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字面意思就是有名气的士大夫。历朝历代都有士大夫，为什么汉朝的士大夫特别注重名气。这和汉朝的选官制度有关。
汉朝选拔人才大体上分为四种，一种是恩荫制度，这是给高级官员的特权，他们的子弟可以直接做官。这种恩惠得分时候，比如皇帝，太后等人过生日，新皇登基等喜庆的日子。就会皇恩浩荡，恩泽天下。大赦把犯人放回去，给老百姓发点米发点肉，高级官员们就发点官给他们家子弟。
第二种就是花钱买官。花钱买官这事并不是到王朝末年，腐败了才开始的。
在王朝强盛，君主英明时就有了，主要是为了给国家财政创收，但英明的君主们都知道不能指望买官的人做事，所以拿出来卖的官基本都是些闲职虚官，买官的人，没啥实权。好处就是说出去好听些，以前见了本地的父母官得赶紧下跪打招呼，装三孙子。买了官就能把腰杆挺起来了。
王朝末期了，越到这时候缺钱就缺得越厉害，开销大，收入越来越少，偏偏天灾人祸还多，摆平这些事都得花钱。所以三公九卿的官职都拿出来卖，朝廷也不是没明白人，知道卖官的坏处，但没钱，立马就得饿死。所以卖官这事不是没人反对，但谁反对那就让谁去弄钱，那反对的人也就不吱声了。
恩荫和买官毕竟是少数，汉朝主要的人才选拔是察举和征辟这两种方式，察举是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征辟是皇帝或者高官直接征召人才。
地方官凭什么推荐你，皇帝又凭什么征召你。所以就得凭你的好名声，比如你文章写得好，道德满分，为人孝顺等等，都可能被选出来当官。
这种制度下，不是士大夫也能当官。有的皇帝喜欢提拔力田当官，就是那些种地种得特别好，名声在外的人。还有的官员喜欢征召仗义疏财的豪侠为官。但非士大夫当官的也是少数。
在这种选官制度下，名望就成了士大夫的进身之阶。
早期当官的名士们都是心怀匡扶汉室的理想做官的，但汉朝末年，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轮番执政，宦官和外戚中净是些胡作非为的王八蛋，赶在大赦前杀人，鱼肉百姓，甚至废立皇帝。
名士们当然跟黑恶势力做斗争，然后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们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不许做官，抓起来拷打致死，流放。后来要不是担心他们会和黄巾起义军联合起来，还揪着他们不放呢。
到魏晋时期，士大夫们学聪明了，不再掺合政事，转而开始清谈。净说些意境高远，不着边际的话题。反正实事是不干了，全是虚的。士大夫们的风气也变了，磕药，裸奔，放浪形骸。整个魏晋时期，社会风气都被带歪了。后来五胡入侵中原，才算结束这段放荡的岁月。
选拔士大夫为官这种模式，还带来另一种弊端。就是中央权威在无形中下降，地方势力在增强。要论对各地人才的了解，中央肯定不如地方。被地方推荐的人总会对举荐人心怀感激，一来二去，这些人就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来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都出现了。
地方割据上实际已经形成，只差个名义。汉末宗室刘焉建议下放州牧大权，这下连名义都有了。地方彻底割据了。
察举和征辟制度都施行几百年了，怎么之前没出这问题。那是之前还有个配套制度。那就是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就是每任皇帝一登基，就在都城附近开始修自己的陵墓，而且要迁天下各郡国的富户到陵墓旁建城居住。
这些富户在地方经营日久，势力早就盘根错节，迁移令一下就得贱卖产业和土地搬家。地方豪强们也是满心不愿意，尝试过抗争，但很快被镇压。汉武帝时，大侠郭解属于被迁徙的富户，他通过运作，让大将军卫青和王太后替他说话，说他家穷，不应该被迁徙。汉武帝当时就反问，郭解家贫能让太后和大将军为他说话吗？最后还是强行迁徙了郭解全家。
富户都搬走了，谁能接盘呢，当然是当地政府，这样政府也有钱和土地安置贫民。土地兼并被控制，贫富差距被抑制，社会还比较稳定。
被迁移的富户，在当地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到了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到处是达官显贵，立马就夹起尾巴做人，子弟们的道德水平都提高，再惹事，老爹实在兜不住了。
陵邑制度实际上就是每隔几十年收割一次天下富户的财富和地位，让地方势力始终无法坐大。
到汉元帝时，陵邑制度被废除了。汉元帝常年被儒家思想洗脑，渐渐信奉儒家德仁术，觉得隔几十年就收割财富，很不仁义，不能继续了。
但实际上西汉的衰弱就是从汉元帝开始，汉武帝打了那么多年仗，终于废除了同匈奴的和亲。汉元帝又给恢复了，昭君出塞就是这时期的事。汉元帝的王皇后就是王莽的亲姑姑，后来王莽彻底埋葬西汉王朝。
在之后，王莽政权又被推翻，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此时豪强地主林立，皇帝也只能同他们合作，共治天下。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格局的基础就是地方的世家大族崛起。比如陈宫为代表的衮州名士支持曹操，曹操立刻就做稳衮州牧。后来曹操杀了衮州当地名士边让，引起当地名士的不满，陈宫找了个机会，就换掉曹操，迎来吕布，衮州大部分郡县立刻就归附了吕布。可见地方势力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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