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梦感谢相遇(幻梦终将消散希望从未消灭)(1)

幻梦感谢相遇(幻梦终将消散希望从未消灭)(2)

幻梦感谢相遇(幻梦终将消散希望从未消灭)(3)

幻梦感谢相遇(幻梦终将消散希望从未消灭)(4)

幻梦感谢相遇(幻梦终将消散希望从未消灭)(5)

◎黑择明

1

人们对于“深刻”的理解通常是随着阅历(未必是年龄)而加深的。这似乎特别体现在对人性之幽深的体察,以及如何面对生活中不公正现象这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常见的情况是,当人们(通常年轻人多一些)看到了其中的丑陋,就会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一个危险的结果是,他们用浮现在嘴角的嘲讽和加倍的凶狠对这一切展开了报复。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在伏脱冷的“开导”下仿佛打开了眼睛,“他看见他的周围都是虚情假意,看见道德和法律只是一些烟幕,在这些烟幕后面,无耻的勾当肆无忌惮地畅行无阻。无论什么地方,都是虚假的体面,虚假的友谊,虚假的爱情,虚假的仁慈,虚假的婚姻。巴尔扎克用精彩的技艺抓住了那个年轻人一生中的一刹那,并使之永垂不朽了”(勃兰兑斯)。

勃兰兑斯说的“永垂不朽”当指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但拉斯蒂涅并非巴尔扎克人物画廊的唯一。《幻灭》和《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吕西安·夏同也是如此人物,他也是在伏脱冷的“开导”下,走向真正的灭亡。这两部小说要放在一起读,方能看出吕西安整个的人生轨迹。这个人生轨迹常常被解读为一个有才华的小镇青年的灵魂堕落史,被解读为资本作为一种根本罪恶带给青年一代的戕害,这种戕害是触目惊心的,它集中表现在“无底线”,即为了盈利,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被明码标价:爱情、肉身、价值判断、是非观念、亲情,都可以被换算成利益数字。

在《幻灭》中,我们看到早在19世纪,戏剧作为一种市民的艺术,因其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资本就已经对它展开了密不透风的“控评”,但这种“控评”至少是自由的,而最后资本和权力的媾和让这种虚幻的言论自由都不复存在。这个故事还揭露了阶层流动的“密不透风”。虽然法国大革命时,贵族被吊死在路灯上,但是马上就产生了新的特权阶层。等到波旁王朝一复辟,贵族就联手新兴的资本贵族,堵死了阶层上升的通道,他们仅仅用嗅觉就能闻出不属于自己阶层的气味。

吕西安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母亲是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庞吕泼莱家族的。1793年,身为军医的吕西安父亲将她从断头台上救下来。但他不能继承母亲的姓氏。这部小说中,吕西安的人生巅峰就是几乎恢复了这个姓氏,不过很快这个美梦就“幻灭”了。尽管真的流淌着贵族的血,他却和上流社会之间“始终隔着一条鸿沟”,就算他穿着最时尚的新款时装(您可以想象今天任何一种奢侈品牌),贵族沙龙的看门人还是一眼就看出他并不属于这里。他并非不好看,相反他很漂亮,继承了贵族母亲的美貌,但是,“美貌和贫穷凑在一处往往是最不幸的遗产。”(傅雷译)

2

文学经典能够一次次在银幕上复活,是因为人们需要借此对新的语境进行阐释。不难感觉到,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揭示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法国导演泽维尔·吉亚诺利2021年的作品《幻灭》收获了不少好评以及年轻观众。这正是因为导演的改编策略击中了当下年轻一代的“痛点”。但是,如果以为看了这部影片就等于读了巴尔扎克的原著,却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后,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另一个艺术作品,用是否符合原著去衡量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电影作者对一部堪称伟大的经典的取舍,看到他真正的意图和水准。

尽管巴尔扎克描绘了一个纸醉金迷的巴黎,但我们要知道,19世纪的人们仍然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心,自然科学的发现让人们对未来有了很多的希望,另外,当时的神依然是“在场”的。在整部《人间喜剧》中,批判固然辛辣,但并不虚无,希望仍在。

而泽维尔·吉亚诺利的电影,无论这样说多么得罪粉丝,我还是觉得它更接近于高段位版的《小时代》——虽然后面这部作品被批为拜金主义,但它的作者其实想说的是拜金之后的虚无感,只不过作者笔力不逮,导致创作意图的表达薄弱。一方面,它毫不掩饰并鼓吹那种青春的物欲和野心;另一方面,它又摆出一个姿态,仿佛占据了某种道德制高点一般,冷眼笑对“上流社会”:瞧啊,你们这些华丽的袍子下面可不都是爬着虱子!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或者有人将这种青春疼痛当作深刻,但这里更多的是虚无,而不是深刻。它没有提供什么实质的内容。

