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是剧作家陈彦所写的长篇小说，因为同名改篇电视剧的大热，也带火了小说的热度。陈彦是陕西人，在文艺团体中生活工作几十年，台上台下的人物群像成为他汲取不断的创作源泉。
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成名作《主角》，写的是舞台上为人瞩目的秦腔名伶；《装台》则是写舞台背后不为人知的小人物，替别人的表演搭建装置的苦力。陈彦说：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
生活有光鲜就有艰辛，住同一个城、走同一条街，人与人的生存质量却如置身断层的空间，就像舞台前后的一体两面，有人歌舞升平，就有人挥汗如雨，正是基于这种割裂的生命感触，带着一份悲悯与致敬，陈彦写下了《装台》。
小说主角刁顺子，祖辈都生活于西京，在城中村置一栋二层小楼，带着一群乡下的民工四处装台讨生活。小说以顺子的工作与家庭两条线交错叙述，看他在“生”与“活”之间奔波辗转，永远鸡飞狗跳、点头哈腰，五十多岁 ，靠自己的一身力气披星戴月埋头苦干，仍过得艰辛不堪。
想到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人， 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像顺子这帮装台人，永远为了“混口饭吃”而庸庸碌碌，存点积蓄、家庭顺心就是最大的理想，但这样的人散落在现实中的每一个角落，陈彦从这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社会视域入手，透过小人物卑微的生存现实，呈现出一个世情冷暖、喜乐悲欢的大世界。
从刁顺子永远挺不直的腰杆，看底层小人物的生存之辛
“这么多年来，他就是用自己的低下，可怜，甚至装孙子，化解了很多矛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小说中顺子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咱就是个下苦的”，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这句话就是他放低的姿态、主动的弱势，也是他活下去的能力。也因为这句话，他永远低头哈腰，被城中村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拆迁户们看不起，被对他吆三喝四的“领导们”看不起，甚至连他亲生女儿菊花和继女韩梅，都从内心看不起他。
陈彦有意放大这种矛盾的价值观，引发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思。
明明是平等的供需关系，但雇佣顺子他们搭台子的“上帝们”，却像看到蟑螂般本能地厌恶他们，各种破口大骂、轻贱羞辱、克扣薪水，他们干着最辛苦的工作，享受到的是最差的待遇，成为每个层级“领导”的出气口，因为只有顺子他们得罪得起，不会给自己引来任何麻烦和损失。
村子里的人靠着每个月的拆迁补助，谁都有底气不去上班，提笼架鸟、象棋麻将悠闲打发着日子，但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力气蹬三轮、装台挣钱的顺子，却成为全村“最没出息”、“最窝囊”的人。靠着赌博发家的哥哥刁大军，因为出手阔绰会享受，反而是村民们都欢迎敬重的“座上宾”。
刁顺子的名字也很有深意，虽然姓刁但却十足的老实忠厚，尽管名里有顺，却一生坎坷。在工作中，他看甲方的脸色，曲意逢迎、低三下四，对他们极尽奉承，就为了哄他们开心了，能痛快点拿到工钱。再小心翼翼，也难免吃亏遭骗，夹在手下装台人的不满和讨不到钱的碰壁中，两面不是人。
在生活里，顺子和第一任妻子生育的女儿菊花，三十出头，因为长相欠佳一直没有对象，在家混吃啃老。菊花觉得顺子工作不体面又挣不到钱，她只要看到顺子疲惫的身影就闹到天翻地覆，家无宁日。顺子没日没夜挣的辛苦钱，给菊花毫不心疼地挥霍一空还落不着好。虽身为父亲，却逼到给女儿磕头下跪，毫无长辈的尊严。
顺子直不起来的腰和反复发作的痔疮，贯穿了整部小说，人前受累，人后遭罪。哈着腰是为讨生活，是他对现实的一份服软，累到流脓带血坐不下的屁股，是他摆脱不了的人生困境，也是对于痛苦当下的忍受。
这个为了家庭负重前行的劳苦之人，能忍下任何世道的不公和伤害，这样伏到最低处、近乎屈辱的忍耐，是一种软弱的力量，是顺子这样挣命活着的人的生存之道。他们像任人捶打的沙袋，默默吃下每一记痛苦又很快复原。
他们的生存法则上升不到《道德经》所言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境界，而是像余华对《活着》的解读，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 、无聊和平庸”。
从刁顺子三任妻子的相继离去，看人物命运被设限的轮回
顺子没钱、貌丑、窝囊，但却先后娶过三任妻子，也拥有过蜜里调油的日子。就像他从来不去争取的个人得失，他的婚姻也不是自己争取来的，每任妻子都是主动走进了他的生活。
第一任妻子因为行为放浪而声名远播，实在嫁不出去才选择了老实巴交的顺子，生下女儿菊花没几年，就跟一个生意人跑了。第二任妻子是个裁缝，想着给女儿韩梅寻个可靠的“后爸”，顺子善良质朴的性格打动了她，一心一意跟了顺子过日子，对菊花也视如己出。日子刚红火一些，她却因积劳成疾病故了。
