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族谱中有关族源记载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本文将《明实录》中有关湖南与江西地区的两条记载，分别与同一地区的族谱资料进行比勘，发现族谱中的记载与《明实录》的记载基本吻合，从而证明族谱资料在记载族源时的可靠性。这样，本文也就证实了，在南方地区，明初移民也是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关键词：瓦屑坝；移民；传说
一、引言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移民史的基本史实，学术界出现了相当强大的质疑之风。最初的质疑来源于华南。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这些自称是宋代经南雄“珠玑巷”南下的汉人，其实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们通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伪造族源，将自己贴上汉人的标记，不过是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
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学者们开始质疑其他地区的移民传说。例如，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份。
与“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虚构，可以从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找到更为细致的说明：
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付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
所谓“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令赵世瑜“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明代初年的华北，有点“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 “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因此，相当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种寻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树”传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在中国移民史上，与“大槐树”同时代的移民传说，还有许多。例如，在苏北地区，有“苏州阊门”移民传说；在安徽及鄂东地区，有江西鄱阳“瓦屑坝”移民传说；在皖西丘陵，有山东“枣林庄”移民传说，在荆湖平原，有江西南昌“筷子巷”的移民传说，在四川，则有“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江淮之间乃至四川并不是“异类逼处”之区。这一区域不存在汉夷关系的紧张。由此看来，有关“大槐树”的理论新解，并不适用于“瓦屑坝”及其他移民传说。
除此之外，关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大批制造”，赵世瑜的解释为清末民初，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一些地方的知识精英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national) 象征”。这些传说的广泛传布，“一定与”清代中叶以后“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有关”。
然而，以“瓦屑坝”移民传说作为对照，这一看似合理的解释也不能成立。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证明，“瓦屑坝”移民传说的“大批制造”，恰恰是在康熙年间甚至更早，而不是清代中叶及其以后。移民后代寻访“瓦屑坝”，也发生在清代中叶以前，而不是以后。围绕“瓦屑坝”移民传说，虽然地方精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种族认同”与“国族认同”毫无关系。
于是，本文的讨论，不再针对与“大槐树”相关联的理论展开，而专注于传说背后的制度与史实。赵世瑜指出，尽管存在宗族来源的大量虚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在列举了两个迁自山西洪洞“羊獬”村和“柳子沟”村移民的事例后，赵世瑜认为: “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对此，已有学者表示怀疑，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
在这一相当委婉的表达后面，我们还是读出了以下几点不信任或不确定：其一，关于族谱记载的可信性；其关于族谱记载的可信性；其二，关于是否存在移民中转站；其三，关于政府组织移民之过程。
关于族谱资料是否可靠，在以前有关山东移民的研究中，我曾经将地方志与地名志的记载与《明实录》对勘，证明地方志与地名志资料的可靠性。在山东，1990年代编撰之各县地名志，其实就是族谱关于族源记载之集合，可以当作族谱资料来运用。然而，这一作法并未扩大到淮河以南地区。关于移民中转站，由于“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所以未加以专门的论述。关于政府组织移民之性质，在华北地区，由于《明实录》中存在大量记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淮河以南，由于史料缺乏，明初大移民是否为政府组织也是一个亟待证明的大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首先证明明代初年淮河以南地区移民的性质，即南方地区的移民是中央政府组织的移民；其次，本文将以“瓦屑坝”为例，对“移民中转站”的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本文对于族谱中的“瓦屑坝”及其他移民原籍，给予新的假设与证明。
二、族谱与《明实录》对勘
在淮河以南地区，关于政府组织移民的记载，大多出于族谱系列。地方志如有记载，也同样出于族谱，似乎不足以凭。张国雄曾引黄冈县若干族谱谱序，说明“洪武大移民”具有官方组织的背景与性质。
民国四年(1915) 《许氏宗谱》卷首《始祖序》：
明定鼎初，始命徙江西大姓实江汉之地，吾祖遂依国令，偕妣李氏，同兄清浦公、妣，迁居楚黄。
民国二十三年(1934) 《魏氏宗谱》卷首《魏氏履历》( 作于景泰六年，1455 年)：
(洪武三年) 部奏斯地( 指江西省饶州府浮梁县) 之民，当徙荆南、黄州等处，任土耕插落业……再题时，族人死亡固多，然所存者不少，惟素有名报官，不得不徙……此年四月，路邑催逼，遂各泛舟南渡。
又民国二十四年(1935) 《喻氏宗谱》卷一《俞氏受姓源流考》: “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洪武初，诏豫章各大姓从黄占籍。”民国三十四年(1945) 《宗氏宗谱》卷首《创修原序》: “黄地昔经元末之乱，几同瓯脱。明洪武初，命移江右于黄。”再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 《方氏宗谱》卷首《始祖伯武公传略》: “明太祖定鼎金陵……湖北等地草辟荒烟，路无人迹。上下令召迁饶民于湖北。”还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 《孙氏族谱》卷首《始祖传》: “前明定鼎，下诏抽迁江右士庶以实兹土。吾祖昆季四人偕家人父子过鄱阳，遇风涛，船几倾覆，许顾得免。抵冈邑登岸，兄弟分手，拟以傍河而居，取黄河源远流长之义。”
上引民国四年至民国三十六年所修诸种族谱，皆有“命”、“令”、“诏”之言，似乎证明了明太祖下令迁民。然而，成于20世纪的族谱，本身就是民间传说之一种，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即便是上引民国二十三年《魏氏宗谱》所载之《魏氏履历》，尽管成稿于景泰六年(1455) ，距离洪武三年(1370) 只有85年，也不能当真，这是因为，族谱在历代修撰过程中，可能有所删改。谁能保证其中所载“部奏斯地之民，当徙荆南、黄州等处，任土耕插落业”是景泰六年之原文?
