：“您可能贫穷过，但您已不穷了，您是个资产者，和让松一样，和我一样。”这句话说得过于轻松了。加缪和萨特不一样，就以贫富论，萨特终其一生不知钱为何物，因为他极少有缺钱的时候，而加缪直到获得了诺贝尔奖才最终摆脱了贫困。与钱有关的还有他们极不相同的童年，萨特是在作为语言学者的祖父的关怀下长大的，包围着他的是书籍，喂养着他的是词语，诱惑着他的是写作；而加缪是在凶暴的外婆的棍子下长大的，他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如何疼爱他的寡言的母亲，甚至连一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有的只是不用花钱买的阳光和大海。萨特可以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可以去德国研究现象学，可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问政治；而加缪只能半工半读地念阿尔及尔大学，早早地投身于反对社会不公的斗争。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兴趣；而加缪却是《战斗报》的领导人，多少有资格对萨特的抗德功劳报以一笑。萨特一辈子都在巴黎的左派知识分子中间活动，他自然可以“断定资产者都是坏蛋”，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对无产者有什么了解；而加缪却始终和巴黎知识界格格不入，毕生跟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及巴黎的印刷工人保持着友谊。
萨特的哲学来源于思辨，而加缪的哲学来源于生活，因此，萨特可以论证“存在先于本质”“原始谋划”“自由选择”和“人命定是自由的”等等，结果是否定人性的存在，排除选择的价值判断，完全的责任变成了完全的无责任；而加缪则只是描述荒诞和探讨如何走出荒诞，描述反抗和探讨如何避免反抗的失度，结果是要人们“义无反顾地生活”，坚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
萨特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的人，他被投向这个世界，他只受到未来的吸引，因此他只能选择成为历史的工具；而加缪的人是西绪福斯式的人，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他“感觉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要尽其可能”。萨特只是冷眼地观察，对人和他的世界都是悲观的，加缪是热烈地拥抱，对人从不悲观，悲观的只是人的世界。所以一个说“人首先是他主观上感受到的那个谋划”，而“他人是地狱”；另一个则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我的王国在这世界上”。萨特想要创造历史，而加缪想要创造生活，拒绝使人成为历史的工具。
——郭宏安：《阿尔贝·加缪》，原载《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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