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冬，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后回归京城，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逢。二人惺惺相惜，遂把酒言欢，席间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相赠刘禹锡：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白居易的诗明显是为刘禹锡的长期被贬鸣不平。刘禹锡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于是接过白诗的话头，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作为酬答，回赠给白居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诗中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由于比喻中蕴涵着哲理意味，现在已经演变为成语了，一般用来喻指新生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但这其实并非刘禹锡此诗的本意，如果要理解刘禹锡这两句诗的真正用意，还需从永贞元年(805年)，“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就是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失败、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被贬为州司马说起。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李适驾崩。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改元永贞年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皇权衰落，朝廷里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如前宰相陆贽等都被相继贬逐出京；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称王称霸，愈来愈嚣张。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朝廷又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暴敛。国家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越来越深刻、尖锐。这些都日益成为唐王朝君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顺宗做太子时，就已留意改革弊政，振作朝纲。一次，在宫中与侍读们谈到宫市的弊害时，李诵说：“我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今后我将整肃积弊。”李诵即位后，立即开始着手整顿政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叔文，把王叔文由苏州司功参军超擢为起居郎、翰林学士，把王叔文调到自己身边，作为政治改革的总策划。
就在王叔文春风得意之时，顺宗李诵在即位的前一年，即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患了中风病。即位后，由于不能说话，不便接见诸臣，就经常住在宫中，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
王叔文虽然可以出入内廷，但只能到翰林院止步。他在翰林院处理朝中事务，作出决策后，还需要有一个人向顺宗汇报，这个人就是可以入至柿林院的王伾，于是王伾就成了革新集团的重要一员。王叔文作出决策后，需要有人贯彻执行，王叔文便荐引韦执谊为宰相。韦执谊是顺宗为太子时为王叔文物色的同道。在顺宗的引荐下，韦执谊与王叔文成为密友。韦执谊为宰相后，就成为了革新集团政令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又相继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拉了进来，成为了革新集团的骨干。随着王叔文革新集团人事的齐备，尤其“二王八司马”这些人物相继到位，一些重大的革新举措陆续出台了。王叔文采取了三大革新举措：
首先是革除朝中积弊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宫市。唐德宗朝的宫市，实际上是强取豪夺的征敛，管理权落入宦官之手。《新唐书·食货志二》载，贞元年间，“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白居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下的《卖炭翁》，文中那位卖炭老人，正是这种掠夺制度的受害者。
第二件事是废除五坊小儿。五坊小儿与宫市性质一样，同是暴虐之政。唐朝皇帝及诸王好斗鸡，唐高宗时王勃就是因为替沛王写了一篇向英王鸡挑战的檄文，而被罢斥的。唐玄宗时期更爱好斗鸡，宫中设五坊以养雕、鹘、鹰、鹞、狗，给役者称“小儿”。五坊小儿仗势欺人，张捕鸟雀于坊市闾里，皆为横暴，以讹诈人钱物。甚至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或张于井上，不许人汲水，其张狂无端至此。王叔文集团革除宫市与五坊小儿这两项弊政，自然赢得了百姓的拥护。
第三件事是禁征宫中乳母。唐德宗贞元年间，宫里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总是不能选中。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时，经常出卖产业，在民间选购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成为民间一害。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禁征乳母，为百姓免了一害。
第四件事是废除常贡以外的进奉。德宗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五十万缗，少也不下三十万缗。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 白居易的《红线毯》诗即写了进奉之弊：
“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在诗中明确指出，浪费如此多的蚕丝和劳力去织地毯，势必造成民间百姓无衣可穿，以此表达了对进奉之弊的深切忧虑。王叔文掌权后，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件事是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这也是王叔文用事后的一大善政。唐朝“后宫佳丽三千人”，有许多宫女头发白了也见不到皇帝一面。为此，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诗中再次咏叹了宫女的悲惨生活：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深宫的幽闭生活，使得她们只能“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初，顺宗释放宫女三百人，释放教坊女乐六百余人，使她们得以与家人团聚。这些举措，是顺宗为表明革新决心而对皇室私欲进行的节制，也是王叔文的“二王八司马”集团政治革新的初步措施。然而，王叔文集团真正要对付的还是宦官和藩镇，恰恰是这两个最难啃的骨头，触及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致使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相继贬官。
其次是谋夺宦官兵权
安史之乱前，高力士等宦官虽开唐代宦官预政的先河，但完全处于皇权的羽翼之内，基本上未成气候。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渐渐大了起来，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唐肃宗李亨出于对将帅的疑忌，开始用拥立自己即位的亲信宦官李林辅来统帅禁军，甚至“政无巨细，皆委参决”，开了宦官掌权的先例。至唐代宗时，宦官势力又进一步膨胀，让宦官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控制了朝政。唐德宗初即位时，本来对宦官有所警惕，但泾原兵变，朱扰乱京师，德宗出走奉天，多亏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的拥从。兵变平息后，德宗感觉武臣不可靠，还是用家奴好。于是，委任宦官去做左右神策、天威等军的统帅，宦官专擅朝政的局面坚固形成，致使皇帝都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白居易的《轻肥》诗描写了宦官颐指气使的跋扈神态：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王叔文的“二王八司马”集团开展革新后，重点针对宦官专擅之弊，尤其是宦官统军的潜在危害，开始着手谋夺宦官兵权。贞元二十一年五月，王叔文任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去掌握神策军，并让革新集团的成员韩泰做他的副手。可是，神策军的将领大多是宦官们的亲信爪牙，所以当范希朝和韩泰去神策军接管人马时，宦官们已事先做好了准备，故意让将领不听调遣，使范希朝和韩泰空手而回。谋夺宦官兵权受阻，给王叔文集团留下了日后最大的祸患。
