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0日，在江西南昌西至北京西的G488次列车上，乘务员向两位小旅客赠送纪念品。当前中国，不少家庭都过着这种“候鸟式”城乡两地的生活。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简称“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19份“一号文件”，总体目标是加快推进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步伐，让农民们过上好日子。
什么是好日子？这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是，我想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人最真实、最朴素和最直白的诉求表达，因此也一定在“好日子”的范畴内。
不能小觑“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于绝大部分中国农民而言，这是一种夙愿。以我的家乡为例，我家位于鄂东南的一个偏远村庄，有山，有田，有地，还临河，人地矛盾算不上很突出。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全村20户共计102人中，有多达78人常年在外学习或发展，24位留守者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小孩。
整个村子里，一家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家庭，有且只有一户，还是举家去了青海务工。而散布于两到三个地方的家庭有近七成的比例，我家的情况更是天各一方。
虎年春节，我家有10口人，但正月初八一过，家里就只剩我爸妈。两个侄子在县城念书，弟媳专门照顾他们，弟弟远赴内蒙古打工，我的小家四口则在广州。全家人再次齐聚，得等上整整一年时间。
无论在地理区位上，还是在人口经济与社会文化特征方面，我的家乡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是一个观察乡村发展与变迁的现成样本。
2022年1月18日，在四川仁寿县曹家镇东联村，志愿者陪孩子们看书。临近春节，当地组织志愿者进村入户陪伴留守儿童，共同迎接春节。图/新华社
逆城镇化浪潮
年轻陪读妈妈是主力军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力推的两大战略。其中，城镇化是大势所趋，是国家强大与昌盛的重要依托与支撑，乡村振兴则是必需要啃的硬骨头，涉及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国家安定团结与长治久安等重大议题。
但无论哪一个战略的成功达成，都有赖于彼此的互助合作，因为本质上，这两者也是一个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公共体。尤其之于乡村发展而论，就乡村论乡村的做法难以奏效，不合时宜，唯有置身于城乡互动框架下，乡村发展才有实际意义，才能产生肉眼可见的成效。
我观察到的情况是，广大农村人口离开乡村，进入城镇或城市，是人口流动的基本面。而其基本运行逻辑在于，相较于乡村，城市拥有更多的经济机会和更好的发展机遇。
从代际及性别组合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
男性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即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及以前的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女性选择留守农村老家，务农及照顾年迈的长辈。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
男女并行的城镇化模式，即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年轻男女选择一起进城务工，大量女性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子女留守老家由祖辈照顾，成为留守儿童；
女性主导的逆城镇化模式，即当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愈加严重、对子女教育愈加重视的背景下，80后、90后的家庭女性人口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充当留守妻子或陪读妈妈，成为教育驱使下的逆城镇化主力军。这是新的“男主外、女主内”。
我们村有8户包含学龄儿童的家庭，其中2户子女随父母迁至大城市念书与生活，6户子女由妈妈照看，2户在镇上，4户在县城。而6户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没有一个选择在县域范围内发展，而是常年在湖北武汉、广东深圳、浙江温州等大城市务工。
年纪轻轻，分居两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为了孩子而留守家乡的女人们，为家庭的长久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
面对这些结构性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份最新的“一号文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总体性思路与方向性指引。
2022年2月20日，游客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的卓扎滩原生态景区游玩。景区所在的卓扎滩村曾是贫困村，当地近几年发展了生态旅游及冰雪运动，助力乡村振兴。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发展在地性产业
让离土不离乡成为新时尚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前提，为此，“一号文件”提出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振兴县域富民产业、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与创业等举措。具体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改善投资与营商软硬环境，制定和落实各项产业扶持政策，发挥乡缘与亲缘关系的重要作用，吸引外来资本及产业落户，推进县、镇及村等各类型产业园区建设，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为广阔的就业机会。
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通过结对帮扶、对口衔接等方式，支持大中城市向县域疏散过剩的产业及人口，引导产业及人口有序梯度转移，切实提升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与水平。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自然教育等产业，提供更多就近就业机会，惠及更多人。
完善县域产业体系，强化县城产业服务功能，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导具备条件的中心镇发展专业化中小微企业集聚区，支持重点村发展乡村作坊、家庭工场等。
落实人才战略，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用知识与技能武装更多传统农民，促其成为能够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新型产业工人，离土不离乡就能成为乡村新时尚。
落实这些具体举措，让家门口就有了足够吸引力的就业与发展机会，村民们断然不会舍近求远。在家门口就业的年轻人，既能赚钱，又能照顾老人与孩子，做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这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伦之乐吗？
更进一步，乡村就业的兼业性与弹性就业特征明显，就业门槛相对较低。这也给广大女性提供了充裕的就业机会，尤其男性也在身边的时候，女性将得到更多平等与自由的发展机会。这无疑极大提升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也不再单独成为逆城镇化的主力军。
更重要的是，父母双方都在子女身边，对子女身心健康发展无疑大有裨益。而那些往昔因为分居两地而引致的家庭矛盾与纷争，势必大幅减少，家庭关系必然愈加和睦。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家庭理想状态，也利于和谐乡村建设。
2022年2月15日，宁夏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村民李文会在日光温室为桃树疏果、剪枝。近年来，“产业＋乡村游”已成为当地乡村发展、百姓致富的新模式。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提振乡村教育
解决乡村发展瓶颈问题
就近实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小家庭理想状态，乡村教育必不可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支撑，教育与人才挂钩，人才是乡村振兴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一个瓶颈问题。
实际上，在中国农村，对于“成功人士”及“令人羡慕的家庭”的判定标准已经悄然改变。从前是人口数量决定论，即家里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就是成功；后面是经济条件决定论，即家里的票子越多、房子越大、车子越靓，就越成功；如今已是子女发展决定论，即家里的孩子越聪明伶俐，能考上好高中、好大学，后一代发展越顺利，就越受人称道。
当下的乡村，一些人不怕自己没钱，就怕孩子荒废学业，或不争气，在街坊邻里面前抬不起头，孩子的教育俨然成为不少家长的心病。换言之，只有乡村教育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与提升，乡村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并无二致，家长们不再因为子女的学习及日后发展而焦虑，他们才能真正放心、安心和舒心。
这些都是有效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也因此，在教育方面，“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稳定乡村教育队伍、通过城乡联动发展乡村教育、培养乡土人才等。
稳定乡村教师队伍，落实艰苦及边远地区学校公开招聘倾斜政策，对县以下学校教师开展职称评聘“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对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
通过结对子、对口帮扶、建分校、开展远程教学等形式，让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走进乡村，覆盖更多地区，惠及更多孩子们。
出台城市人才下乡服务乡村振兴的激励政策，吸引更多青年才俊及优秀毕业生去乡村发展，让更多人愿意“上山下乡”，把青春献给乡村教育振兴的伟大事业。
制定与完善吻合乡村特点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方案，除了基础教育外，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重点办好涉农职业学校，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为乡村发展提供支撑。
说到底，“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最真实、最朴素和最直白的诉求里面，饱含了人们对于乡村“好日子”的殷切盼望。如何兑现这份美好愿景？我认为强产业、兴教育至关重要，这也是各地落实“一号文件”的应有之义。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姚华松（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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