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二早上七点，郭秀芝就穿戴整齐，从位于公益西桥的家中出发了，她要前往离家二十公里左右，位于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她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声音洪亮，容光焕发。到了抗战纪念馆，工作人员纷纷跟她打招呼，“郭阿姨来啦！”
郭秀芝像是抗战纪念馆的一棵“常青树”。她八年前经过考核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工作人员李洋说，郭阿姨在抗战馆的时间比许多正式讲解员都要长。疫情之后，抗战馆的讲解活动一直没有恢复，她便成了抗战馆的社会教育助理，为抗战馆的活动策划出出主意。
73岁的郭秀芝每天都很忙，不是正在进行志愿服务，就是在去做志愿者的路上。她爱好朗诵，受邀去过许多公益机构，抗战馆要举办朗诵活动，李洋还提醒大家，“别忘了叫上郭阿姨。”
就是这样一个活力满满的“银发奶奶”，却是一名听障人士。二十多年前刚失聪时，郭秀芝曾经抱着残疾证痛哭。现在，她在形形色色的志愿工作中，重新找回了自信，为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郭秀芝在抗战纪念馆为参观者讲解。受访者供图
银发讲解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不认识郭秀芝的。
提起郭秀芝，几乎每个人都要说，“郭阿姨啊，是我们这最优秀的义务讲解员之一。”
这已经是郭秀芝参与抗战纪念馆志愿服务的第八年了。今年她73岁，本来抗战馆不收七十岁以上的义务讲解员，但是为郭秀芝，抗战馆破了一次例。
她最熟悉，也最喜欢讲解的是那些抗日战争期间涌现的民族英雄，对杨靖宇、佟麟阁和八女投江等故事如数家珍，每每讲到这些，她都热血沸腾，感慨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在讲解赵一曼那封给孩子的信的时候，她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甚至有时候，还有人慕名而来，专门要听郭秀芝的讲解。她身边总是围满了人，多则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即使是好动的小学生，也都能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解。
郭秀芝和抗战纪念馆参观者合影。受访者供图
和郭秀芝后来熟练且感情丰富的讲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初来抗战馆时的生涩和胆怯。
2014年，盲文图书馆的志愿者徐立斌询问其他志愿者，“谁愿意去抗战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
郭秀芝问：“我特别想去，但是我年龄大了，能要我吗？”她十几岁时曾经在故宫博物院做过一段时间义务讲解员，也背过大段大段的讲解词。
徐立斌帮她报了名，十几天后，郭秀芝收到通知，要她去抗战馆开会。
报名参与的十几人中，一头银发的郭秀芝显得有点突兀，“都是年轻人，就我年龄最大。”抗战馆的工作人员吴婷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抗战事例，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一摞讲解稿，嘱咐他们背下来，背完了到抗战馆考核，通过考核就可以正式成为志愿者了。
郭秀芝拿到手一看，“这得有小二十篇A4纸！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当时她站起来就想走，吴婷却安慰她说，抗战馆不要求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只要能把稿子的大概内容记下来，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有感情的脱稿讲解，就足够了。
郭秀芝觉得既然抗战馆的工作人员都这么说了，自己又是老党员，咬着牙也得坚持下去。
回家后，她一边熟悉这些故事，一边通过人物串联起抗战史进行记忆。有时候她白天刚背下来，到晚上就想不起来了，甚至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一沓子讲稿都被揉烂了好几次，她索性多打印了几份。
家人不理解，老伴说她，“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你眼睛也不好，耳朵也不灵，你去跟着掺和啥？”
郭秀芝觉得老伴瞧不起自己，生起气来，“我跟你性格不一样，我喜欢出去做志愿者。你要是觉得声音大，吵到你了，我就到别的房间去背，你就戴两个耳塞。”
一个多月后，她终于背完了讲解稿，“我还算背得快的。”考核时候她紧张到“隔着裤子都能看到自己的腿在发抖”，最终她用独特的以故事串联历史的讲解方式通过了考核。