可以查一查官方文献中有关北方移民的记载。如《明太祖实录》卷197所载山西民迁北平、山东等地，是这样写的：
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又如《明太祖实录》卷216所载山东省东部人口移民本省西部:
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
很显然，《魏氏履历》中的“部奏斯地之民”与《明太祖实录》所载北方移民程序可以对应，撰写者不是凭空想像。有趣的是，在长江以南的湖广省常德府，《明太祖实录》卷250中的记载，更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组织南方移民的证明：
(洪武三十年) 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这段记载中至少有5个要素值得重视。其一，事情发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 ; 其二，有武陵县民提议; 其三，常德土旷人稀，迁入者垦田；其四，明太祖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其五，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移民。《明太祖实录》的这一记载在族谱中找到了对应。江西吉安王氏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 迁居常德，有人转引其族谱记载如下：
太祖悯常德孑遗零丁，艰于服役，命下吉安等府遴选钜族析丁居住，族人多逃。八世祖继真公乃慨然与里胥诣县，宰壮其志，命为十长，率众即行，卜居武陵县牛桥，又召弟贵同来创业，共为牛桥始祖。
吉安王氏迁入常德，发生在洪武三十一年，与上文之洪武三十年正好对应。“太祖悯常德孑遗零丁”与“土旷人稀”正好吻合。吉安大族析丁外移，即是“分丁多人民”之意。这三条与上引《明太祖实录》之第一、第三和第五个要素完全对应。不仅如此，《王氏宗谱》的这一记载还增加了其他两个要素：其一，“族人多逃”，说明政府组织的迁移具有某种强制性; 其二，“命为十长”，当是十人为队，王继真是队长，如同同时期北方移民中之屯官。一队之迁移，如同一甲之迁移。从逻辑上推断，在这一记载所包含的 5 个要素中，如果其中3个要素为真，其他2个要素做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将“政府强制”和“编队而行”分别命名为第6和第7个要素。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常德莲子冈欧阳氏，始迁祖立道公，号元泰，原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同水乡五十八都臻善里大夫团泉水口水南保圣宋团桑园三神冈庙，“洪武三十一年奉例徙楚，舟泊常德冲天湖，遂定居湖之南岸莲子冈”。汉寿县军山乡胡氏，“明永乐二年(1404) 奉(诏) 开种楚省敕田，由江西吉水安插至汉寿军山乡。”更为详细的记载可见之于汉寿《胡氏宗谱》中：
元末倡乱，湖广诸地蹂躏殆尽，有武陵老人李德裕告准奏拨江西庐陵吉水永丰四县民按册抽丁，奉诏拨补南楚。该族始迁祖庭柏公，明洪武初携子子斌由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第七都洪慈乡敬居里枫树林鲤鱼塘迁居龙阳( 今汉寿) 东关外安乐里。
上引《明太祖实录》中的“武陵县民”就是“武陵老人李德裕”。这一记载，与上引《明太祖实录》中的第二个要素是对应的。这一记载并不见于现存各种版本的《常德府志》及龙阳、桃源、沅江等县县志。或源于明代族谱，或源于民间口耳相传。另外，“按册抽丁”就是上引《明太祖实录》中的“分丁”，只是“分丁”的情节更为具体罢了。以我们对于洪武时期人口制度的理解，这里的“册”应该是户口册，亦即“户帖”册。如此，我们将此点作为重点讨论的第8个要素。唯有一点需要说明，《胡氏宗谱》错将洪武末年写成洪武初年。
就整体而言，在移民迁入时间上，族谱的记载与《明太祖实录》是一致的。在常德府属之龙阳县( 今名汉寿县) ，查《汉寿县人口志》，在其统计的59个迁自江西的氏族中，有3族迁自元末，20族迁自洪武，29族迁自永乐。我们相信所谓迁自“洪武”者，本来就包括了一批洪武末年的迁入者。而大批移民自永乐年间迁入，与朱元璋接受了“武陵县民”之言然后展开移民是有关的。在同属常德府的桃源县，在永乐及永乐以前共142个迁自江西的氏族中，有4 族迁自元末，13族迁自“明初”，39族迁自洪武，85族迁自永乐。永乐年间的移民占明初移民的最大份额。邻近江西的长沙府则完全不同，永乐时期的移民数量是很少的。
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江淮之间移民氏族的“奉诏”传说与“分丁”传说，就有了相当的信心。如在黄冈，《敦本堂李氏宗谱》卷首《李氏墨谱序》称: “邑中钟鼎旧家，多自洪、饶、鄱、吉分丁析姓而来。”如在随州，民国《陈氏祠壬子年碑文》: “自大明洪武二年，湖广大乱，我祖奉旨分丁，迁居随州县南乡圣四家焉。入境插草为标，挽草为记，遂落籍于陈家嘴。”由于这些传说在《明太祖实录》中可以找到对应的记载，因此，它们是信史，而不是什么野史趣闻。1941年之前，《明实录》一直以钞本的方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哪怕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读到过本书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相信，乡野草民有可能在阅读过《明太祖实录》以后再来撰写他们的家谱的。
