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心理学家 Charles Hofling为了证实人们都过于听信专业或权威人士的话，设计了一个实验并在一家真正的医院实施。
值班护士们接到一名医生的电话，要求她们按两倍最大剂量的未经批准药物为一位病人施药，而药物包装瓶上明确说明了那个剂量可能会要了病人的命。
然而 22名护士中，有 21名仍然准备按照医生的指示为病人施药，她们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个医生，明显已经违反了医院管理条例。
但其它类似的实验表明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比这些护士高明，我们都很听话，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9、电击儿童疗法
从1940 年代初到 1953 年，世界知名的儿科神经心理医生 Lauretta Bender 对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儿童很感兴趣，于是她在纽约城的Bellevue 医院内对至少 100 名 3～12 岁的儿童做了电击实验(也有报导说超过 200名儿童)。
当时他们对外宣称，这种电击痉挛疗法从 1942 年到 1956 年间在这医院治疗了超过 500 名儿童，包括Bender的受试者，但在Bender的私人备忘录中却记录着她的挫折。
Bender有时会每天两次电击精神分裂症的儿童(有些小于3岁)，连续 20天，有些被实验的儿童变得暴力和想要自杀。
8、Tuskegee 梅毒试验
梅毒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感染之后可能潜伏几十年，然后重新启动并毁掉人的主要器官。
然而在 60 年前，瓜地马拉的 1500 人(主要是弱势人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梅毒。
原因是一位美国科学家John Cutler医生的一向校验青霉素对性病疗效的实验，至少有一个患者在研究过程中死亡。
当时科学家们虽然获得当局授权，但并没有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前几年奥巴马才为了这件事向瓜地马拉的人们致歉。有参议院称那是美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时刻”。
医生先让妓女感染上淋病或梅毒，然后任她们与士兵或囚犯发生关系还不戴套套，但即使那样做也并没有让很多男人染病，后来医生干脆直接使士兵、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染病。
7、特斯拉的死亡射线
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有什么感受?”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你得去问特斯拉。”
聪明绝顶的特斯拉在早年的研究中制造了多不胜数的实验设备来产生 X 射线，其中一项名为 “特斯拉死亡射线”研究计划十分惊人，被认为是一个粒子束武器。
特斯拉生前曾经向美国战争部、英国和苏联政府游说，希望他们购买他的 “死亡射线” (或称作和平射线 )研究，但都没有成功，这个计划被当时的美国战争部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如果当时真的成功，这一定会变成残暴的杀人武器!
6、恒河猴实验
这是心理学家Harry Harlow著名的恒河猴实验，他将一群刚出生的恒河猴从妈妈身边硬生生拖走，然后给了它们两个“后母”，一个是可以不断提供奶水的铁丝网盒子，另一个是猴妈妈模样的绒布玩偶，只能抱抱没有奶。
结果小猴子们除了饿的时候会去铁丝盒吃会儿奶，其余时间想都不想马上跳到布偶妈妈身上抱着不放，尤其是受到惊吓时，虽然 “妈妈” 没有五官也不能动，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往她身上寻找安全和温暖。
残忍的在后头，Harlow 让布偶妈妈放铁钉、射水柱来攻击小猴，而它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要抱抱妈妈，这些小猴子长大之后都出现了自闭、反社会或攻击性的行为。
而且小母猴成年后不懂性行为，于是 Harlow 设计了 “强暴架” 来让她们生了下一代。
5、四·一计划
“四一计划”是美国在1954年3月1日于比基尼环礁上一个当量大到超乎想像的氢弹试验“喝彩城堡”之后，对暴露在散落的放射性尘埃中的马绍尔群岛居民进行的一项医学研究的代称。
在核试验后起初的十年，岛上居民受到的影响并不显着，统计数据也无法说明这些影响与受到辐射这一事实有必然联系。
最初五年里，受到辐射的当地妇女流产率、死产率翻了一番，但随后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孩子中出现了发育障碍和生长缺陷，并无确切的模式可循。
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辐射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
到1974为止，孩子们相继不正常地患上甲状腺癌(由于暴露于放射物之中)，几乎三分之一受辐射的岛民出现赘生性肿瘤。
4、苏联毒药实验室
苏联特务机关的毒药实验室也被称为1号实验室、12号实验室及“会所”,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一个隐秘的毒药研究与开发机构。
苏联将芥子气、蓖麻蛋白、洋地黄毒苷等致命毒药应用于Gulag（人民的敌人）身上。
实验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无味、无臭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在验尸时无法被检测到。候选毒药则被掺在饮食中作为“药物”给受害者服下。
最终，一种满足所有属性要求的名为C-2的药剂配制了出来。目击者的证言称，受害者体格上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矮，迅速虚弱，变得沉默平静，最终在15分钟时死亡。
玛兰诺夫斯基将处在不同生理状态和年龄的人带到实验室，以更全面地获得各种毒药的药性特征。
除人体实验外，玛兰诺夫斯基还在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命令下私自用毒药处决囚犯。
3、MKULTRA计划
MKULTRA计划，或称MK-ULTRA计划，是美国中情局的一项精神控制研究的代号，研究由其科学情报处进行，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并至少在60年代末期仍在继续。
有许多发表了的证据显示这项计划暗中利用多种药物及其他方法来控制人的精神状态，改变其大脑机能。
该实验让美国中情局职员、军人、医生、其他政府特工、妓女、精神病人和普通民众服用LSD（译者：致幻剂，或摇头丸）来研究人们对这种药物产生的反应。
实验对象通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这些药物，这违反了二战后美国同意签订的纽伦堡法案的精神。
即使不考虑受害者是被下药的这一事实，招募实验对象的过程也大多是违法的，（虽然在1966年10月6日前，LSD的使用在美国是合法的）。
在午夜高潮行动中，美国中情局在一些妓院中下套，以控制一些因为面子问题而羞于提起此事的人。人们不知情地服用LSD,妓院中设有单向镜像，服药“全程”被摄录下来以备日后观看和研究。
1973年，美国中情局局长理查德海默斯下令销毁所有MKULTRA计划的文件。依照该命令，中情局中大多数关于此计划的文件都被销毁，致使对MKULTRA计划的完整研究基本上无可能实现。
2、731活人实验
直到现在，很多人一看到731这三个数字就会感到毛骨悚然。731部队也被称为“恶魔部队”，是二战时日本陆军在中国哈尔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也是那个制剂工厂的代号。
他们使用活体人来做生化武器的效果实验，例如活体解剖、向在不同距离位置的人扔手榴弹、冻伤、火焰喷射、鼠疫、人马换血、、四肢互换和人畜杂交等等令人发指的实验。
战后美国政府赦免了负责这些实验的科学家并让他们安全抵达美国，说是对他们研究发现的回报。
1、纳粹实验
