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松落
1947年春节前，少年曹瑞昌和母亲、妹妹来到东北，在茫茫雪原上的小木屋住下，在门上贴上一个“福”字；
1983年春节前，中年曹瑞昌驾着马车，驶过雪地冰原，送儿子曹东升离开七里地，去国外读书，临行前给儿子一个“福”字；
2019年春节前，老年曹瑞昌的孙女独自从国外回到七里地，穿过雪地和冰河，来到家乡的老屋，写下一个“福”字。
这是许鞍华导演，金士杰、春夏主演的短片《七里地》。故事虽短，却横跨七十年时间；入口虽小，不过是一家三代人在三个猪年里的三个瞬间，却囊括了中国这一百年的诸多大事：闯关东，恢复高考，香港回归，乃至2019年，新旧十年的交接口。过去、现在的往来穿梭，编织出宏大的时间空间感。
只有八分钟，却有多重意味，既渲染了乡愁，浓淡相宜，也讲述了传承。祖孙三代人对“福”的执着，又唤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共同体。
许鞍华看中这个故事，是因为她的东北情结。人们都以为她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却不知道她祖籍辽宁鞍山，在两个多月大时，被家人抱着来到澳门，最后在澳门和香港长大。她对东北始终怀着难解的关怀。
当年拍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回到鞍山。深夜，她走在鞍山的街道上，觉得这里很熟悉。她甚至因为担心自己身为“骨子里的东北人”却拍不出东北味道而焦虑，夜夜失眠。后来她索性用一部《黄金时代》，借助女作家萧红的生平故事，痛痛快快地释放了自己的东北情怀。
几年之后，72岁的她，在自己的本命年回到东北，又拍出一个东北故事。碧空雁鸣，霜月苇野，北极星下，那些轮廓深刻的脸，就是他们永远的原乡。这种深情，是有原乡的人才会有的深情。
人必须要有一个原乡，或者现实中的，或者精神上的。只有拥有这样一个原乡，才能可进可退，才能直面大世界，去往任何地方，在任何领域立于不败。
台湾作家萧丽红的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里，大信获得了国外学校的奖学金，即将去国离乡，贞观这样劝慰他：“只要不忘怀，做中国人的特异是什么，则三山、五海，何处不能去？”
是啊，何处不能去，何处不能往？但去往三山五海之前，总要在某处生长，在某处建设起自己的精神主体，初步完成“我是谁”的信念搭建。从此，去任何地方，本能上或许有惧怕，但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不怕。
中国人的精神原乡里，有各种元素，“福文化”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
这片土地多灾多难，曾经经历过许多往事、许多动荡。所以，人们特别渴望平安幸福的生活，这种渴望最终凝聚成一个“福”字。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福”字，此后多年，“福”字不断变化。它含有种种期望、种种复杂难言的感情。《七里地》就用一个“福”字作为家的象征、情的象征、传承的象征。
不过，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节奏，铸成了中国人的信仰形态。中国人始终相信，春种，就有秋收。所以，我们一边觉得，命运有叵测的、神秘的一面；一边也相信，命也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累积，是善与恶的量变质变。
对“福”，我们也是这么看的，我们不只认为“福”是精神上的、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也认为它有现实的一面，是有规律的、可知的，是可以通过努力达成的。“福”不是迷信，也不仅是信仰，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行动。“福”是过程，也是结果。“福”和中国人积极的一面相携而行，是中国人的文化吉祥物。
从一个“福”字，从它在精神和现实中所承载的意义里，我们能够读懂中国，也能读懂我们精神深处的原乡。“福”文化就像西方文化里的“爱”文化，承载了许多意义，收纳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许多秩序约定、许多道德规范以及精神追求。
有了这样的懂得，有了这样一个精神原乡，“则三山、五海，何处不能去”。有了福，有了爱，有了期待，有了牵系，你我就可以去往任何地方，顶得住各种世事侵扰，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新的驿站、新的故乡，从此何处都有我，何处都有光明烛照，都有暖意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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