行文至此，只有上引《明太祖实录》中的第四个要素，即“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一句尚未在族谱中找到完整的对应。族谱中虽有“奉诏”迁移之说，但我们不知百姓如何“奉诏”，诏书如何下达。在湖南湘潭，民国十一年(1922) 《龙泉罗氏族谱》巷四《一派齿录》称: “( 湘潭罗氏) 原籍江右吉水汽下。明洪武七年偕长、次二男领南京凭来谭，卜居梅林巷。”其中“领南京凭”，就是从南京派来的官员手中领取凭证。
或有人问，湘潭属于常德十县吗? 其实，明初之常德府下辖四县: 武陵、桃源、龙阳与沅江，其他六县有可能包括相邻之长沙府属县。湘潭是否包括在“常德十县”当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太祖实录》中的“派官遣民”之制度。
迄今为止，谁也没有见过所谓“南京凭”究竟为何物。没有见过，并不能说不曾存在。我推测是一种类似路条之类的凭证。到新地后，移民凭此落籍立户。当然，所谓“南京凭”也可能是“户帖”。例如，还是在湘潭，同治四年(1865) 《湘潭高塘李氏七修族谱》卷首《自序》称本族：
发源洪都。胜国之初，奉户帖来居吾谭者，实始湖茫祥公。
在《湖南氏族源流》中，查到湘潭高塘李氏始迁祖祥公，“世居江西丰城县”，又在湘潭营鹏湾李氏条下，查到其先祖“明洪武初年自江西丰城县湖茫分支来潭”， 知湖茫为丰城县地名，细查则知其为今天江西省丰城市段谭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由此可知，移民对于原籍村庄的认知并未作假。
厘清以上问题后，我们来讨论这段记载提到的明代初年的“户帖”制度。洪武三年(1370) 冬，明太祖下令在他控制的区域内登记户口，登记的方法是每户颁发户帖，在户帖上记载户名、住址、应当何差、计家多少口，又分男女、男子项下又分“成丁”与“不成丁”，妇女项下分“大口”与“小口”，且各记年龄。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户帖”制度是政府对人民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与财产登记的制度，是政府管理人民的手段。
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朱元璋发布有关清查户口的告示，告示是用白话文写的，其文节录如下：
你每(们) 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 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据此可知，所有的百姓都必须登记，颁给户帖；户帖为半印勘合，每户收执，以备查验；勘合户帖是军队的任务，逃逸者充军；官吏不可循私，循私者处斩。对于洪武时期的严刑厉法，从中可以窥其端倪。
如果“分丁”迁移，势必需要颁发新的户帖，如果全家迁移，则需携户帖前往，以备查验。洪武之后，户帖制度实际已不存在。由此可见，移民后裔对于明初制度的记忆能力确实是惊人的。
湖南北部的情况表明，族谱中有关移民细节的记载，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让我们有信心，依靠族谱记载，建构《明实录》等官修史书没有记载的移民史。
三、地名志与《明实录》对勘
在《明太宗实录》卷48中，我们还见过一位户部官员在江西的移民举措，只不过，他参与组织的这次移民受到明太宗的严厉批评。有记载如下：
乙酉( 永乐三年，1405) ，抚安江西，给事中朱肇昌先因九江、南康二府多荒闲田，令有司招致各府县有丁无田及丁多田少之民任便开垦。今南昌等府民自愿开垦者三千七百八十七户，实垦田千二百九十七顷三十七亩。上曰：此未可遽信，或肇虚增其数以希进用耳，久当验之。盖肇为人轻妄刻薄，其为此举也，威迫郡县，欺绍百姓以从之，其实不过二千人，岁余逃亡，几年皆如上所料云。
推测朱肇昌是来自南京户部的官员。户部官员来到九江、南康两府组织移民，是对上引《明太祖实录》中“命户部遣官于江西”一句的最好注脚。除此之外，这一记载中至少又有3个要素值得注意：其一，事情发生在永乐三年。其二，迁入的是南昌等府之民。其三，迁入之民多有逃亡，但没有全部逃亡。
仍然可以用族谱中的资料来加以证明。需要说明的是，本节证明所用资料并不是单一的族谱，而是族谱的集合体——地名志。1980 年代江西各县修撰的地名志，除了村庄名称、行政所属、人口、耕地、主要出产等内容外，还有村庄来源之记载。关于村庄来源，则大多采自族谱的相关记载。对于年代较近的，也采纳村民的口述。因此，江西各县地名志，就成为各县族谱关于氏族源流之汇编。本文采用的是当年正在编辑过程中的地名档案，其性质与地名志完全相同。
元末明初的战争对于长江中游沿岸的破坏相当严重，长江以南也不能幸免，只是受害程度相对较轻。康熙《九江府志》卷三《兵防》“漕船”条称: “元末陈友谅据江州，明师攻伐日久，相持战斗，民无孑遗。”说的是战争对九江地区人口的破坏，只是在嘉靖《九江府志》卷八《兵防》“漕船”条下无此记载。由此可见，尽管嘉靖年间撰修的《九江府志》缺载，但这次战争的破坏对于当地人民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直到康熙年间，修志者仍然不忘将此事书于《九江府志》。
