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臧克家数学分数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3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回是铁定无法录取的。不过，臧克家却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他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
少时的启蒙教育
1905年，臧克家出生在山东诸城臧家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前清有过不大不小的“功名”，他的父亲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他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父亲患有肺病，终年咯血，也仅活了34岁。
由于家庭的不幸，诗人在入私塾之前，有机会和贫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从而对农民的悲惨、辛酸的生活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又因为他家里文化空气很浓，他从小就对文艺感兴趣，诗人后来年老了还能清楚记得他儿时听到的一些歌谣，如：“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背到炕头上。哧啦哧啦吃面汤，吃完面汤想他娘。他娘变了个矢车郎，碰了南墙碰北墙。”
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很爱诗。祖父为人严肃、沉默，令人不敢接近；但一高兴朗诵起诗来，声音里就饱含情感，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了另一个人。他小时候，祖父教他念古诗。当时臧克家虽不了解，却能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祖父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祖父总是亲手写春联，而年少的臧克家就负责按纸。堂屋里的门联年年换，大都是古人的佳句，像“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为吾友，竹附虚心是我师”；“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
臧克家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上了私塾，12岁的时候上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竟能背熟60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70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
在初小的2年间，孙梦星老先生常常慷慨陈词：“我们堂堂大中华，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竟被小小日本这样欺压！而当局又一味忍让，弄得国亡无日，四万万黄帝的子孙，全将变成亡国奴了！”臧克家怀着悲伤而激烈的心情倾听，年少的心灵撒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14岁，他考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夏秋之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派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丘纪明回乡做宣传鼓动工作。臧克家和同学们跟着他，打着小旗到街头去宣传；还到商店去检查日货，登记封存、没收日货。
在诸城县内有两处古迹，一处是秦始皇的琅峫碑，另一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超然台是臧克家时常登临的地方。事隔千载，人隔生死，他似乎和苏轼心有相通。每临此境，臧克家北瞰潍水，南瞻马耳，东望庐山，西眺穆陵，口吟“大江东去”，时觉豪气满胸。他常默想：做一个诗人多好啊！千百年来，多少帝王将相，被东去的流水淘尽，而诗人的诗句，却永世长存，打动人心。
在高小学习了3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一些。高小学制本为3年，但当中因为丧父休学，臧克家推迟了1年才毕业。
在山东一师学习
1923年，臧克家来到省城济南。自此年夏天至1926年秋天，他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省立一师”或“一师”）学习3年。
由于当时山东省立一师的学生班数太多，校本部容不下，故新生入学后，都要在北园分校学习1年。臧克家亦不例外。在北园，臧克家深深体味到了“济南潇洒似江南”这句古诗并非夸誉之辞。他在1979年10月所作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北园当时如江南水乡一般的景色：“满眼是稻田，处处是流水，湖田里荷叶田田，红花万头攒动。秋末，荷枯，把水放走，湖中金色鲤鱼在阳光下活蹦乱跳，景色动人。……北园，环境幽静，完全像江南的农村。”
而在作于1983年8月29日的《济南漫忆》一文中，臧克家再次写到：“入学头一年，先住北园。这里，近靠胶济铁路，绿树清流，稻田藕花，一片乡村风光，但与故乡不同。当时就知道‘济南潇洒似江南’，没到过江南，也就无法对照，只觉得眼前景色既熟悉又新鲜。在北园住了1年。生活纯朴，环境清幽，置身城市而无烦嚣之感。童年在故乡，见过大米而没吃过，至于稻子，只闻其名而已。而今稻田一方方，秋风送爽，黄穗摇金；荷花池中，拨刺鱼跃，这些入画景色，使我悦目赏心。”
课余饭后，臧克家经常和同班同学李广田（后为“汉园三诗人”之一，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云南大学校长）、邓广铭（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穿着布袜土鞋，悠然散步于村外，一直走到铁路边；然后用双脚在单轨上走出很远，有时甚至走至黄台车站。
在北园这1年间，给臧克家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年轻的女英文教师孙浙清，这或许是当时臧克家英语成绩较好（在班中多排在第二名）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孙老师以外，正在该校文学专修科任教的沉钟社重要成员杨晦（后为现代著名文论家、文学家），也给臧克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年，臧克家等人就搬到了位于老城区泺源书院旧址（原为都司衙门）的一师校本部。当时一师的校长是王祝晨先生，他热心教育，思想开明，能新旧共蓄、兼容并包，聘请了大量思想进步的教师（如作家王森然等），并先后厚请杜威、周作人、王乐平等人到校演讲。在王校长这种开明的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师的革命活动、文艺活动都十分活跃。校内团员不少，有的还是党员（臧克家的同班同学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和低一级的邓广镇等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济南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这时虽已从一师毕业离校2年，但他是臧克家同乡，经常回一师从事革命活动）。
