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都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尤其是它的基础设施。今年5月，首尔又开通了新盆唐线（Shinbundang）的延伸线路，连接了现有的4个车站。在最北端的新沙（Sinsa），聚集着韩国享誉世界的整容业。而最南端的江南区（Gangnam）就更不用介绍了。在站台的一面墙上有一幅大型壁画，向流行歌手朴载相（Park Jae-sang，又名Psy）致敬。十年前，他的热门歌曲《江南Style（Gangnam Style）》让江南区闻名世界。《江南Style》是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点击量达到10亿次的YouTube视频。
朴载相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流行文化宣传大使。《江南Style》发行时，34岁的他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辍学，在韩国之外默默无闻，在韩国国内，他也不止一次因为音乐内容和个人行为受到指责。这位说唱歌手似乎与韩国流行音乐格格不入。当时，韩国早有众多迎合国际需求的年轻男子和女子组合，例如2NE1、SHINee、Wonder Girls等等。
然而却是他最终征服了西方。更令人惊讶的是，朴载相在他大热的歌曲中讽刺了首尔暴发户的浮夸和与自负，江南区就是最明显的富人阶层的符号。
朴载相曾把江南区比作“韩国的比佛利山庄”，突出了江南区与财富名声的联系。从字面上看，江南构成了首尔的一半——“江南”即汉江以南，其面积几乎是比佛利山庄的三倍。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里还是一片农田。江南区的城市化进程沿着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军政府制定的路线迅速推进，这一进程使得过去农业区的业主们迅速富裕起来。
这首歌和MV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后不久，诗人杨炳浩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朴载相的风格描述为“对老一辈的威权主义和清教主义欢快且毫无顾忌的挑衅”，认为歌曲在颠覆传统的思想、歌词和舞蹈动作。“这种态度与现有的‘韩流’音乐相违背，”他写道。
韩国江南区街景
在赞扬了《江南Style》引人入胜的节奏，以及它“通过悖论和讽刺总结现代性”的力量后，杨炳浩建议他的同胞们可以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不要问问题，不要吹毛求疵。”
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表明，韩流并不是直接从韩国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是从菲律宾传播到其他国家的——菲律宾早已有了一大批狂热的韩国产品粉丝。在马尼拉，从货架上的韩国化妆品到电视上的韩剧应有尽有。这些节目植入广告的强度有时会让它们变成“没有实在叙事的商业广告拼贴”，就像吴有贞在她的研究《流行城市：韩国流行文化与地点销售》中所说的那样。
在本世纪初，韩国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展示了韩国的新富裕阶层。这也是“新韩国电影（New Korean Cinema）运动”的全盛时期，导演们的作品都揭示了韩国社会黑暗的一面，例如金基德的《小岛》、李沧东的《绿洲》、以及朴赞郁的《老男孩》。
《江南Style》的视频中也有类似的暗示，尽管是以一种轻松得多的方式。一开始，朴载相手拿酒杯，斜倚在沙滩上的躺椅上。然后镜头向后拉，揭示了真实的场景：那不是海滩，而是附近的游乐场，这是几个平凡的背景之一。
十年过去了，许多西方人都很难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到《江南Style》时的感受（我曾经听一位著名的加拿大作家回忆说，“我感觉自己嗨了。”）。小男孩摆着迈克尔·杰克逊式的动作、马厩的剪影、突然的爆炸、“嘿，性感的女士们”的合唱、迪斯科球巴士——这些看似没有逻辑的元素，加上音乐本身的吸引力，让人着迷地反复观看。