再次是抑制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代宗时朝廷无力彻底消灭投降唐朝的安史余党，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到顺宗即位时，藩镇势力仍然强盛，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极大威胁。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权力，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王叔文集团的成员都非常清楚藩镇问题的严重性。柳宗元的《封建论》极力说明分封制不如郡县制优越，其现实指向和用意非常明确。 刘禹锡后来在赴任和州刺史时，写下了《西塞山怀古》一诗，正是对重新抬头的藩镇割据势力的抨击：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正当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时，不提防冷枪暗箭也在向他们凶狠地袭击过来。这就是看到顺宗有病而时刻在觊觎皇位的太子一党的势力。打头阵的是该党要员韦皋。
韦皋是太子党藩镇势力中的主要代表，他上表奏请唐顺宗休息，让太子李纯监国理政；同时又写信给太子李纯，说王叔文、王伾等人是“群小得志”，扰乱纪纲，要求李纯“斥逐群小”。紧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频频向唐顺宗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太子党方面的宦官，也在为逼迫顺宗退位而加紧运作。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在宦官俱文珍等人操纵下，立广陵王李淳为皇太子，并改名为李纯。紧接着，宦官俱文珍等人趁王叔文加拜户部侍郎之机，暗中削去其翰林学士之职。王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参与机密诏令，当然就无法领导革新运动。至此，形势已经不利，王叔文又因母丧丁忧守丧去职，形势更急转直下。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称诰。”八月五日，徙顺宗居兴庆宫，并改元永贞。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王叔文亦在第二年被赐死。九日，太子李纯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俱文珍等人认为刘、柳等人贬得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史上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太子党人夺权成功，而仅五个月的革新运动最终彻底失败了。
“二王八司马”死的死，贬得贬。被贬官的司马们这一时期大都安于现实，有的借写山水游记书写胸中愤郁之气。如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先后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他在这时期写下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江雪》诗，正是柳宗元自我人格和心情的生动写照。尤其是刘禹锡，他堪称是古代诗人被贬官次数最多的人，内心早已风轻云淡。
过了多年，“二王”死后，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年初，“八司马”中的柳宗元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五人才奉诏进京。但当他们赶到长安时，朝廷又改变主意，竟把他们分别贬到更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为刺史。这对柳宗元等人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写他们当时的凄苦、优郁和愤懑心情：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和柳宗元比起来，刘禹锡性格显得要开朗一些，有一种乐观向上、顽强不屈的孤傲个性。就在柳宗元写上述的登柳州城诗后，刘禹锡写下了《秋词》一诗: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就像一只排云而上直冲蓝天的野鹤，充溢着战斗精神。刘禹锡之所以在元和十年开始被改派到至为荒远的连州，与他奉诏进京后所作的《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有关：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回到长安，看看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面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一批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来不少游客。刘禹锡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于是就借题发挥，写了上面那首题为《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
刘禹锡的这首新作马上在长安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有人向宪宗进馋言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实际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唐宪宗于是把刘禹锡被派到人烟稀少、异常偏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做刺史。大臣裴度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才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十四年，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
开头提到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是刘禹锡在此次回长安的路上作的。当时刘禹锡遇到白居易，两人本系旧友，相见时谈到宦海沉浮、祸福难料、风云莫测时，大概总免不了要感叹唏嘘一番。白居易的赠诗中说“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颇为刘禹锡抱不平。刘禹锡也联想到，朝廷在人事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回去后，恐怕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了。所以刘禹锡的酬答之作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成为千古名句。刘禹锡以“沉舟”喻政治革新之故人，以“病树”自喻，以“千帆”、“万木”喻无数新贵。“二王八司马”已成为历史，他们当年从事过政治革新的朝廷，如今是无数新贵春风得意。言外之意则是，自己宁可废弃，也忠于政治革新故人和当年的理想。人们常说刘禹锡此二句诗表现了新生事物朝气蓬勃、新陈代谢不可抗拒，其实并不符合诗意。
刘禹锡再次回到京城时，又是暮春季节。他到玄都观旧地重游，那个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多年，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政敌，也在朝野倾轧中下了台，就又写下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诗：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十四年过去了，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人事变迁很大，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刘禹锡写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绝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诗里的“种桃道士”指的是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树倒猢狲散”，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而被排挤的刘禹锡，这时却回来了！刘禹锡对政敌投以轻蔑地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乐观和战斗到底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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