郭秀芝和来抗战纪念馆参观的小学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找回自信
一次次的练习、讲解，郭秀芝讲得越来越流畅，还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抗战馆里经常有小学生组团来参观。面对这些孩子，郭秀芝会把抗日英雄的故事掰开、揉碎，用提问的方式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孩子的注意力集中不了太长时间，她就讲得慢一点，多休息几次，关键部分换种方式多讲一遍。
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她，日军为什么要给赵一曼的指甲缝里扎竹签？郭秀芝解释，“你想想，你平常手指扎一根刺儿，你疼不疼？更别提那么粗的竹签了。日军就是用竹签折磨她，逼她说出情报。”这么一解释就形象多了。
李洋说，郭秀芝每次来，都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常常给抗战馆的工作人员带些小礼物。有时候她给孩子们讲解，不时会从包里拿出点小零食，奖励能集中注意力一直听讲解的孩子。
在李洋眼里，郭阿姨总是热情洋溢。但一开始，郭秀芝压根不敢告诉工作人员她失聪的事，“就怕人家不要我了。”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她在讲解过程中助听器突然没电了。“当时我冷汗都下来了，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么多听众扔在这里，自己跑去办公室充电呀。”
郭秀芝硬着头皮讲完了全程，这期间有听众提问或者是试图和她交流，她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张开又闭合，却一句也听不清。讲完以后，她给听众道歉，却收获了很多安慰和鼓励，“大家得知她其实是一名听障人士，都很佩服她。”李洋说。
即使已经走出了失聪的阴影，但回忆起那段时间，郭秀芝还是忍不住哽咽。二十多年前，郭秀芝的父亲去世时，她悲痛万分，突然就听不到声音了。
刚开始，家人以为她只是着急上火，就让她吃降火的药，一个星期后，郭秀芝才去医院，被诊断为神经性耳聋，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落下了终身残疾。
拿到残疾证那天，郭秀芝抱着残疾证痛哭，觉得天都要塌了，“我怎么就变成残疾了？”之后的两年，她任由自己沉入了无声世界，偶尔家人贴在她的耳朵上大声说话，她才能听到一点点。
后来她打听到戴上助听器就能听到声音，她说什么都要去配，即便很贵，“再这么在家里待下去，什么都听不到，我就要变傻了。”
重新听到声音后，“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郭秀芝开始做志愿者，一点点找回了自信。
郭秀芝陪伴盲人前往盲文图书馆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身体的残缺不是生活消沉的借口”
除了在抗战馆当义务讲解员，郭秀芝还参与了许多志愿者工作。
2014年，郭秀芝到中国盲文图书馆做起了志愿者，为盲人们朗诵诗歌，陪他们吃饭、活动，有时候还负责接送盲人。
因为自己也是残障人士，郭秀芝更能理解盲人的不便和痛苦。她因为失聪需要一直佩戴助听器，但助听器是有使用寿命的，一副需要几万块钱，她不舍得换新的。一位盲人听了却有点羡慕，“他跟我说，我这眼睛，只要能让我重见光明，多少钱我都肯，可惜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位盲人说，他想要三天光明，看看父母的模样。
郭秀芝从盲人身上获得了不少力量，在她看来，他们既坚强又乐观，“身体的残缺不是生活消沉的借口。”于是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志愿工作中，无论哪个机构需要朗诵节目，或者需要帮助，只要找到她，她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参与其中。
2019年年初，郭秀芝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策划的一场演出中帮忙，忙得顾不上吃饭，直到菜凉了，才得闲吃一口。没想到一回家就胃疼，接着还呕吐，突发急性胰腺炎住进了医院。
郭秀芝闲不住，“在医院里躺着，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我还是得赶紧回到我的岗位上去。”出院没几天，她就又出现在了抗战纪念馆和盲文图书馆里。
“对于志愿工作，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为止。”郭秀芝说。
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实习生 郑欣怡
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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