那些无法理解其讽刺性的人却能感受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江南Style》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亚洲流行文化异类。这首歌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甚至是讽刺（美国人在这方面就很麻木）。自那以后，类似“江南Style”的讽刺作品被许多韩国艺术家所接受。在2019年的《寄生虫》中，奉俊昊在批判社会和电影艺术之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平衡。电影上演了三个家庭的冲突，每个家庭都代表着自己的阶级，也都被自己的阶级所困。
《寄生虫》海报
朴氏一家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科技高管，他们住在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山坡别墅里，过着西化的生活。金氏一家靠组装披萨盒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住在半在地下的潮湿的公寓里。在金钱和怨恨的双重驱使下，金家计划篡夺朴家所有雇工的工作，包括女管家的工作，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躲在朴家的地下室里躲避债主。
《寄生虫》最为核心的空间隐喻似乎并没有影响电影的成功，反而可能促进了它的成功。
当女管家的丈夫挥舞着刀从他的地堡里出来时，他把为朴氏小儿子举办的奢华生日派对变成了一场大屠杀。在随后的混战中，朴氏一家的父亲对这个男人的气味表示了明显的厌恶，从而引发了金氏父子的父亲（由宋康昊饰演，一个因扮演劳动阶级英雄角色而闻名的人气演员）的宣泄，他冲动地捅向了朴氏父子。这种味道下层阶级的气味，正如在之前的场景中一再暗示的那样，是他们徒劳的劳动、堆积如山的债务和注定失败的气味。
同样的味道，如果存在的话，肯定会从网飞（Netflix）去年秋天在全世界热播的韩剧《鱿鱼游戏》中大多数角色的身上散发出来。它的创造者黄东赫将其描述为“一个关于失败者的故事”，参与者们玩着由儿童游戏改编而来的生死游戏，拼命赢得幸存者才能获得的巨额现金奖励，以摆脱他们的经济困境。
相比之下，《鱿鱼游戏》中无情的暴力和批判的重拳显得《寄生虫》更为含蓄。正是前一种特质让这部剧成为奇观，而后一种特质激发了无数评论文章，讲述这部剧反映的韩国社会：它的不公平、不平等、不人道和残暴。
《鱿鱼游戏》剧照
西方对韩国的报道主题正变得高度雷同：出生率下降、高自杀率、大企业垄断、压力巨大的学生、危险的北方邻居和整容成瘾。就连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也被描述为“一场酷刑、强奸、奴役和死亡的恐怖表演”。
据英文新闻网站Korea Exposé的编辑具世雄介绍，外国媒体还使用了“地狱韩国”的说法，将韩国嘲讽为“停留在19世纪的地狱般的封建王国”。韩国年轻人对它的接受反映了他们的观念：“在韩国出生就等于进入地狱，在那里，一个人的一生都被集权制度所奴役，无法逃离”。
在8年的时间里，Korea Exposé经历了几次不同的改革。网站早期的一个口号是“展示真实的韩国”，该口号将网站定位为对韩流正面宣传的纠正——考虑到英语世界的读者对韩国普遍的糟糕印象，这一使命的必要性有待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自《江南Style》以来的十年里，西方国家对韩国流行文化以及韩国流行文化抨击本国社会的惊人热情。
西方观众可能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但如果他们已将其视为一个反乌托邦，他们就会对其最荒诞、高度强化的反乌托邦描绘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一点在《鱿鱼游戏》中也得到了讽刺，里面有一间颓废的外国VIP房间，他们为民众之间大规模屠杀的场面而激动。
《鱿鱼游戏》中的VIP会员
西方观众可能会感到欣慰，因为不管自己国家的问题多么棘手，至少他没有生活在韩国。但当你真正来到韩国、乘坐首尔地铁的时候，韩国发达的景象会让你相信韩国是更发达的国家。它从战后混乱的贫困中崛起，被称为“汉江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产销往世界较富裕地区的产品实现的。纺织品、船舶、汽车、半导体等产业使韩国在20世纪富裕起来；在21世纪，对这种发展不平衡表示不满本身已成为可行的文化输出。《寄生虫》《鱿鱼游戏》、甚至《江南Style》都是对韩国社会的不公、腐败、肤浅和暴力表达不满的作品——这些特质，在讽刺中可能太过鲜明，从而促使这么多韩国人移民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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