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林
尽管在希腊神话、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等作品中，人类躯体早已“去神秘化”，但是其从艺术中“被规训”到“被解放”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一段时间。摄影师Walter Pfeiffer经历了其间的转折，并用自己的镜头捕捉着彼时地下性少数群体的面庞、身影，他的创作仍在继续……
让-吕克·戈达尔曾经说过“希腊向当今世界要一万亿的版权都不足为过”，希腊的悲剧艺术、民主制度、哲学，以及裸体的美学等，都在后来的艺术家身上继承、异变、生成着。戈达尔在1964年执导的电影《已婚女人》里，通过蒙太奇对身体和亲密动作进行“肢解”；曼·雷以“中途曝光”（Solarization）传达出面孔的怅惘与幻梦……似乎有一种“希腊解剖学”（Greek Anatomy）式的身体特写不断以执着于健硕、雕塑般的胴体向希腊古典艺术回望。
戈达尔电影《已婚女人》的海报，解构一次亲密行为·
上图：Man Ray, solarised portrait, 1930
下图：Man Ray, Egg and shell, Solarization, 1931
瑞士摄影师、插画家Walter Pfeiffer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在追踪着一种欲望与生活交织的身体图像，多年来他致力于探索日常的情色化领域，将活色生香的身体通过色彩、图案和主题的话语，整体共轭成一种和谐的视觉关系。他以敏锐的镜头揭示着平凡和庸常中的诗意，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得以捕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代精神（Zeitgeist）与酷儿文化的当代文献。
Walter Pfeiffer, Untitled, 1974–81Courtesy the artist and Art Commerce
Walter Pfeiffer, Untitled, 2004Courtesy the artist and Art Commerce
Walter Pfeiffer被认为是苏黎世地下酷儿偶像的先驱，甚至在Larry Clark和Nan Goldin开始在美国开拓“私摄影”时，Pfeiffer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开创了苏黎世的地下艺术氛围。与此同时，他的闪光灯直闪式粗犷的自然主义摄影风格也比Juergen Teller和Ryan McGinley等人更早。他的身体照片往往透露着忧郁、诱人、暧昧的影像气氛，模特几乎处在梦游般的状态。
在Pfeiffer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激烈的，身体与自然本身一样鲜活、炽热，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视象。
Walter Pfeiffer,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比如名为 《Smoke Gets in Your Eyes》的照片显示出一位年轻人在双手间吐出一缕袅袅黄烟，烟气向上飘散，绕过他的头顶，红色浸染了整个背景。画面感觉隐隐约约像一场降神会。Pfeiffer在1986年出版的《眼睛，思想，无休止地徘徊》（The eyes, the thoughts, ceaselessly wandering）引出一整版的年轻男性面孔，色彩的缺失营造出一种高度的事实感与客观感，这些人似乎是欲望的对象，又好似被打上不同的身份标示，特写式画面无休止地徘徊着一种隐喻与暗流涌动的美感。
《眼睛，思想，无休止地徘徊》（The eyes, the thoughts, ceaselessly wandering）中的书页
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开始一直存在着意识与身体的对立，意识举足轻重，而身体则一直被压制。在基督教神学那里，身体则变为罪恶的渊薮。身体的历史总是伴随着被轻视与敌视，要么被限定为生殖机器，要么则被资本主义压榨为工作机器。欲望和快感被封存起来。而直到现代，身体才重新得以重视。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点明：“肉体的轻蔑者，我不会蹈你们的覆辙！你们决不是我的达到超人的桥梁！” 必须领会身体作为审美的主体，从而才能在艺术中逐渐找到身体的主体性。
关于《眼睛，思想，无休止地徘徊》（The eyes, the thoughts, ceaselessly wandering）的报道
Pfeiffer在摄影领域对身体主题的执着就如Elizabeth Peyton对于肖像画的坚持一样，他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与Larry Clark、Duane Michals和Peter Hujar等早先的一代摄影师一起探索着与男性身体有关的性别与性。这是1970年代少数群体解放运动的遗产，他们破坏了异性恋对男性气质的审美霸权。这也在不断提醒着我们，当下的男性气质植根于自我意识，是一种颠覆性的性化。他从不依赖外在的服装，而是引导出一种关于身体的态度。
Larry Clark, Vintage Print, 1963
Duane Michals, the spirit leaves the body, 1968
本着身体美学的第一原理，Pfeiffer的作品怀有一种温情和主观性，这源于他对自己的拍摄对象非常熟悉。这些人都来自身边的朋友，现在来看，
这个由艺术家与其朋友组成的群体，一起颠覆了那个年代欧洲关于性别和身份的既定观念，感觉就像一个失落的灵魂集体，一群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身体，永恒留存在了Pfeiffer的相纸上。
Walter Pfeiffer的作品，一个裸体男子手举着一张白纸遮住自己的身体，曾展出于2013年Art Basel
