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剧主要繁荣于明代中期以后，而此时的中国是以极剧变化为特征的，首先，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使得社会流动增长，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农村人口分化，游民大量出现。
其次，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玩弄妇女的固有传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下，女性以商品交易的形式出现，由此士、农、工、商“四民”层开始土崩瓦解，诸如道士、鸨母、无赖、帮闲等各类身份的人数不断增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人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
另外，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想上以“情”反“理”的趋势，使得从明初起就被压抑的以人性为生命的戏曲快速冲破藩篱，如火山般喷薄而出，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才子佳人剧，为淋漓尽致的表达人类内在的情感欲求和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必然要塑造大批的“阻碍者”。
最后，从嘉靖中后期，剧作家大量整理、改编宋元和明初的戏文，传奇文学体制逐渐定型，篇幅较长、分出标目、一本两卷的特征使其更利于人物形象的完善与塑造；因此明以前婚恋戏中的“阻碍者”形象此时已经发展为身份各异的阻碍者群体，故按照特定的标准对“阻碍者”这一形象进行划分能更好的分析这一角色。
在封建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地位和身份总有高下之分，明代才子佳人剧中“阻碍者”形象众多而又身份各异，该部分从“阻碍者”社会身份出发，将其划分为长辈类“阻碍者”，权臣、富豪，奴仆、帮闲，鸨母，假名士、假儒生及其他五类来具体说明。
长辈类“阻碍者”
在明代才子佳人剧中，阻碍效果最大，人数最多的“阻碍者”当数长辈类。长辈类“阻碍者”因为与才子或佳人的特殊关系，往往给二人的结合造成了“灭绝式”的破坏，父母之阻碍古已有之，并非明代才子佳人剧的独创，作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剧本事的《司马相如列传》中，就有因“女至不材”拒不承认女儿女婿的父亲卓王孙。
《搜神记•紫玉》中也有“大王不许”即紫玉父王不允婚的描述；在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也有因门不当户不对，出尔反尔拒不接受张珙的崔老夫人。在男尊女卑的传统下，明代才子佳人剧又以父亲这一“阻碍者”形象为主，如顾大典《葛衣记》中女主慧贞的父亲到溉，虽在早年已将女儿许配给密友任昉之子西华，但在任昉去世后不顾女儿的心意，思量当时只经口许，未及通媒，不若退了此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西华前来求亲时授意院子侮辱西华，并说到“我叫他立马退婚，他若写了就罢，不写准备门栓劈柴，我叫你们打就打，骂就骂”，随后又逼婚慧贞改嫁贾司马公子贾舍人，慧贞不从，趁着夜晚离家，欲投江自尽；最终造成男女殉情悲剧的《娇红记》，也是因为娇娘父亲王文瑞的阻碍申家在得知才子与佳人之事后遣人到王家提亲。
王父以“须按人伦”“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许成婚”为由拒绝，后申氏兄弟齐中高第，文瑞遣人到申家重提亲事，申家应允，不料帅节镇之子爱慕娇娘，派人求亲，文瑞惧怕帅家权势，不顾女儿心意，撕毁与申家婚约，申娇二人闻讯悲恸不已，娇娘执意不同帅家亲事抑郁而死，申纯得知亦绝食而亡。其他父亲类的“阻碍者”还有《彩舟记》中佳人的父亲吴冶，《夭桃纨扇》中的父亲石太公等。
权臣、富豪长辈类“阻碍者”
