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女子的伦理道德教育就占据女子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我朝之前的汉朝背班昭定义的“四德”一直以来被世人所承认并推崇到了我朝，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礼教依然是规范女子的行为准则，也是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唐朝精致的女人?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唐朝精致的女人
自古以来，女子的伦理道德教育就占据女子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我朝之前的汉朝背班昭定义的“四德”一直以来被世人所承认并推崇。到了我朝，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礼教依然是规范女子的行为准则，也是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
说到我朝女子的伦理道德教育，和之前的朝代一样，无非也就是三点：孝顺、事夫、贞节。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伦理道德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孝的观念在商州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并且流行开来了。比如在《周书·酒诰》就曾这样记载：“用孝养厥父母”，《诗经》中也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样的诗句，可见孝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
到了我朝，孝仍然是封建伦理道德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朝统治者继承前朝“以孝治国”的经验，积极推行“孝治”，女子教育系统中也出现了新局面，《女孝经》以及《女论语》中的内容成为女子孝伦理教育的经典。孝是古代女子所必须具备的美德和恪守的规范。自东汉的《女诫》开始，到唐朝的《女孝经》、《女论语》等女子教科书中都有对女子的尽孝方面的教育。
《女孝经》开篇就说“夫孝者，广天地，厚人伦，动鬼神，感禽兽，恭近于礼，三思后行，无施其劳，不伐其善，和柔贞顺，仁明孝慈，德行有成，可以无咎。”女子的孝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本家，对自己父母兄弟长辈尽孝道，还有就是在夫家，对舅姑行孝。
我朝的女子在还没有出嫁前居于本家，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女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我朝贞元年间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撰《女论语》中有专门教育脑女子怎样孝敬父母的内容：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 则进食，渴则进汤。父母捡责，不得慌忙。近前听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 改过从长。父母言语，莫作寻常。遵依教训，不可强梁。若有不是，借问无 妨。父母年老，朝夕忧惶。补联鞋袜，做造衣裳。四时八节，孝养相当。父 母有疾，身莫离床。衣不解带，汤药亲尝。求神拜佛，指望安康。莫教不幸， 或致身亡。痛入骨髓，哭断肝肠。三年乳哺，恩德难忘。衣裳装殓，持服居 丧。安埋设祭，礼拜烧香。追修荐拔，超上天堂。莫学忤逆，咆哮无常。才 出一语，应答千张。便行抛掉，说著相伤。如此妇人，教坏村坊。
这段话主要就是教导女子在出嫁前怎样侍奉自己的父母，开篇第一句就以“敬重爹娘”突出重点，然后分别从饮食起居，父母训诫，床前侍疾，丧葬哀思等多方面具体介绍如何孝敬自己的父母。最后从反面斥责不孝的妇女。
你们后来看到我朝的一些史料中，就能发现许多孝女的例子，比如：
郑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为官兵，战死庆州。时母已亡，又无兄 弟，女时年二十四，即翦发毁服，身护丧还乡里，与母合葬。庐墓下，手树 松柏成林。初，许适牙兵李玄庆，至是，谢不嫁。大中中，兖州节度使萧傲 状于朝，有诏旌表其闾。
女子出嫁到夫家，孝道仍然在继续，这时不仅是对自己的父母尽孝，而且要孝顺丈夫的父母，即自己的舅姑。
我朝的李华（当然不是你们的英语听力考试中的那个李华）在给他的孙女写的信中说“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
还有我朝一个姓郑的人写的《女孝经》中《事舅姑章》说女子孝敬公婆要“敬与父同，爱与母同”，《女论语》中同样有对妇女孝敬舅姑的具体要求：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姑坐则立，使令便去。早起开门，莫令惊忤。换水堂前，洗濯巾布。齿药肥皂，温凉得所，退步阶前，待其浣洗。万福一声，即时退步。备办茶汤，逡巡边去，整顿茶盘，安排匙箸。饭则软蒸，肉则熟煮。自古老人，齿牙疏蛀。茶水羹汤，莫教虚度。夜晚更深，将归睡处。安置辞堂，方回房户。日日一般，朝朝相似，传教庭帏，人称贤妇。莫学他人，跳梁可恶，咆哮尊长，说辛道苦，呼唤不来，饥寒不顾。如此之人，号为恶妇。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你从这些史料中就能看的出，我朝对于女孝敬公婆的要求也是比较严的，具体到了日常起居的方方面面，同时还要求所做的行为要符合公婆的新衣，不得使其感觉到惊忤。那些被公婆认为不孝敬或者是有所抱怨的，稍稍怠慢公婆的媳妇是“恶妇”，都是要进行责罚的。这你就可以看到在我朝做一个儿媳妇是有多么不容易。