为了了解明代初年这一区域的人口状况，在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我曾抽取瑞昌和德安两县地名档案所记载的1272个村庄进行统计，其中有400个自然村建于明初及明初以前，详见表 1。
资料来源: 江西省瑞昌县地名档案，江西省德安县地名档案。转见于曹树基: 《明清时期湘鄂皖浙赣地区的人口迁移》，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未刊，第171 － 172 页。
说明: 抽样乡镇: (1) 瑞昌县: 湓城、高丰、大桥、黄桥、范镇、横港、洪一。( 2) 德安县：河东、宝塔、米粮铺、金湖、杨坊、林泉、聂桥。
在这400个村庄中，元代及元代以前的自然村共有43个，明初建立的村庄多达357个。明初之后，没有哪一个时代新建有如此大量的村庄。由此可见元末战争对于这一区域的巨大影响。上引康熙《九江府志》卷三《兵防》中的记载，在此得到印证。
在明初建立的村庄中，迁自吉安的共有58村，迁自南昌的共有 34村，迁自江西其他地区只有6村，几可忽略。这一统计可与上引《明太宗实录》之第二个要素——“南昌等府民”基本对应。有所不同的是，《明太宗实录》只讲“南昌等府”，而实际上，吉安府移民是当地最重要的移民来源。另外，从湖北迁入的村庄，主要迁入瑞昌县，瑞昌县与湖北毗邻。虽然是省际迁移，路途其实很近。
当然，在瑞昌与德安两县，最多的村庄还是从本县或九江府境迁入的。也就是说，新建村庄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当地那些元代及元代以前就建立的村庄中分迁出来的。来源于本府及本县的人口，在我们的统计中，不算移民。
在地名档案中，“明代初年”的记载形式共有三种，或曰“明初”，或曰“洪武”，或曰“永乐”。撇开“明初”不计，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移民分别见表2。
资料来源：同表 1。
在明初所建村庄中，建于洪武年间的只占8.4% ，建于永乐年间的占91.6% 。可见所谓“明初”，几乎就是“永乐”。这一统计与上引《明太宗实录》的第一个要素完全对应。
或许是永乐皇帝对于朱肇昌的欺骗行为有了误解，或许是在朱肇昌案发生以后，中央政府对于两府移民采取了补救性的措施。总之，从这两县的数据看，永乐年间，九江、南康两府的移民垦荒确实扎扎实实地进行了。这一点，可与上引《明太宗实录》第三个要素相对应。
在黄州府和安庆府，我们没有发现永乐年间存在规模性人口迁移，因此，可以将九江、南康两府的永乐移民视作“瓦屑坝”移民结束后移民活动。九江、南康两府的移民来自吉安府与南昌府，居然与隔水相望，交通便利的鄱阳湖东岸移民基本无涉。这令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推测，鄱阳湖西侧的移民是由中央政府划定区域且精心组织的。确实，在上引《明太宗实录》中，“南昌等府民”是不包括饶州府民的。
在宋元时期的战争中，同属九江府之鄱阳湖东侧各县受到的破坏又是怎样的呢？在湖口县与彭泽县，我们从两县地名档案中随机抽取1109个村庄进行统计，其中有100个明初以前所建村庄。另外，有199个村庄建于“明初”。以此计算，在湖口与彭泽，明初以前所建村庄占明初及以前所建村庄的33.4% 。而据表1，在瑞昌县与德安县，这一比例仅为10.7% 。很显然，在明初以前的战乱中，鄱阳湖东侧人口损失要比鄱阳湖西侧小得多。
所以，湖口与彭泽等地，就不是政府划定的移民区。在这两个县中，明初所建村庄中，大部分是从本地古村中分迁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中找到12个迁自吉安府的村庄，其中有10村分布在彭泽县太平公社（乡) ，他们与鄱阳湖西侧的吉安移民同属一批。此外还有2村明初自鄱阳迁来，人数太少，不构成我们定义的移民。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还从江西南城、临川、丰城和上高四县各随机抽取了4个乡镇共1263个村庄进行统计，其中唐代村庄共79个，宋代村庄263个，明初村庄仅得134个。这些村庄之大部分是从本县本区的古村中分析出来的，来之江西其他地区或外省的村庄极少。由此可见，移民输入区的村庄构成与移民输出区的村庄构成是不相同的。
总之，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
四、从“瓦屑坝”出发
上文指出，“洪武大移民”是中央政府组织的有规划的移民。细致一点分析，移民可能是以府为单位进行的。某一地移民来自何处，有着严格的规定，逾越规定的现象虽然存在，但不普遍。来自鄱阳湖东侧的移民被相对严格地限定在江淮之间的安庆府、庐州府和黄州府。
饶州移民驾船出湖口后，沿长江上溯。长江左岸，有高大雄伟的大别山，诸水自大别山奔流而入长江，由下往上，分别有蕲水、浠水、巴河、举水、东流河与滠水。饶州移民除了定居于长江边者，大多数溯各水而上，寻找自己的新家园。而在蕲水之下游之武穴口，有富水自长江右岸注入长江。沿富水而上，有兴国州与通山两县，此两县虽有江西移民分布，却基本不见有来自饶州者。同样，在黄冈对岸的武昌、大冶等县，也少见“瓦屑坝”移民。