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漂亮温柔，因为美貌导致丈夫与人争执出了命案。她远走西京，一心想找个性格软弱温厚一些的男人生活，这才设计撞上了顺子的三轮车。但女儿菊花视蔡素芬为眼中钉，极尽欺辱，手段用尽，最终逼走了善良的她。
《装台》的整体叙事节奏都很紧绷，极具戏剧张力。开头就从忙碌的工作一句过渡到乱糟的生活，给话剧团装台忙得没白天没黑夜，在不得空的间隙里，匆匆娶回了蔡素芬。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婚夫妻的那点温存，女儿菊花就摔摔打打闹上了。
顺子的人生就在此消彼长的磨难和小小温情中缓缓行进。当读者以为顺子终于要有一段舒心日子时，新的麻烦又轧进现实，顺子在工作和生活中疲于奔命，这种永远焦头烂额的无奈和持续迎难而上的疲惫感，构成了顺子这种底层边缘人物的生存常态。
当我们在巨大的压抑中读完这本小说时，这种情绪沉浸已然让我们觉得忍无可忍、甚至绝望。而很多像顺子这般活着的人，却已经习惯到麻木。从苦难磨砺出的精神韧性，让他们迸发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原始的生命力量。
陈彦说“底层与贫困，往往相连接，”顺子的隐疾在缺钱与忙碌中，一次次拖延去治疗，总觉得咬牙忍一忍就过去，最后拖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他的这种自我忽视，像极了现实里那些拖着小病小痛常年忍受着的人，为了家庭，儿女，更或者只是出于心疼钱，无限期地拖延，他们唯一能主宰并慷慨透支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很喜欢陈彦的后半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的存在”，正是人性里的温暖，支撑着“顺子们”永远的斗志昂扬。
顺子懦弱，却是一帮装台民工的主心骨，没他就揽不到好活。“让兄弟们多挣点钱”，这份责任感是顺子苦哈哈被人使唤叱责的动力。顺子无能，但他的三任妻子都是甘心情愿跟了他，善良可靠的他值得托付。韩梅妈妈和顺子生活没两年病故，顺子对韩梅掏心掏肺，供韩梅读了大学。
生活并不会因为你辛苦就慈悲地宽待你，所以王小波说：“人活在世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顺子历任妻子带给他短暂的幸福是真实的，装台累到几夜合不上眼，条件艰苦到席地而睡，但兄弟们插科打诨的快乐是真实的，哪怕女儿菊花那么作贱他，在他孤伶伶躺在病床上时来看他，敷衍地在他冰冷的脚底下塞个热水袋，那一刻来自己女儿关怀的满足感，亦是真实的。
生活给“顺子们”七分苦，再塞三分甜，循环往复走不出自身能力的设限。像永远推着巨石滚动的西西弗斯，加谬说“我们总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不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他们是舞台背后默默付出的边缘人，出生、能力、境遇总总，限定了人生的天花板。即便再竭力拼搏，都无以挣脱命运，光鲜亮丽地在人前唱一出体面的戏。他们只有这样一五一十地活着，笨拙地用明天重复着昨天，也唯有这样凭本事踏实地活着，才能让他们感受到人生的充实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才最接近生存本质的众生相。
写在最后
小说的结尾很意味深长，蔡淑芬离去后，顺子手下的伙计大吊，带着媳妇周荣贵和自小烧伤毁容的女儿租进了他家。大吊是自知命不久矣，有意将妻女托付给顺子。大吊死后，顺子不忍心赶走无依无靠的周荣贵母女，收留了她们，存钱给大吊女儿做手术。
菊花豪门梦尽、落魄归家，看到周荣贵后气急，问顺子是不是又找了女人，顺子点了点头。一切又回到小说开头时，菊花见到蔡淑芬的场景，她同样扬手掀翻了个花盆，碎了一地的瓷片，预示顺子生活下一场鸡飞狗跳的轮回。命运的实质，是这般无以撼动。
书中反复出现了蚂蚁的意象，蚁群扛着比身体大几倍的食物井然有序地前行，身处底层的顺子心疼这些勤勉的小生命，小心避让。陈彦不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让顺子在意识层面与蚁群有了深度的相处交流，有点用力过度的凸显精神内核——
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它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
陈彦几近笨拙地点出、或者说是赞美那些如蝼蚁般负重前行的边缘群体，反而有种令人动容的真诚。
大吊死亡前最后一场装台写得尤为动人，他和顺子卧在四十多度的灯光槽里，不着寸缕仍被汗水浇透，为舞台上主演们精彩绝伦的表演打完一场完美的追光。掌声从台下飘上来，也像为他们毫无瑕疵的配合鼓掌，艺术第一次离他们这么近。大吊在人生的末尾，享受到他这个职业所带给他的自我价值感。
“顺子们”是千千万万隐匿于城市血管中的小人物，本本份份一生，见惯世情冷暖，有点熟稔于世故的“刁”，接纳一切现实的“顺”，谨小慎微又笃定生活，他们那勤劳的姿态、无愧的良心、小小的善良，就是为自己平凡一生所打的一束最亮眼的追光。
这样的人生，很坚定、很自尊、很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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