纳粹人体实验是基于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掌控的集中营之上的大规模医学实验。
在埃德瓦尔德·威尔茨的领导下，奥斯威辛集中营选择一些囚徒来作为各种实验的对象，这些实验旨在在于帮助提高德国士兵在战场中的表现，帮助军中伤员的恢复，提升第三帝国提倡的种族观念。
对集中营的双胞胎进行实验的目的在于说明双胞胎在遗传和优生上的异同，同时也研究人类身体是否能够通过非自主方式受到操控。
该研究的中心领导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在超过1500对双胞胎身上实施了实验，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200多些人最终存活下来。
门格尔医生在将双胞胎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编排，将他们置于营房之内以备实验，实验从将各种化学药剂注入双胞胎的眼中，以研究是否能借此改变眼睛的颜色，到将双胞胎缝在一起。
1942年德国空军实验研究如何解决低体温问题。
其中一个实验的内容是强迫实验对象在充满冰水的水箱内坚持3小时，另外一个实验则是将囚徒脱光衣服扔到温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数小时。实验员对各种让实验幸存者回复体温的方法进行评估。
从1942年起到1943年9月，纳粹在Ravensbrück进行了检验研究磺胺类药物，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剂的有效性的实验。强加到实验对象身上的伤口被感染链球菌、芽孢梭菌属厌氧菌、破伤风菌等细菌。
伤口的两端被束紧，以阻碍血液循环，这样便模拟出了一种类似战场上的伤口。将木屑与玻璃渣被推入伤口以使其进一步感染。这些伤口则使用磺胺等药物来治疗，以检验药物是否有效。
关于人体实验的相关案例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
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
60多年后发现尘封档案
这一令人发指的丑闻最初曝光于2010年秋天。
在阅读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
里维尔比说，在得知这一惊天秘闻后，自己“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怎么也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
在一篇长达29页的文章中，里维尔比披露说，美国实验人员有时让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馏水；有时为了让一些妇女感染性病，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她们的口、脸和手臂……
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医学史上可耻
事情被曝光后，危地马拉政府立即予以强烈谴责。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危政府表示，“保留将这一事件提交国际法庭的权利”。
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
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检查结果将于2011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组成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公布。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
虽然对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科研目标，但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
该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谴责“这是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
她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
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在2011年12月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评估该事件涉及的道德问题”，以“确保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受害者一直被蒙在鼓里
2010年10月，曾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类似实验不止在国外进行，在美国国内也发生过“10多次”。
美国媒体2011年2月爆料说，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政府曾打着“研究治疗方法和研发新型药物”的旗号，对国内的囚犯和疾病患者进行了“高达40多次”人体实验，包括让精神病患者感染感言病毒、让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
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实验仅仅出于研究人员的好奇，根本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事实上，在美国开展人体实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媒体早在1972年就曾披露，从1932年开始，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征召了大约600名黑人，秘密开展梅毒对人体危害的研究。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些被无辜剥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事件影响
刘长秋（上海法学会生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体实验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必经环节，正如世界医学大会在《赫尔辛基宣言》中所指出的：“医学进步取决于对人体对象进行实验的研究”（第四条）、“即使是最经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也必须不断地由科学研究来检验它们的有效性、效率、易利用性和质量”（第六条）。
然而，人体实验也经常为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乃至机构和国家所滥用，以致酿成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事件。美国在危地马拉所进行的性病实验就在此列。
该事件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次严重亵渎，其曝光对于向来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嘲弄，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使美国对内对外所奉行的双重人权标准再次暴露无遗！
同时,该事件的曝光也凸显了强化国际生命伦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直接涉及人类生命尊严的国际人体实验立法方面。
医学的进步离不开人体实验，但很显然，人体实验的进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律与伦理准则基础之上，否则，就很容易背离医学发展的公益性，沦为个别人乃至国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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