20世纪60年代中期，Pfeiffer和十多年前的安迪·沃霍尔一样，正作为一名橱窗设计师和时尚插画师，受雇于苏黎世的Globus百货公司。他将其视为“舞台”，开始思考深度、高度和取景，Pfeiffer在商业目光中的训练教会了他如何构建视觉诱惑，继而转化为一种自学的摄影模式。这使得Pfeiffer精通背景、场景和执导，以及如何引导模特的姿态和在画面中构筑元素。
Walter Pfeiffer的绘画作品
归功于嬉皮士运动和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开启了新的定义。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一时期被视为变革时期，标志着“当代艺术”一词的诞生，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关于政治、身份和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被女权主义艺术家和酷儿艺术家们提出，而1970年代的作品也进一步挑战了作者的重要性。强烈的变革欲望和摆脱传统画布制作的需要，为身体提供了新的展示面。
Judy Chicago, The Dinner Party, 1974–79
Pfeiffer的早期摄影作品就捕捉到了70年代的躁动。当时Pfeiffer在苏黎世湖边租了一间大房子，并定期举办派对，客人一到就被指示将在整个晚上“永远在镜头里”，他的现场摄影呈现出戏剧化与生活化交织的场景。他总是沉溺于人们的“习惯、物品和生活痕迹”，跨越了Nan Goldin和Peter Hujar的哀伤、自传性作品，Pfeiffer的照片具备着精心建构的舞台感、戏剧性与幽默的倾向，将怪诞与诗意联系在了一起。他的低角度和紧凑的构图展现了一种近乎Super 8家庭电影式的维度。
Walter Pfeiffer, Untitled, 1975Courtesy the artist and Art Commerce
Pfeiffer后来进入新开设的私立艺术学院F F（指Form und Farbe，包豪斯的形式和色彩术语），该学院由马塞尔·杜尚专家Serge Stauffer和艺术家Hansjörg Mattmüller于1971年建立。后者对Pfeiffer影响很大，并首次向他透露沃霍尔是同性恋者，这鼓励了Pfeiffer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与那个年代其他狂热的年轻人一样，Pfeiffer也曾排队等候沃霍尔的新书签售会，并远远地在Studio 54门外遥望这位波普艺术大师。
Walter Pfeiffer的老师Serge Stauffer在私立艺术学院F F中拍摄的作品，摄于1980
Pfeiffer对色彩的驾驭则是饱和的、画意的、嘈杂的。他在猩红的墙壁前摆放着一个玫瑰花瓶，或是娴熟地在身体与周遭背景间调配着互补色，他在古典摄影和随机性摄影之间流畅地移动着，让静物、风景、肖像与胴体作为信号肆意且和谐地交叉。这或许昭示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下，正野蛮生长着的酷儿式彩虹色彩。
Walter Pfeiffer, Untitled, 1974
「不管摄影者的技术如何灵巧，也无论拍摄对象如何正襟危坐，观者却感觉到有股不可抗拒的想望，要在影像中寻找那极微小的火花，意外的，属于此时此地的；因为有了这火光，“真实”就像彻头彻尾灼透了相中人——观者渴望去寻觅那看不见的地方，那地方，在那长久以来已成“过去”分秒的表象之下，如今仍栖荫着“未来”，如此动人，我们稍一回顾，就能发现。」
—— 瓦尔特·本雅明 《摄影小史》
《Carlo Joh》就是这样的一件作品——Pfeiffer在1973年的几个月内拍摄的一系列同名主题的肖像作品，主角是位年轻的跨性别者。这些黑白照片描绘了一个男孩在变装与原初的性别状态下展现的姿态。Pfeiffer曾回忆说，他们大概一个月拍一次，这期间他就会变瘦，一次次接近死亡，最终在19岁时猝死。
Walter Pfeiffer,《Carlo Joh》（1973）系列作品中的两张
70年代除了社会变革也是性与毒品弥漫街头的年代，加上生活居无定所、经济来源未知、性别认知与性取向被边缘的年轻人如孤魂般漂泊着，其中不乏出现被埋葬在街头的不幸结局。Carlo Joh的身影如曝光的底片被封存，但真实的人却逐渐消失在Pfeiffer的摄影项目里。他在照片中呈现出的魅力亦是他身体的衰竭与个体的凋落，这也使得他的系列照片体现出人的脆弱性以及美的易逝性。
Walter Pfeiffer,《Carlo Joh》（1973）系列作品中的作品
或许本雅明笔下“此时此地”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如此理解，
“独一无二地现身于它所在之地——就是这独一的存在，且唯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整个历史”。这一张张的照片就是Carlo Joh的整个历史。Pfeiffer曾在采访中哀伤地说，“美天生就是短暂的。所以我必须要快”。在死亡将美夺走之前，能够多捕捉一些瞬时间的浮光掠影，就如同样拍摄于1973年的Peter Hujar的《在死亡的病床上》（Candy Darling on Her Deathbed） （美国20世纪一位著名的变性演员，她于1967年加入安迪·沃霍尔的电影工厂，并出演了多部电影与舞台剧），虽无法阻止窒碍死亡，却将生命力与美长存于相纸之上。
Peter Hujar，《在死亡的病床上》（Candy Darling on Her Deathbed）
the velvet underground 为 Candy Darling 创作的歌曲
当下的21世纪酷儿视觉文化不再新鲜或边缘，不仅涌现在博物馆和画廊，也在商业与时尚图像中层见迭出。然而，与这个略显浮躁与快餐式的文化风气不同，
Pfeiffer依旧在延续、坚持着他早期的摄影信念——即对稍纵即逝的美的记录与凝结。美总是暂时的，美的身体是会消失的，除了摄影，Pfeiffer也会通过绘画来留存。与此同时，Pfeiffer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单镜头（single-shot）摄影师，对他而言，美具备不可复制性，相片亦然，“它只有一张，不是10次或15次”。
Pfeiffer近日在与Bottega Veneta的合作中留下的作品
撰文：普罗萨克
编辑：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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