再说事夫。事夫从秦代就开始了，到了汉代的“三从四德”观念要求封建社会的女子婚后要以夫为纲。我朝一个姓郑的人说“夫者，天也。可不务乎！”，“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而人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防闲执礼，可以成家。”可见我朝丈夫对女子而言地位是多么重要。
事夫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恭顺。孟子就曾经说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句话就反映出古代女子在出嫁前母亲对她婚后生活的教诲，也就是要求女子到了夫家，对丈夫及家人一定要恭敬，顺从，不要违背忤逆丈夫，这就是为妇之道。
《女论语》中要求女子对待丈夫要“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
除了对丈夫态度上的恭顺，妻子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丈夫日常的生活需要。《女论语》里要求到：“莫令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菜饭，供待殷勤，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
第二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妻子还要做“诤妻”，对丈夫的不当言行要进行劝诫。“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诫谆谆”，“故夫非道则谏之，从夫之令，又焉得为贤乎？”由此可见妻子对于丈夫的话语，要听从，但是也不是盲目顺从，要有主见，如果丈夫的言行有失，则要言语力争，进行劝谏，做一个诤妻。对此，郑氏在《女孝经》里也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做“诤妻”的重要：
昔者周宣王晚朝，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为之夙兴。汉成帝命班婕妤同辇，婕妤辞曰：“妾闻三代明王，皆有贤臣在侧，不闻与嬖女同乘。”成帝为之改容。楚庄王耽于游畋，樊女乃不食野味，庄王感焉，为之罢猎。由是观之，大夫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夫有诤妻，则不入于非道。是以卫女矫齐桓公不听淫乐，齐姜遣晋文公而成霸业。故夫非道则谏之，从夫之令，又焉得为贤乎!《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
这个姓郑的人举了一个我朝之前“诤妻”的例子来证明谏诤的重要，我朝史料中也有体现这一状况的例子。唐太宗之长孙皇后就经常劝谏他：“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另有太宗妃徐惠也是一位贤妃，她见朝廷多次派军征伐蛮夷、大兴土木等等劳民伤财就上书劝谏太宗停止征战，戒奢从简：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
徐惠身居后宫，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民生疾苦，上书直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令太宗深受感动并接受了其建议。
在封建社会，后妃敢于冒“忤逆”之险上书谏言，可谓是胆识过人，是“诤妻”的典范。
还有最重要一个就是贞节。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宗法制度的形成，对于保持血统纯一性的要求使得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贞节开始重视并产生种种准则条例进行约束。自此以后，对于女子的贞操教育是每个朝代都必做的功课。
到了我朝，社会对女子贞操的教育仍然在继续。《女论语》中说：“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贞潔，贞则身荣。”这里把女子的贞节当做女子立身的基本要务，可见女子贞操之于女子的重要。
我朝的杰出的CEO（宰相）魏征撰《隋书·列女传》序中记载：
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
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斯乃举其中庸，未臻其极者也。至于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唯义所在。
可见，在史家所标榜的妇德中贞节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隋书·列女传》中记载的十六人，因为贞节被列入的有七人。由五代人所撰的《旧唐书·列女传》中记载的三十一人中因贞节被列入的有十人。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朝对妇女贞节的重视。
对于女子如何约束自身的行为，做到清贞，唐代女教书《女论语》中也有详细的要求：
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莫宜学，初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不谈私语，莫起淫言，黄昏来往，秉烛掌灯。暗中出入，恐惹不情，一行有失，百行无成。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有生有死，一命所同。
这些内容从日常生活中规范女子的言行，做到不出闺阁，不随意抛头露面，不听淫词艳调，黄昏以后没有烛火不能出入，要对丈夫从一而终等等。《女孝经》中也有对女子此类的要求：“出门，必掩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送兄弟不逾于阈。”
婚姻生活中对丈夫的忠诚，是女子是否贞节的重要表现。《女孝经》有云：