查《明史·地理志》，与黄州府相邻之德安府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洪武初年，只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十三年复置的。洪武初年，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直到洪武十三年才复为府。在这种情况下，洪武初年的江西移民有可能进入后来的德安府境。
来自饶州的移民出湖口后，见长江左岸，大湖与大江相连，水天一色。名为雷池的大湖实际位于湖口对岸，他们驾舟从长江入雷池，可轻易抵达沿湖的宿松与望江两县。再从陆路，或从怀宁，上溯马路河与潜水河，可分别抵达太湖与潜山。桐城距离长江与雷池皆远，但并没有影响鄱湖移民的迁入。他们经桐城而抵庐州府西境，展开移民史的另一篇章。
如果饶州移民出湖口后，顺江而下，则可从长江左岸之濡须水口，进入巢湖。并藉此而进入庐州府城(即今合肥) 周边的广阔平原。当然，他们也可能在抵达濡须水口之前登岸，进入无为与庐江。
有意思的是，就在鄱湖移民顺流而下之途中，几乎无人关注长江右岸之荒芜。根据我的调查，在长江右岸之贵池府与太平府，充斥其中者是来自宁国府和徽州府的移民。看来，中央政府对于饶州移民的迁入地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行文至此，我们对于族谱中大量出现的“奉诏”迁移，带“户帖”迁移及“命为十长，率众即行”有了深刻的体会。图1展示的就是这一整齐而有趣的移民路线与移民过程。
图 1 洪武年间饶州移民路线
来自饶州府的移民主要来自“瓦屑坝”。在安庆府所辖之太湖县，太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太湖百家姓( 第一辑) 》一书，收录县境中52个氏族迁徙由来及历代名人。试举二例：
晋颐镇道光《张氏宗谱》: “(文钦) 公为荥阳教授，于前明洪武间，由鄱阳迁湖。”鄱阳是安庆府属县最为常见的移民原乡地名。本文所讨论的“瓦屑坝”就坐落在鄱阳县西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上。
小池驿《李氏宗谱》: 李茂实从布政使( 中奉大夫) 贬官至江西鄱阳湖碗屑坝，又于明永乐元年(1403) 奉诏徙迁皖太湖小池驿定居，为太湖李姓始祖。将“瓦屑坝”写成“碗屑坝”，是仅见于太湖县的一种写法。
在安庆府境之北的庐江府南境之巢湖县，有研究者专门研究来自江西的移民民居，并提供了若干宗谱之由来：
笏山臧家村《臧氏宗谱》: “第一世……公原籍瓦砾坝。”“瓦砾坝”也是“瓦屑坝”的一种写法。
金家村《金氏宗谱》: “我金氏一脉……古籍江西瓦西坝地方，继因前元扰乱，迁移淝水南乡。”将“屑”误写为“西”是“瓦屑坝”各种异名中最不合理的一种。
安庆府境之西为湖北黄安府境麻城县，江西移民以及“瓦屑坝”移民传说同样传播久远，流传广泛。举例有二：
西乡《江氏宗谱》: “忆我始祖考讳千四公字巨川号上亭，妣张白李氏孺人，由明初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入籍麻城，卜居邑之西乡，离城六十五里许岐亭祇方埠家焉。”将“瓦屑坝”写作乐平地名，相当常见，后文将有解释。
甘家河《甘氏宗谱》: “即溯稽甘氏原籍江西瓦屑坝迁居麻邑甘家河后，再龙公复迁甑山区，嗣后瓜绵椒衍。”将“瓦屑坝”直接归在江西省名下，也是常见的写法。
由此可见，在上引各种族谱中，提到江西原籍最多的一个地名是“瓦屑坝”，虽然也有写作“瓦砾坝”、“碗屑坝”的，都可以看作“瓦屑坝”的同名异称。我们的研究发现，提到“瓦屑坝”最多的县名是“鄱阳”。“瓦屑坝”真的是在鄱阳吗?
1980年代的交通不便，人民穷困。我没有能力到鄱阳去查访“瓦屑坝”。一日，在南昌市住所弄堂口，询及一位原籍鄱阳的老人，说似乎在鄱阳县城西面临湖的莲湖乡有一个相似的地名，叫“瓦屑坽”。查《江西省波阳县地名志》，果然在莲湖乡下，查得一地名为“瓦燮坽”。“坝”高地，“坽”为沟，“燮”为“屑”字之雅化。从地图上看，莲湖乡坐落在鄱湖之滨的一个小岛上，中间地势稍高，四周地势低平，洪水季节，低地多为大水覆盖，冬季枯水，则成大片草场。莲湖岛正对昌江入鄱阳湖口，“瓦屑坝”有宽大水道通向鄱阳湖，推测当年为一港口。据此，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果断”地判断鄱阳县西之莲湖“瓦燮坽”即安徽皖西一带流传之“瓦屑坝”。
这一移民地名的确立，实在是过于轻松。要是知道早在清代前期，瓦屑坝移民后代为导找“瓦屑坝”就已经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今人断不可如此冒失。其实，稍微仔细一点查找，可以发现在同治《鄱阳县志》上，就有县人史珥关于“瓦屑坝”源流的考证。而在当年，我并没有做这样的查寻工作。当年的“果断”可谓“歪打正着”。
明代初年的鄱阳湖又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 张修桂等证明，公元五世纪以前，今天汪洋浩渺的鄱阳南湖地区，是一片河网交错、田园阡陌、水路交通发达的平原地貌景观，因设有鄡阳县，而被后人称为鄡阳平原。随着南昌—湖口断层下陷自北向南的发展，处于凹陷过程中的鄡阳平原由河网交错的景观逐渐向沼泽化方向发展。刘宋永初二年(421) 鄡阳县的撤消当与此有关。
隋唐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高温多雨的时期，长江径流量相应增大，尤其在洪水季节，更是如此。在长江中游，原来可以调蓄洪水的江汉平原的云梦泽，此时已经基本消失。长江北岸之彭蠡古泽，也大大缩小，蓄洪能力显著下降。于是，长江洪水倒灌入今鄱阳北湖，造成鄱阳北湖向南扩展。根据北宋初年乐史所撰《太平环宇记》的记载，湖水已逼近鄱阳县城，故名为鄱阳湖。实际上，在《全唐诗》的五代部分，“鄱阳湖”已经出现。