他们搞工运、办夜校，并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即为书报介绍社负责人之一），向上海、北平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在此期间，臧克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其中社会科学方面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纲》、《三民主义》等，文艺方面有鲁迅的《呐喊》、《热风》和译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冰心的《寄小读者》，郁达夫的《茑萝集》等，新文学刊物则有《创造月刊》、《创造季刊》、《创造日》、《洪水》、《语丝》、《北新》、《莽原》、《浅草》、《沉钟》等。
与此同时，臧克家还阅读了大量新诗作品，如冯至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以及穆木天、韦丛芜、冯乃超的一些新诗作品。然而，真正撼动了臧克家灵魂的，却是郭沫若的那些诗作，如《女神》、《星空》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臧克家爱不释手地阅读这些作品，对其中的许多名篇，臧克家都能背诵。他像崇拜神灵一样崇拜着郭沫若。当他从郭沫若主编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张郭沫若抱着小孩的照片时，就高兴地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书桌旁的墙壁上，并在上面题上这样的字句：“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当时的臧克家，也写了不少充满热情的诗，而且写得既多又快；写完了就到处去找“知音”，念给同学和朋友们听，并得到大家一声声“好”的称赞。不久后，臧克家就声名在外了。同学们见了他以后，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称其为“诗人”，问他的第一句话也往往是“近来新作多吗？”
当然，臧克家这时候的诗歌创作，可以说尚处在依样画葫芦的模仿阶段，创作全凭激情和灵感，写前既不作苦苦的构思，事后也不去下功夫删改，尚不能顾及诗的节奏和韵律等问题，所以虽然产量不少（两三年就写了满满一大本），却大多没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加之表现能力又弱，只是学着别人的调子，表现自己在旧军阀统治之下的一点内心感受与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内容多空泛无可取，故皆未能流传下来。但不论怎么说，这毕竟是臧克家新诗创作生涯的开端。
在一师期间，臧克家的数理化成绩都不好；每次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做演算题，对他来说都像上刑场一样度时如年。可是，臧克家的国文成绩在全班同学中是数一数二的。有一次，当国文老师让大家以《游大明湖》为题写一篇作文时，臧克家就洋洋洒洒写了二三千字，尽情抒发了自己在黑暗社会中的悲凉之感，其中有“纵然使我有万斛愁肠，也容不下这许多凄凉”这样的语句。老师阅后，在其卷末给出“清秀如冰心女士，悱恻似郁达夫”这样的评语。同学们看到后，就跟臧克家开玩笑说他是“雌雄同体”。
在一师校本部曾先后教过臧克家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老师，有国文老师张默生、张乾一、时霁云，历史老师丁毓西、马克先，图画老师周爱周、吴天稚，生物老师韩琴南等。
在一师读书期间，臧克家曾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过为济南惨案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到省议会听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还曾在学校的新剧演出中演过一个配角，在秋日和同学结队游过龙洞，和友人王纯嘏到金线泉旁参观过李清照故居，到趵突泉畔听过艺人说书；而给他留下印象更深的，还是一师和一中的篮球比赛之激烈……
在一师校本部，臧克家和同班的孙兆彭、文学专修科的曹星海和王君荣、十六七班的王纯嘏关系比较密切。在新旧交替的前夜，年轻的臧克家心中充满了革命的热情、诗的幻想和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向往；但也有许多因时代和青春、创作而生的苦闷和烦恼。为此，臧克家时常同两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高歌狂吟。他们也时常在深夜里潜入音乐教室，去小声地谈论时事；或者在黄昏到大明湖里去荡舟。按一小时4毛钱的价格，租一条小船，让船夫把船撑向芦苇深处那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没有市声的幽冷孤僻的地方去，将小船找一棵老树系住，然后臧克家就和同学们在船上饮酒作诗，刮风下雨也不走，经常要到深夜。
后来，张宗昌任命清末状元王寿彭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下令各大中小学校一律要读经。在这种黑暗、反动的高压统治之下，臧克家感到了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和愤懑，就在1925年8月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小文，署上“少全”的笔名，投给周作人等人编辑的《语丝》。不久，这篇作品就被以《别十为天罡》为题发表在第45期《语丝》上；周作人还用“岂明”的笔名写了一封回信，与臧克家的短文同时刊出。尽管这篇小文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它却是臧克家第一次在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给了他以很大的鼓舞。
随后，臧克家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3篇故事稿，结果也全部被采用，并得到3本样书，这无疑更激发了臧克家的创作热情。
从军与流亡
1926年夏天，臧克家完成了在一师前期师范班的学业，本应转入后期师范班继续学习；但此时军阀张宗昌在济南的统治越来越黑暗，王祝晨校长被撤职。另外还有消息称，警备司令部向学校当局指名要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等人，并要派军队到学校搜查。臧克家和同学们闻讯后紧张、愤慨不已，急忙检查自己的日记本、作文本和信件，把可能给军阀当局以口实的东西皆付之一炬。对那些平时喜欢的进步书刊，他们实在不忍烧掉，就四处掩藏，把它们硬塞进宿舍内破烂地板的洞中，或者藏到放煤灰的小房子的某个角落里。
此年9月的一天深夜，张宗昌派军队包围了学校，要逮捕一些进步师生。臧克家在这样的黑暗统治下，感到了不堪忍受的压抑。而郭沫若新发表的一篇《文学与革命》，使臧克家感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其中“彻底的个人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等语，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不久，从武汉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使许许多多青年心向往之。
于是，臧克家毅然舍弃刚刚开始的后期师范学业，给家里写了一封充满诸如“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之类豪言壮语的家书，和好友曹星海、族叔臧功郊一起，离开了济南。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部队参加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他的诗集《自由的写照》，就是描写武汉大革命生活的。
大革命失败后，臧克家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他只得逃亡东北。诗人用诗歌给我们记录了他在东北的生活：
八月的朔风飘来雪花，
