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开放应有一个“时间表”——，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资本循环需要经历几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资本循环需要经历几个阶段
资本项开放应有一个“时间表”——
8月19日，“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据财新网报道，针对发展中国家对资本项开放应持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多位曾亲历这场危机的前政策制定者、学者在是次研讨会上表达了略显不同的看法。
如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国际组织和经济界不顾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向发展中国家力推资本项下可兑换，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一般来说对成熟市场经济大国和处于金融中心地位的经济体才会利大于弊，允许热钱快速跨境流动，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也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时对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政策应对和建议存在问题，令危机变得更严重，短期资金的自由进出让多国面临严重的货币错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亦回顾称，若资本账户过早开放，资本一下子涌入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国家，会诱发危机，现今绝大多数国家和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都开始讨论宏观审慎监管，不再力推发展中国家立即放开资本账户。
从报道的介绍看，与会的专家学者似大多认同上述观点，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指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较小，的确主要是由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和避免金融风险向中国蔓延的作用，但他强调不能由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他指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积极推进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更开放、更积极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条件。王一鸣认为，不能因为资本项下未开放、未受直接冲击而否定开放必要性。中金公司原CEO朱云来也表示，“一个开放联通的世界，也许会有各种风险暴露，甚至导致危机的可能，但挑战与机遇总是共存的。”
笔者浏览这些专家的说法，觉得虽然从大道理看无疑都是对的，但似乎并没有直面一个现实问题：吾国改开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早就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预计不久以后可能将超越美国，从“硬实力”来看无疑已具备开放资本项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吾国的金融体制从“软实力”来看仍未“成熟”，金融改革已相对滞后。那么，到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开放资本项呢？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般而言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如此。专家们认为开放资本账户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应该慎行，这当然没错；然而反过来说，倘若要想等到“万事俱备”时才行此改革，恐怕也是一种“空想主义”，因为即使成为了发达国家，对外开放仍存在市场风险，没人能确保条件具备后再开放就会“万无一失”。总不能如王一鸣所指出的，为了躲避风险，“说资本项下以后都别开放了”。
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举例证之：一是欧美发达国家，按说它们早已具备条件实际上也开放已久，然而这些年来却仍然难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二是俄罗斯，它的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及吾国，但它早在多年前就已放开资本账户，实现了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尽管后来也多次遭遇风浪起伏，但其市场并没有“崩溃”。更让人惊叹的是，此次俄乌冲突后俄方遭到美西方的全面封锁和制裁，但它硬是通过宏观调控杀出一条“血路”，现今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反而高于战前。
当然这是由于俄罗斯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也说明，并非只有成为发达国家才能对外开放，关键是开放之后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譬如刘遵义就同时认为，长期资本的流入当然应该被鼓励、被欢迎，短期的资本涌入的确会造成问题，对此可以开征托宾税来应对，以提高短期资本进出的成本。笔者觉得遇到特殊的情势还可以实施临时性的资本管控，这次俄罗斯就是这么做的。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有管理的开放”，或者借用一个新词语，叫作“自主限关”。
笔者在此想强调两点：其一，要摒弃“无风险开放”的思维，否则我们永远也迈不出这“惊险的一跃”；其二，应该制定一个合适的明确的“时间表”，以此来倒逼金融改革的推进，不然就会永远只是在“纸上谈兵”。窃以为2035年似可作为开放的最后期限，因为按规划吾国将在这一年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到彼时若再不开放资本项，那就说不过去了。（未名日记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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