徐铉在《移饶州别周使君》一诗中这样写道：“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睆伯台前收别宴，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徐铉(916 年 － 991 年) ，字鼎臣，广陵人。此诗写作的时间当为五代末或北宋初年。
在《太平环宇记》饶州余干县条下，已经有“康郎山在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之记载。然而，直到元代末年农历七月的洪水季节，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即围绕康郎山进行大规模的水战时，鄱阳南湖仍然是湖水浅，水路狭隘。张修桂认为，此时的鄱阳南湖具有时令湖的特征，水域较浅。至元明清时期，随着鄱阳湖盆地的继续凹陷，今进贤北部的军山湖和青岚湖水面扩展成为鄱阳湖之汊湖。这令我们联想鄱阳南湖的扩展是由北向南渐次推进的。
这一过程令我们产生更多的联想，位于康郎山之北的鄱阳湖区形成的时间要比其南面的湖区还要早一些。同样，鄱阳湖北部的湖水深度甚于其南部。回到元末明初，昌江出口处的鄱阳湖水要比康郎山一带及其以南地区要深，水路航运因此更便捷。更何况，昌江水道流径当年赣东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饶州府城，亦即鄱阳县城。
昌江发源于徽州祁门，经浮梁、景德镇、鄱阳入鄱阳湖。流径鄱阳县城时，有婺水—乐安江经婺源、德兴、乐平来汇，又有余水接信江，又承姚源水，连饶州府辖之余干、安仁(今余江) 、万年，又接广信府诸县。明代初年，信江余干县分为两支，右支名余水，入昌江，左支名龙窟河，在康郎山南入鄱阳湖，比较而言，昌江口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水运码头。来自饶、信两府的移民，大体是通过上述水系，经昌江而入鄱阳湖的。
图 2 明代初年鄱阳湖形势
“莲荷山”是一个鄱阳湖中的小岛，位于昌江入湖处，距离鄱阳县城只有20公里。站在岛上，遥望鄱城，房屋街道，清晰可辨。在岛上之西端，有名“瓦屑坝”者，三面环水，留有大量瓦屑与瓦窑遗迹，初步勘测，连片的瓦窑遗址长达十几里，环半岛列布，俨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古代砖瓦窑业工业园区。就时代论，虽然目前不能确认，但不会晚于宋代。
这一事实令我们猜想，窑冶业集中的莲荷山西部，是五代以前赣东北地区砖瓦业制作的中心。另外，凭藉便捷的水运，窑工从昌江上游获得烧窑的木材。再藉昌江水运，产品可以出湖口而至长江，或上溯昌江而至鄱阳或饶州，或广信各县。五代时，鄱阳南湖形成，浩渺的水体逼近莲荷，莲荷成为孤悬湖中的小岛。现场观察表明，大洪水时，瓦屑坝窑址常被淹，这可能就是瓦屑坝窑群不得不废弃的原因。瓦屑坝因窑废遗遍地瓦屑而得名。
鉴于此，就可以知道，只有鄱阳“瓦屑坝”，而不会有余干“瓦屑坝”或其他地方之“瓦屑坝”。邻近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且位于昌江、鄱湖水运交通要道之“瓦屑坝”，有着最合理的地理区位优势，可以也能够担负起鄱阳湖东部及南部部分地区向外移民的重任。
迁入江淮地区的南昌府移民，可以顺赣江而下，直抵鄱阳北湖，出湖口而达大江。他们没有必要绕道鄱阳，在“瓦屑坝”集结。所以，在江淮地区南昌府移民区，我们可以听到南昌“筷子巷”与“朱市(石) 巷”的传说，却听不到有关“瓦屑坝”的传说，原因即在于此。之于为什么会出现“丰城县瓦屑坝”、“南昌瓦屑坝”之类怪异的地名，下文将有解释。
五、“瓦屑坝”的假托与粘连
在黄州府，我们主要利用了张国雄著作中引用的一批族谱，其中以黄冈县族谱为主要。另外，我们获得新洲县地方志办公室1980年代抄录的几十份族谱谱序，新洲县1951从黄冈县分立，故可视作黄冈县的一部分。在麻城某氏手中获得160个氏族的族谱谱序汇编，命名为《麻城家谱提要》，另外，我们还获得一批麻城族谱谱序，姑且命名为《麻城族谱序录》。张际春编著《红安百家姓氏源考》，收录了100个人口较多的姓氏，含有百余个氏族的人口由来，其中包括了《黄安乡土志·氏族录》中收录的氏族。红安原名黄安，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从麻城析出。在安庆府，我们获得宿松县石兵先生编著的《宿松宗姓》(稿) 编辑的181个姓氏，二百余种当地族谱谱序资料。这一资料，可以看作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卷七《氏族表》的最新版。我们还获得太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太湖百家姓( 第一辑) 》，其中有52个姓氏，及大约83个氏族的氏族源流资料。
赵世瑜指出“大槐树”“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对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我们想用另外两个概念来界定：假托与粘连。失去原籍之记载而称“瓦屑坝”者为“假托”; 将真实原籍与“瓦屑坝”相连者为“粘连”。
