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解释，汉朝自建国开始就大搞“休养生息”，并有诏书为证：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史记·高祖本纪》）
（汉五年）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高帝纪》）
这就是著名的“高帝五年诏”的前半部分，也可见《汉书》在官方文书上对《史记》增补的部分，更详尽，总结起来有三条：
1，诸侯子，在关中的，享受免役12年的待遇，回关东老家者享受免役6年的待遇，食之一岁，即由官府供养一年；
2，脱籍民，即秦朝的良民百姓，啸聚山林脱离了国家的编户齐民体系的，要回归原籍，由官吏恢复其原有的爵位和授予田宅；
3，奴婢，注意必须是秦朝的良民以饥饿自卖于人的奴婢，都免为庶人，成为普通百姓。
这里面，要着重说一下“诸侯子”，李开元先生认为，“诸侯子”就是籍贯在原六国故地的、参与刘邦反秦战争的诸侯人，其实不确。
在刘邦入汉中过程中，“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汉书·高帝纪》），楚子和樊侯蔡兼这样的韩家子才是诸侯子，而“诸侯人之慕从者”才是李开元所说的“诸侯人”。
那么，“诸侯子”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楚国及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即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及他们的徒众，或者仅限于他们本人。（见曾磊：《“诸侯子”小议》，《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3月刊）
了解了这个常识，再回头看“高帝五年诏”，就会发现刘邦的善政及于社会的两个阶层：
1，跟随他的六国旧贵族；
2，秦朝的编户齐民。
有人要问了，不是有放免奴婢吗？为什么不是及于三个阶层？
这就要看诏书的限定条件，明确了必须是秦的“良民”出身， 事由是因“饥饿”，行为是“自卖”，而之前三解已经写到的，秦政体系下，数量更大、覆盖面更广的隶臣妾、刑徒阶层，干脆被划入了历史遗留问题，根本不在放免的范围内。
至于“高帝五年诏”的后半段，更是连篇累牍地要求地方官吏尊崇汉家的“爵爷们”（作者玩笑，非历史名词），没有“天下百姓”什么事儿。
事实上，刘邦在位期间自认的“成就”，在高帝十二年的一份诏书中早已说得很清楚：
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
大意是，我当皇帝得天下到今天，已经十二年了，与天下的豪杰、贤士共同平定天下、安宁世道，是我一贯的策略。我对功臣们也实在够意思了，有大功者封王，差一点的封侯，再差一点的也有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上）。而部下的重臣亲贵，或者为列侯建国，自己任命官吏官吏，吃赋税，女子也为公主（汉初女子也可封侯、继承侯爵）。凡是列侯、食邑者，还在长安有大宅第；二千石的高官则迁到长安，有小宅第，跟着他进蜀中又打回三秦的老兄弟，则世代免劳役。
刘邦死于高帝十二年四月二十五，这份一个月前发出的诏书，既是布告天下的政治遗嘱，也可以说是自身的施政总结，更是对自身经营日久的关系网络的最后一次喊话：
老兄弟们，我对得起你们了，如果有对不起我家后人的，应天下共诛之。
综上所述，在刘邦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普惠全民的所谓“休养生息”政策，只是在照搬秦政、恢复秦朝编户齐民体制的基础上，对“自己人”进行肆无忌惮地照顾，进而换取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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