数量众多的“阻碍者”群体为权臣、富豪类，这类“阻碍者”往往凭借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或财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或是逼婚佳人，或是威胁才子，给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这类形象在前代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中也曾出现，明代《玉合计》的本事，即唐代许尧佐的传奇小说《柳氏传》中就有权臣蕃将沙吒利这一角色，只是描述较为简单，仅有“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的简要描述，此类角色发展到明代才子佳人剧已经变成了一种类型化的人物，几乎在每部才子佳人剧中都有出现，且描述极为详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才子佳人结合的第三者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代才子佳人剧中作者笔下的佳人皆是貌美的女子，其中兼有智慧、饱读诗书的也不在少数，自然引得权臣、富豪的爱慕，与身处社会底层的穷酸书生相比，他们倚仗权势或财富为所欲为，沉迷于享乐的皇上加上日渐废弛的法律制度使得这类人往往有恃无恐，因此对男女主角结合的破坏力度也很大。
倚仗权势的如《红梨记》中太傅王黼为素秋美色所动，欲占为妾，被拒绝后倚仗权势将素秋拘在府中，还扬言“不怕你走上天去”。此外还有《娇红记》中帅公子、《玉合计》中沙吒利、《凌云记》《琴心记》中的唐蒙、《异梦记》中辇真和尚等形象。
在第三者中较为特别的一类是作为子女婚姻代理人的父亲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是《紫钗记》中的卢太尉，替女儿选中李益这个状元女婿后，明知李郎家中已有妻室却将其幽禁于府中，并以“古人贵易妻”“何不再结豪门，可为进身之路”为由来诱惑，遭到拒绝后一方面让卢府奴仆及李益好友来劝说，一方面设局让李相信霍小玉已许别人。
其他剧本中父亲身份的插足者则是一带而过，如《彩舟记》中替子求亲的王佐，《娇红记》中帅公子之父帅节镇等形象。
才子或佳人的威胁者
才子与佳人结合的过程中还有一类权臣、富豪形象之所以起到阻碍效果并非是因为婚姻之事，而是单纯的嫉妒或谋求利益，如《双鱼记》中与才子刘皞姓名同音的大户留浩，在刘皞被任命为江夏令时冒充刘皞前往赴任，自知难以隐瞒的情况下伪造证据诬陷刘郎偷窃，命前来迎接县令的赵实杀皞，留对刘的威胁只为个人利益并未涉及男女之情，但确实给刘邢二人的结合制造了困难。
此剧改自马致远的杂剧《半夜雷轰荐福碑》，剧中主角名为张镐，冒名者为张浩，现改为刘皞；《夭桃纨扇》中的富豪赖三舍因任夭桃对中英另眼相看而心生嫉妒，于是盘算“到他家里说与他父亲知道捉了回来”；《红梨花记》中权臣之子胡行同样是因为心生嫉妒而到谢家大闹，逼迫金莲“快快搬去不许在此处住，若不搬去我见一次打一次”，而导致赵谢难以相见。
还有一些权臣形象不能归入以上类型，如《红梨记》中赵汝州的好友钱济之，最初听闻谢素秋才貌的赵汝州欲拉其前去拜访时，就曾劝道“你青云志正骄，红粉何足道”，不可为美色忘却鸿鹄之志，所以日后赵谢二人同住在他衙内西花园时也反复叮嘱素秋不要说出姓名，并设鬼魂之计逼汝州赴试，直待他中状元后方才说明缘由令二人相认。
此外有的权臣则是佳人追求者或才子威胁者的助手，如《诗赋盟》中替虞基向于志宁求亲的张宝相；《燕子笺》中协助鲜于佶逼霍都梁离京的臧不退；《想当然》中派遣刘一春到边关的马皋。
奴仆、帮闲
在明代，士大夫家中蓄奴成风，家有奴仆“万指”，已是习以为常，而帮闲这一群体本就是一些专门陪着官僚、权豪消遣娱乐以获取利益的形象，才子佳人剧中众多的权臣、富豪必然相应的促使奴仆、帮闲群体的丰富，奴仆、帮闲类的“阻碍者”.
这一类人物并非明代才子佳人剧的独创，但前代的奴仆有的以才子佳人婚恋助手的形式出现，如《西厢记》中的红娘等角色，有的则仅仅是做奴仆分内之事，而明代才子佳人剧中的奴仆、帮闲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则更加丰富。
奴仆类的“阻碍者”
多依附于主人，竭尽所能帮助主人达到目的，如《紫钗记》中劝说李益接受招赘的堂侯官，深知卢太尉的本事，对李益低语道“岂不知太尉威福齐天，你且从权机变，暂时应诺，再取次支吾脱绽”，当卢太尉设计牢笼李益时也令妻子假作鲍三娘，一副强权威势下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样子；还有《西园记》中王府院子多次帮王伯宁出谋划策，《红梅记》中贾似道奴仆，《金钿盒》中贡癸酉奴仆等形象。
有的“阻碍者”对才子佳人的结合起到阻碍作用，却是蓄意谋害的结果，如《玉环记》中张府奴仆富童儿因被招为婿的韦皋在他叫姐夫时未曾回叫舅子而只叫富童儿，便说谎构陷韦皋使韦被逐出家门，随后又诽谤琼珍，使张老爷怀疑女儿不孝，逼女改嫁王提领，并在张老爷病重时陷害琼珍下毒害父，命绑送黄河淹死。
还有《彩舟记》中蓄意将江情推入江中的奴仆张顺。有的奴婢做出阻碍行为却是源于内心的不满与诉求，如《娇红记》中因嫉妒报复娇娘与申生，使二人私情被撞破的奴婢飞红。
《洒雪堂》中“平生不作皱眉事”的丫鬟春鸿，因她与福福扎盲小姐责罚于她而未难为福福，认为小姐偏心便心生不满，于是当魏鹏与娉娉在花园下棋时偷偷叫来老夫人，将事情撞破。而有的奴婢则是因为误会如《西园记》中玉真丫头梅香，在张继华询问小姐是否为玉英时因着急要走未听清楚而误答是。