在黄冈县，民国四年《董氏宗谱》卷一《董氏创修宗谱序》: “……而光、黄间，实为阨要之地，自明太祖应运而兴，削平流寇，计及齐安之居民，殆无遗类矣，于是以江右之民，徙西陵之地，此俊公之所迁庶安乡也。”迁江右之民徙西陵之地，成为移民地区普遍的说法。
在黄冈县，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卷首《自政公传》: “元季，宇内鼎沸，齐安一带，诸郡尽为禾黍。有明定鼎，迁饶民于湖北等处。一时间各大姓接壤而居，类皆发源于江右焉。”在黄冈，江西饶州府民被认为是主要的迁入者。
在黄冈新洲，《周氏宗谱》卷一《序》：“阳逻囗金台、毛集、余集、施岗等乡之周氏，乃明洪武初由江西省鄱阳鹳林里迁移而来者。”在今天鄱阳县，“鹳林里”这个地名已经不存，但据鄱阳县《板桥周氏宗谱》记载，周氏之先“自九江匡庐五老莲花峰下迁鄱阳五都二图之鹳林里”，可见这一地名是真实的。这个名为“老鹳”的村庄表明，与“老鸦”近似的村名不一定与“大槐树”有关。
在《麻城家谱提要》中，有记载称: “元初，周受六与胞弟周受七自江西饶州府鄱阳县板桥入籍麻城，各自卜地而居。受六居城南蕨淡山，受七居县西新店。”查《江西省波阳县地名志》，在很长时间里，“板桥”一直是一个不断有人口外迁且不断析出子村的移民“母村”。
除鄱阳县外，饶州府属其他县也有大量移民迁出。在黄冈县，民国三十六年《黄氏宗谱》卷一《文昭公传》: “公讳福四，字文昭……自恪公居饶之古楼埠，逮公凡六世，以俊秀补博士弟子员。明初奉功令迁居黄冈，时同迁者众。”古楼埠今名古埠镇，在余干县城东10公里处，与万年县相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所记“古楼埠水”实为信江下游一小支流，距离信江的直线距离至少有5公里之遥，与余干县城距信江直线距离相似。然而，此水流入余水亦即信江右汊，汇入昌江而入鄱湖，交通上显然较余干县城更为便捷。
在黄冈县，民国二年《吴氏宗谱》卷首《乾隆乙卯世鉴公馨南谱序录存》记始迁祖吴胜公: “有明洪武初年……同龚老夫人、次子文三公、长孙世英公，自饶州府乐平县白马渡古楼埠断桥村，不惮险阻，经历山河，迁移于湖北黄州府黄冈县上伍乡。”也提到余干县之古楼埠。“白马渡”今日名为“白马桥”，是乡级政府所在地，与古楼乡毗邻。吴氏关于原籍的记忆不假。只不过，吴氏将“白马渡”与“古楼埠”这两个相距大约有5公里的地名粘连了起来。
也有的移民即使能够记忆自己的母村，但仍将“瓦屑坝”挂在其母村名后。如红安县涂氏始祖涂俟质，“江西饶州余干县官协瓦屑坝人”，洪武二年，“入明军籍，并分别授职兵指挥使，派遣在湖广楚北”在今天的余干县，已经找不到名为“官协”的村庄。居今红安县八里斗山的徐氏，始祖徐宗岳，“洪武二年由江西饶州府乐平县天星坂瓦屑坝迁黄冈县柳子港”。徐氏已知祖籍村庄为乐平县天星坂村，却仍在其后挂上“瓦屑坝”。虽然“天星坂”遍查不获，但“瓦屑坝”仍可断定为粘连。
最为大量的情况可能是，移民在丢失母村后，只能假托“瓦屑坝”。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屑坝”主要属于那些丢失原籍的饶州移民。试举数例：
例如，咸丰九年《周氏宗谱》卷一《总叙》：“祖籍原自江右饶州府，时避元乱，作者七人名以寿称，序以数别，之湖北齐安郡。寿一公家黄冈竹寺寨，三公家蕲水县，寿四公后仍返故里，守先人庐墓。寿五、寿六、寿七三公家麻城。”咸丰九年《前五世诸祖小序》: “原籍江右，饶州府余干县瓦屑坝，洪武初年始迁湖北黄州府黄冈县北之庶安乡，区曰周余堡，村曰周家。”说的也是余干县瓦屑坝。
《靖氏宗谱》: “世居黄冈，原籍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之瓦屑坝，缘元末红巾贼起蕲、黄、汝、颍，屠戮无孑遗，明洪武初徙江西大姓，以实淮西，故黄冈之著族，皆来自瓦屑坝。”浮梁县属饶州府不假，却没有“瓦屑坝”。
如在麻城，在《麻城族谱提要》中，我们至少读到六种“余干瓦屑坝”，五种“乐平瓦屑坝”，四种“丰城瓦屑坝”等，兹不一一列举。所以，才会出现清代鄱阳县人史珥的《续瓦屑坝考》，就是从余干县“瓦屑坝”引发清代黄州与饶州两府的知识精英对于“瓦屑坝”的再三考证。
光绪十五年《萧氏宗谱》卷一《萧氏五分支谱序》: “历唐宋文明大启，非元通谱之可稽，自元明鼎革相沿，当识本原之有自。及鹏祖之始于黄地，生于吴会，瓦屑坝是其故居，来至楚邨剅灌口于焉卜宅。”原籍县名已经丢失，萧氏后人以“瓦屑坝”代表原乡的一切。
并不是所有丢失村庄的移民都托假“瓦屑坝”。民国二十六年《左氏宗谱》卷首《清乾隆辛丑纂谱分支原序》: “始祖必贵公，原居饶州余干县，有明徙于湖广齐安冈邑，居庶安乡柳溪河西文布寺之南，辟土田，剪荆棘，以立门户。”左必贵之后人，虽然不记得先祖在余干居住的村庄，但也未假托为“瓦屑坝”。
有些氏族丢失了先祖的原籍或由来，却毫不讳言。如民国二十六年《董氏宗谱》卷一《纂修谱序》: “数千年来，散处于天下者，派别支分，难更仆数。即先世隶籍于黄，世系亦无可考。自元时敬中公由参政归田，家声始著，即以公为始祖，理固宜然。”这是一个典型的土著族谱，他们不需要附会，“世籍于黄”可以清楚地表明他们的身世与出身。
