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朴
铭，是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从商周青铜彝铭发展而来的。那时，古人常常在金石器物上铸刻文字，或题名记事、或颂扬功德、或以为警戒。
铭最早出于黄帝时期，《汉书·艺文志》称道家有《黄帝铭》六篇。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中也说：“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黄帝把铭文刻在车和几上，用来匡正过失)，大禹勒笋篪而招谏(大禹把铭文刻在钟磬的架子上，鼓励人们提意见)。”商代已有铭文传世，《礼记·大学》中就记载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戴礼·武王践阼》也记载姜太公向周武王讲《丹书》，“武王闻之，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四端，于机，于鉴，于舆盘，于楹，于杖，于带，于履屦，于觞豆，于户，于牖，于剑，于弓，于矛，尽为铭焉，以戒后世子孙。”
从远古的青铜器上看，商代铭文一般比较简单，字数不多。司母戊大方鼎只有“司母戊”(或释“后母戊”)三字，这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到了周代，彝器铭文则较长，西周初期青铜器大盂鼎，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臣盂的策命和赏赐。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则多达四百九十七字，记述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膺事，是商周彝铭中最长的。
秦汉之前，铭文大多铸刻在钟鼎等青铜器或日常器物上。自秦汉起，人们也多在名山大川、宫殿庙宇等处勒石为铭，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山川铭、庙堂铭、碑铭等。正如明人吴讷所说：“其后作者寝繁，凡山川、宫室、门井之类，皆有铭词，盖不但施之器物而已。”(《文体明辩》)
东汉末年，善写铭文的有张昶和蔡邕，尤其是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他的碑铭被誉为古今之冠。其文或韵或否，工整典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晋人张载在入蜀探亲路过剑阁时所作《剑阁铭》也是一篇较好的山川铭，它以生动的语言描写剑阁地势之险峻：“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同时垂诫世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当时，晋武帝见到这篇铭文后，马上派遣使者把它镌刻在剑阁山上，以为警戒。
从汉代起，还有一些铭文形式也开始流行起来，最著名的要算座右铭了。座右铭的名称和最早的作品都出自汉代人崔瑷，南朝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收崔瑷《座右铭》一首，吕延济题注：“瑗兄璋当人所杀，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
这篇座右铭中写道：“无道人之短，无说人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很明显，这是一种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的文字。它为以修身为己任的士大夫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戒形式，所以引起后人群起效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了《续座右铭》，并在序里对崔瑷的《座右铭》倍加赞赏：“崔子玉(崔瑷字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
在居室铭中，唐代大作家刘禹锡的《陋室铭》最为有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这篇铭文短小精悍，立意新颖别致，以精巧活泼的语言表达了以道德自我完善自勉的高洁人格，堪称居室铭中的杰作。
铭文或以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叹，不拘一格。据记载，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有一方遗砚，砚背上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个字，意思是说要保持玉石一般坚硬的本性，艰难折磨不移变，忠守玉石一样洁白的本质。这寥寥八个字的铭文表现了岳飞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有趣的是，这方砚台在宋咸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辗转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中，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铭文，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这21个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古时，也有人以铭文申鉴戒。苏东坡长子万将去德兴县做县尉，临行前，苏东坡送儿子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文，以作告诫，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经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从学习态度到为官宗旨，苏东坡以铭文的形式，对儿子进行谆谆告诫，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从古代铭文看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历史一面之镜。不言而喻，铭文有着较高的审美意趣和研究价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老祖宗留给后人的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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