然则丈夫百行，妇人一志。男有重婚之义，女无再醮之文。是以苤苡兴歌，蔡人作诫，匪石为叹，卫主知惭。昔楚昭王出游，留姜氏于渐台，江水暴至，王约迎夫人必以符合，使者仓卒，遂不请行。姜氏曰：“妾闻贞女义不犯约，勇士不畏其死。妾知不去必死，然无符不敢犯约，虽行之必生，无信而生，不如守义而死。”会使者还取符，则水高台没矣。其守信也如此，汝其勉之。《易》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可以允许男子再娶，却要求女子“一志”没有“再醮之文”，并举了先秦烈女姜氏为了信守与丈夫的约定 “守义而死”的例子来颂扬女子的贞烈行为。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在我朝做一个女子是真的难。这还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在生活技能方面的教育也没有落下。在操持家务方面，要学会养蚕缫丝、整饬酒食、勤俭持家。说出来可能不信，在在女教育方面，女子还要学会胎教。
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张华的《博物志》，再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有关于胎教的记载。到了我朝，著名的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又进一步从医药理论方面解释了胎教理论。
孙思邈主要有三点看法：第一，孕妇所处的环境要合适。孕妇应该接触吉祥的事物、贤良的人，要欣赏美景，这样可以“调心神，和性情”，胎儿可以受到良好的影响。第二，孙思邈认为孕妇的饮食药物和胎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并且为孕妇列出了一个“忌食物”的单子，有螃蟹、虾蟆之类的。第三就是孕妇要进行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胎儿筋骨的发育。孙思邈的胎教理论有一定合理的地方，例如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适度活动等，但也有不科学的地方，一些未经验证的结论是比较荒唐的。
《女孝经》里也曾专门提到孕妇胎教，她说：“人受五常之理，生而有性习也，感善则善，感恶则恶，虽在胎养，岂无教乎！”教育女子要注重胎儿的教养，做到“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跛；不食邪味，不履左道，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靡声，口不出傲言，手不执邪器；夜则诵经书，朝则讲礼乐。”她认为如果孕妇能够做到上面所说的胎教内容则：“其生子也，形容端正，才德过人，其胎教如此。”母亲的教育与子女的成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女子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只有女子本身的素质提高，才能更好的培养子女成才。
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在这些劳累的活干完之后，我们也要梳妆打扮，因为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为了更好地博得丈夫的喜爱，女子对这方面的传承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我们不仅沿袭了以往朝代女子服饰妆容上的一些优点，还创造出一些新的款式和花样，在宫廷以及民间传播。我朝妇女的服饰和妆容是我国古代服饰妆容史上华美的篇章，极富时代特色。
我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对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朝代，加之我朝统治者带有浓厚的胡人血统，即“唐源流出于夷狄”，因而唐代社会流行穿胡服。所谓的“胡服”不仅是指西北少数民族的服饰，更包括当时天竺、波斯、大食等多个国家的服饰。胡服的主要形式就是窄袖紧身，翻领，小口裤，头戴胡帽，脚着靴，胡服的主要特征是简洁、方便，这和许多民族为满足方便骑马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爱穿胡服。《新唐书·五行志》云：“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襟袖窄小。”胡服之风在妇女之中更为盛行。《新唐书·车服志》中说：“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例如元稹《法曲》也有描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我朝妇女的服饰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式，这种独具唐代风韵的样式十分惹人注目，充分体现了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这种装束在传统裙襦的基础上提高裙腰，衣衫领口开低，内着抹胸，半袒前胸，充分显示了丰腴的曲线之美，被称为“袒露装”。有许多对女子穿着这类服饰的描写，例如初唐欧阳询的诗《南乡子》中有“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的描写；方干《赠美人》诗云：“丰胸半掩凝晴雪”； 周濆《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等等，反映出当时袒胸服饰十分流行，也颇能被世人认可并喜欢。
你千万不要被古人所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所欺骗了，我朝妇女学习试问也蔚然成风，使得我朝成为古代女性诗人最左的一个朝代，上至皇后嫔妃，下至官僚士人阶层的妇女，几乎无不知书，延伸到尼姑、女冠、娼妓也有许多能识字读书，吟诗作赋的。
我朝士人的倡导为女子学习诗书文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朝著名的宋氏五姐妹便是从小便接受其父亲的亲自教导：“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还有太宗妃徐惠自幼随父亲读书“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平广记》卷70《裴玄静》条中记载，唐鍭氏县女子裴玄静，“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