这一误会导致继华始终坚信所爱之人为赵玉英，于是衍生出一段悲欢离合。《红梨记》中的花婆与《红梨花记》中的王三婆相同，都是为了才子的前程而帮忙隐瞒佳人身份、逼迫才子赴试。
帮闲
有一类“阻碍者”最为势力，他们往往为了谋得钱财，依附在权豪身边，费尽心机满足权豪的要求，哄得权豪开心，最为典型的如《娇红记》中“惯依豪门使声势，常走富家骗衣食”[2]的马小三与戈小十，当帅公子要娶标致的大娘时先是将“仙姬队里无双，神女群中第一”的王娇娘推荐，随后通过“世上嫁女的。
只要有财有势，凭着你这般财势，求他那一个不肯”之类讨好的话语哄得帅公子欢心，上王家求亲时先是用门当户对与“黄金千镒，白璧十双，彩段百匹，珍珠二斛”来劝说王父，遭到拒绝后又用“岂不知俺爷威势”相逼；此外还有《青衫记》中帮助茶商刘一郎出谋划策的吴小闲，《香囊怨》中帮助陆源示爱盼春的胡子滚。
鸨母
在才子与妓女剧中，鸨母作为佳人婚姻的代理人，对才子与佳人结合也会起到较大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明初程朱理学观念的影响，且明代才子佳人剧的作家多为文人及士大夫阶层，使得才子与小姐剧的比例大大高于才子妓女剧。
她们不断逼迫佳人接客，招揽或嫁给有钱人如《青衫记》中的鸨母，拒绝小蛮、樊素两位夫人的邀请而接纳千金求娶兴奴的茶客刘一郎；《长命缕》中私自接受聘礼逼迫春娘嫁给土公子的鸨母杨大妈，为的是土公子能到家中入赘，自己终身有靠。
假名士、假儒生及其他
假名士、假儒生是明中叶后期社会中涌现出的一批新人群，程朱理学衰落后才华横溢却又不拘礼法的士人备受追捧，成为新时代的宠儿，这种现象引得一些道德败坏、品行低劣又无真才实学的低级文人争相效仿，他们伪装成文人到处招摇撞骗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获得实际的好处。
如《异梦记》中的假儒生张曳白，“一生拐骗过光阴，鬼魅形骸蛇蝎心”[2]就是他形象的真实写照，张曳白毫无才识但又渴求功名，便替王奇俊支付上京盘缠以求在考场中能抄王的文章，不想科举考试取消，机缘巧合拾得王的紫金碧甸环和书信后，拿着信物先后到顾云容与琼琼处去骗亲，被揭穿后竟到辇真和尚府上意图报复，借着儒生之名却是一副丑恶的小人嘴脸。
还有一些商人也充当了“阻碍者”的形象，他们常年在外经商，在客居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最迟在正统年间已普遍出现，这种角色是佳人的追求者，且只存在于才子妓女戏中，往往凭借经商所积累的财富获得鸨母的认可，进而展开对佳人的追求。
如据白居易《琵琶行》诗及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所改的《青衫记》中的茶客刘一郎，初次前去见兴奴时就带了一百两银子，连日“虽下许多帮衬”仍未赢得兴奴顾盼，于是用银千两从鸨母处将兴奴娶归为妾；此外还有《香囊怨》中欲用五十两银一对金钗外加五百银盐来娶盼春的陆源；《曲江池》中使了千万贯钱钞的刘员外。
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党派林立、流贼四起的现象使得此时的才子佳人剧中有了叛贼类“阻碍者”，这些角色大多未在本事中出现，他们作乱的同时也导致了才子与佳人的分离，《锦笺记》中因刘福通红巾起兵，柳父调任举家北迁，而使得淑娘与梅玉分别；《鹦鹉洲》中因朱泚叛乱，韦皋被召赴国难，使不堪忍受相思之苦的玉箫苦等七年最终气绝身亡；《明珠记》中同样因朱泚叛乱，使得刘震被陷害，无双身陷宫禁，仙客与无双始终不得相见。
明中后期混乱的社会局势滋生出一大批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游民，他们的生计来源无非是靠设计诱骗、讹诈、抢劫、偷盗等方式获得，这类角色在才子佳人剧中也充当了“阻碍者”的形象。
如《凌云记》中贾老实，见司马相如来游五陵，便盘算“哄他看那茂陵女子郭佩琼，恿怂他多出聘礼，就中涂谢”，为达到谋取钱财的目的巧舌如簧，称做官人就该三妻四妾，见好就该娶不能错过；《玉钗记》中无赖道士玄天谎和光得过骗取何文秀钱财，使其才子被鸨母驱赶；《双鱼记》中女扮男装卖春娘换取钱财的强盗云里手和风里烟，亦多为剧作家增饰。
在众多才子佳人剧中只出现过一次的“阻碍者”有《彩舟记》中的神明氤氲大帝，因江情“言词不逊，亵渎神明”便急转风向使他行踪败露，以断了姻缘；《霞笺记》中李玉郎的老师孙有道，因担心玉郎前程便写信将嫖妓之事告诉其父；《霞笺记》中还出现一位教坊司瑟长，为了钱财在其推波助澜下张丽荣被骗上船；《玉簪记》中作者据本事所增角色，王师姑及丑道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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