举这个例子,是因为电影《幻灭》遵循了类似的逻辑。创作团队深谙观众喜好,这部戏堪称古典时尚剧,服化道很精美,而且是一种符合今天审美的“古装”,主演也都是唇红齿白、“颜值”在线的男孩,当然小说中吕西安本来就很美:“唇红齿白,笑容像凄凉的天使。一双血统高贵的漂亮的手,女人看了巴不得亲吻,随便做个动作会叫男人服从。”这个角色由法国新星、在欧容电影中展露圭角的本杰明·瓦赞扮演还是很令人信服的。但是,其他选角遵循了同样的策略,就连拿当这个角色也找来以颜值著称的加拿大“金童”导演泽维尔·多兰扮演(多兰的母语是法语)。这或许正说明了一些问题,多兰的影片就是以尖锐而凌厉的话题吸引年轻观众,这个集颜值、才华、青春于一身的导演无疑符合了他的拥趸的想象,但是他最近创作的瓶颈也正说明了一些问题,像他导演的《我杀了我妈妈》这样的成名作,说到底还是青春疼痛罢了,只是人们对美少年的创作往往抱以无底线的宽容而已。但这种凄厉的、控诉的姿态注定走不太远,因为这样的心态无法让作者成为一个容器。只有成为容器才能有真正的深度,深度本身意味着吸纳、容纳、接纳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排斥、挤压。

拿当在影片中简直就是男二号,这种人物戏份设置显然暴露了导演创作思路上的投机。这样一来,吕西安和拿当,这两个帅哥文人的互“撕”就成了矛盾冲突的主线,这部伟大的小说也几乎没有逃脱成为爽文的命运。为了让多兰在最后显示一把人心的险恶,让吕西安“幻灭”,导演为此砍掉了原著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人物线索。而我们也只有回到巴尔扎克的小说当中,才能体会他舍弃的是什么。

3

小说《幻灭》当中,吕西安并没有幻灭。他是一个良知未完全泯灭的、充满斗志和野心的、投机主义的年轻人。他真正的幻灭,要等到伏脱冷出现,这是巴尔扎克小说里真正的魔鬼。他像魔鬼一样给吕西安灌输了丛林法则,让他彻底堕落,这一幕可以与浮士德和摩菲斯特的场景相提并论,不过吕西安彻底“幻灭”那是《交际花盛衰记》之后的事了。伏脱冷出现在《幻灭》结尾,吕西安受骗准备跳河自杀的时候。电影的结尾似乎暗示了他有这个意图,但是自杀的原因被大大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本质。

巴尔扎克在《幻灭》中除了花哨轻浮的野心家外,还塑造了一些脚踏实地的人物,在这些人身上他真正倾注了爱。但是这些人物线在电影中几乎被删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尔虞我诈的人物(女演员高拉莉作为吕西安的情人,这条线是不可或缺的,她也是整部影片中的暖色,是在被侮辱被损害后依然懂得爱、保存爱的人,但在小说里她无疑更完整,对艺术也更有悟性)。

巴尔扎克的《幻灭》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主人公小说,他有意地设置了两个在喧嚣浮华的背景下,人生态度完全不同的有抱负的青年主人公。吕西安是主线,大卫·夏赛是副线。这本小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两个诗人》,指的就是这两个最初都有着美好理想的同学、好朋友;第二部《内地大人物在巴黎》,讲的是吕西安在巴黎的沉浮;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讲的是身处印刷行业的大卫志在利用便宜原料造出质量过硬的纸浆,但他艰苦的发明成果被贪婪的无耻之徒用下作的手段剥夺,并令他深陷诉讼,而最后从巴黎落荒而逃回乡的吕西安,在坏人的利用下,聪明反被聪明误,又令大卫身陷囹圄。大卫不仅是他最好的朋友,资助他去巴黎,而且是他的亲妹夫。他最后的亲情、友情都坍塌了。正是这个原因,让吕西安有了跳河的念头,而绝非电影的处理。试想,那些文坛的小把戏岂会令吕西安这等诡计多端的人物看不开?

大卫是对吕西安的衬托,是他的反面,反映着巴尔扎克的价值判断。吕西安是一个投机分子,做什么事情都想“弯道超车”。巴尔扎克写道,“他的灵活的头脑有个偏向,分析社会现状的时候常常像外交家那样走入邪路,认为只要成功,不论多么卑鄙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这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思想。而大卫刚好相反,他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人,心灵正直淳朴,哪怕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可能自认为聪明的读者觉得他没有那么灵活,但这是因为他把智慧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他的发明为整个法国的新闻出版业带来了福祉。他恰恰比吕西安聪明得多。他知道这样浮华的社会环境下必须发展实业,而吕西安的妹妹夏娃正是和他一样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卫和夏娃这两个名字在天主教文化里都是有特殊含义的。巴尔扎克对他的判断是再明白不过的,“所谓发明家原是摩西一流,受着和烈山上的荆棘相逼”。摩西看到烧而不毁的荆棘丛这个典故,指的是要拯救人民免于奴役之苦。而大卫最后成了一个昆虫学家,这正是早期的现代科学、生命科学的一个环节。大卫始终是自己有希望,也带给人希望的。

在《幻灭》中有一组这样的人物。虽然他们并不占多数,但是代表着人的希望。吕西安和大卫的对比写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也有相似的手段,即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拉祖米欣之间的对位关系。前者是“分裂”大地的人,后者是脚踏大地的人。而真正的深度,并不在于那些看似宏大的理念,而是如何去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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