除了诗词，艺术教育也不能落下啊。在我朝，女子的歌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唐初在宫廷内设立教坊，对男女进行专门的歌舞训练，武则天时曾把教坊改名为云韶府。唐玄宗时改组大乐署，形成了四处外教坊和三处梨园，此后教坊和梨园地位日渐重要，成为以女子为主要对象的歌舞音乐教育场所。
教坊以宦官为教坊使，还设有音乐博士等官，例如《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教坊和梨园有乐工弟子数百人，她们都需经过专门的训练，分工明确。我朝教坊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教授基本的乐器弹奏技巧外，还教授数百首名曲，例如崔令钦《教坊记》中就列出了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透碧空等等多达325首名曲。唐玄宗精晓音律，教坊梨园水平在此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 这是后来人们把戏曲界称作梨园，把戏曲艺人称作“梨园弟子”的由来。
文体两开花，体育方面我朝的女子也很强的。唐代人多以妇人健硕丰腴为美，因而体育活动在女子教育中占重要地位。唐代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的不仅包括宫廷贵族妇女，也有普通妇女甚至娼妓女伶，参与的娱乐运动项目也多种多样，包括蹴鞠、骑马、射箭、下棋等等。
在唐代，蹴鞠运动十分盛行，球的形制也发生变化，球体更轻，更容易掌握，在蹴鞠场上，都能发现女子矫健的身影。例如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聚女人骑驴击球”，“又教女伎乘驴击球”。又如“金陵有个名妓王眉山，球踢的特别好，有一次，她乘车过球场时，球师邀请她登场，她上场后风度潇洒，举足翩趾，使得观者如堵，水泄不通”。由这些资料可见在当时女子踢球技术之高超。 女子踢球与男子激烈争夺的方式有所不同，女子多以踢高和踢出花样显示其技艺，也称作“白打”。在寒食节唐代女子经常踢球为乐，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的诗中就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的描写，杜甫《清明》诗中也有“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句子，可见女子踢球风气的盛行。
这个时候妇女出游骑马驰骋，非常普遍，是一大景观，“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此时宫女们常随帝王狩猎，诗人有专门描写宫女才人骑马射箭的诗句：“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冀。”描写了女子骑马射箭的英姿。
除了蹴鞠、骑马射箭之外，还有许多妇女热衷参加的娱乐竞技活动，例如下棋。下棋是我朝妇女普遍都喜欢的一项娱乐竞技活动，有诗云：“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巡拾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下的应该是围棋，而且这些女棋手的棋艺也非凡。还有拔河，当时宫廷就经常组织宫女进行拔河比赛，例如唐中宗时期曾有“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除了上面介绍的种种文体活动，还有划船、荡秋千等等，这里就不在一一列举了。
总结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朝代，她的“开放性”特征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唐代女子提供了一个有着极大包容性的历史舞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唐代的女性享受了比之前代女子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大的受教育权。
唐朝社会对外开放，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吸收和引进各个民族的优秀因素，促进了本国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的发展。对外开放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人们在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多元的文化影响下，思想变得开放大胆，对一些不同于传统礼法道德的事情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唐朝妇女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风气下才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才具有一定的追求教育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唐代女子教育才能够得以保持并得到发展。 在古代社会，世人教育女子的目的主要是围绕能够侍奉父母公婆，顺从丈夫，治家教子，成为“贤妻良母”这个目的展开。 正如《礼记正义》中所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因而古代妇女的教育内容都遵循“三从四德”这一传统观念展开。
唐代女子教育的内容没有囿于被动的接受传传统伦理规范的教化，有了许多女子自身心理发展所需求的新鲜多样的教育内容。正如马林涛在《唐代女子家教浅析》中所认为的：“唐代女教虽然仍未超出传统女子伦理道德教育的范围，但较之前代，总算有所进步，而比后面宋元明清几代也开明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