八月的身子摸不到棉花!
脱下清晨，披超黄昏，
一个影子随我的身。
对外人说自己这里有家。
到了家，自己却成了外人!
就读国立青岛大学
1929年，臧克家回到山东，进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次年，他报考青岛大学。不久，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臧克家数学分数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3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回是铁定无法录取的。不过，臧克家却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他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从这3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伏的才气，即一锤定音破格录取了他。
1930—1934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臧克家得以认识了许多名师，除了闻一多以外，还有王统照、沈从文、梁实秋、丁山、萧涤非、老舍、吴伯箫等。
果不其然，臧克家没有辜负闻先生的期望，很快就发表了一首又一首新诗；并于1933年夏，在王统照先生的大力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本诗集得到了茅盾、老舍先生等人的好评，并引起人们的注意，轰动一时。茅盾曾断言：“在目前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这个时期，臧克家诗歌的特点，就是他不同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坚忍主义”。他能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恶苦难，“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他能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
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能像臧克家一样，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这是他的最宝贵之处。他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不仅他的思想和农民的思想相通，而且他写诗的态度也是农民式的，他是认真而执着地提倡“苦吟”的诗人。
他的诗论的核心，就是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认为，诗人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要有高尚、完美的人格，另外，还要接触现实，深入生活，投身时代的激流，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有充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诗篇。否则，躲在象牙塔里，咏叹个人小小的悲欢，其诗篇必然内容空洞无物。这样，诗人远离了时代，时代也就必然会抛弃诗人。臧克家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论断，值得今天每一个诗人深思。
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自己的写照》(1936年)、《运河》(1936年)等诗集。这些诗作反映了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疾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结识闻一多先生
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夏天。臧是青岛大学英文系新生。开学之后，他想转到中文系，就去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都在场。闻一多问到臧克家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克家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那3句诗见之于闻先生了。
闻一多给臧克家的帮助和影响最大。他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去请闻先生鉴定。先生总是拾起的红锡包香烟，自己吸上一支，也让他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面谈诗。闻一多先生对他写诗总是用劲鼓励，把他的《难民》和《老马》拿到《新月》月刊上发表，《新月》给的稿费极高，8行诗竟给了4块大洋！
此后，臧克家读到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了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藏见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让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1932年夏天，学校里发生学潮。是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此年6月底的一天，臧到北京清华园去看闻先生。闻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青青绿草，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但桌上的大本子已经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国破民危，这时的闻一多不再写诗。
1937年“七七”事变，使臧克家再访闻先生的事成了泡影。7月19号，臧离开北平，在车站上碰遇到闻先生一家。臧在德州下了车，辞别了闻先生——这次是永远辞别了他。
【名家小传】
臧克家(1905—2004)，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克家、孙荃、何嘉等，山东潍坊市诸城人。著名诗人，被誉为“农民诗人”，是诗人、学者、民主人士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徒。
自幼受祖父、父亲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新诗。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得到闻一多（时任文学院院长）、王统照等先生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以一篇《老马》成名；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他创作的《难民》、《老马》、《有的人》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
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等。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1957年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担任顾问兼编委。200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后被家人葬回诸城，长眠于故乡山下。
[李子迟主编：《名家上学记》，济南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