又例如，红安县典明游家村张家湾一带的张姓，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修《游氏宗谱》称: “余族来自江右，渊源甚远，不可午而详其迹……溯余族隶籍于此者有三祖，思聪、思恭、思敬是也。问其所自出不知，问其孰兄弟亦不知……余族皆为敬祖之裔。”虽然来自江西，但原籍不明，亦不附会。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自称为来自“丰城县瓦屑坝”的氏族。丰城位于赣江之滨，移民驾舟顺赣江而下，经鄱阳西侧而入长江，似乎没有必要横渡鄱阳湖去瓦屑坝领证或集结。在《麻城族谱序录》中，查得民国三十四年(1945) 《王氏宗谱》所载同治六年(1867) 王如奎所撰谱序云: “我祖原籍江西饶州府丰城县瓦硝坪大塘霸( 坝) ……明洪武二年，通甫公子宣公奉旨掉镇齐安，入籍麻城。”其先祖实际上就是丰城县大塘霸村人。不过，究竟是不是丰城大塘坝村还要存疑。因为在湖南沅江县，有黄氏称“明永乐十八年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十八都大塘坝来湖南沅江”。在丰城和永丰两地，名“大塘坝”之村庄今已不存，但以“大塘”为名者则不少见。这个村名本身也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点。
不仅如此，在《麻城族谱序录》中还有一戴氏，来自赣江中游之泰和，却号称“乐平县瓦屑坝”。令人称奇。民国三十七年《戴氏宗谱》载民国十年谱序，称戴氏出于江西泰和，古名西昌，此有“《戴氏开源表》以及《西昌勋源老谱》可据也，惜老谱遭明末兵燹，多为灰烬”，但仍然记得原籍为“西昌信实乡之黄陂，仁善乡之源勋，吾华公历世旧籍也”。查“信实”、“仁善”为明初泰和县六乡之二，黄陂村至今仍存，源勋村则查获不得。可见麻城戴氏对先祖原籍县名与村庄，记忆不误。该谱序又说: “至饶郡之乐平县瓦屑坝，则不过华公侨寓成迹耳，后人不察，乃以为世隶于饶，而不知叙之可考者曰信实，曰仁善，俱属西昌。”原来，来自赣江中游的戴氏，为了与“瓦屑坝”粘连，不惜编造“华公侨寓”乐平的故事。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乐平其实没有“瓦屑坝”。只是由于“老谱”明末毁于兵燹，不知侨寓乐平的故事，是否见于“老谱”。
在《麻城家谱提要》中，本戴氏记为“歧亭戴氏”。关于原籍村庄，则记为“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十八眼板仓里”。在民国三十七年《戴氏宗谱》中，则记为“我祖华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土名瓦屑坝十八眼板仓里”。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此为吉水移民的跨区域粘连，不可当真。另外，在《麻城家谱提要》中，还有一明氏宗族，自称: “元末自江西吉安府吉水县贡家巷瓦屑坝始迁大冶，复迁麻城。”同样为吉水移民之跨区域粘连。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筷子巷”的传说中。据《麻城家谱提要》，麻城歧亭杨茂春，元代末年，朱元璋、陈友谅大战，杨运粮三千石助朱，被封为万户侯，茂春率兄弟子侄18人，随军征战至湖北，卒于军旅，其长子道泰定居麻城县今歧亭之南的横河口野猫港。杨氏原籍为江西丰城县石滩冲。在《红安姓氏源考》中，记载称: “这支杨姓始迁祖名杨茂春，据传于明初由江西筷子巷始迁麻城歧亭龙口。茂春的第十一世孙名杨震，约于明万历年间迁居今红安太平上杨家湾一带。”这支杨姓，始迁之地为麻城歧亭，转迁之地为红安，时间相隔200余年，清代墨谱保存在歧亭，转迁者丢失原籍，便从众而以“筷子巷”作为其原籍家乡之指代。
总之，在黄州府与安庆府之族谱中，可以看出两点有意义的事实：其一，来自饶州府属县之移民，或因丢失原籍而假托“瓦屑坝”，或将未丢失之原籍与“瓦屑坝”粘连。尽管丢失原籍的假托要远远多于未丢失原籍的粘连，但因为有了相当数量的粘连者的存在，才使得“瓦屑坝”的假托变得并不虚妄。据此，我们才可以说，“瓦屑坝”确实是饶州移民对于故乡的记忆，是移民原籍的符号。其二，来自赣中地区赣江两岸的移民，原籍村庄记忆清楚，也有可能粘连“瓦屑坝”。为了完成这一距离遥远的粘连，他们或者将原籍所在之县归属于饶州，或将先祖假造为鄱阳之流寓。这种粘连，是非主流群体的移民进行氏族依附的一种策略。
元末明初以前的移民是如何记忆家乡原籍的呢? 如在宿松，吴姓为宿松最大姓，全县吴姓共21个分支，以从江西迁入宿松时间前后计，最早为文通股，始祖吴文通，宋咸淳年间(1265 － 1274) 由鄱阳仙坛乡迁宿松三塘里。仙坛为鄱阳地名，至今仍存。又如宋代末年迁入太湖的石氏始祖石云一，祖籍江西乐平县菱田村，时间为淳祐十年(1250) 。有意思的是，太湖县志办公室的石庆元于2006年 6 月前往江西乐平探访祖籍，并将太湖宗谱与菱田同名老谱一一比勘，“解开了太湖谱中许多的疑点”，族谱记载确实不诬。此外，我们还在《宿松宗姓》(稿) 中查到宋元时期迁自江西的若干姓氏，如迁自浮梁郭源村的王氏，迁自鄱阳石田的王氏和迁自鄱阳芝山的许氏。郭源、石田和芝山，皆为至今仍然存在之浮梁与鄱阳两县之重要地名。
大体上说，宋元时代迁自江西饶州诸县之氏族，对于先祖的原籍与村庄，记忆深刻，族谱中记载清晰。他们构成元末明初大移民的先导，也是“瓦屑坝”移民迁入前即已定居的土著。在统计的意义上，这些宋元旧族，一般都是当地的望族或大族，人口众多，文宦荟萃，他们没有必要攀附“瓦屑坝”。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粘连是不存在的。尽管也有个别宋元时代的饶州移民也自称迁自“瓦屑坝”，但都可以理解为丢失原籍的小族的假托。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屑坝”的时代性，反映的是“实体”的移民史，而不是与移民有关的“思想史”。
在移民迁入地，也有一些氏族出于种种目的，编造自己的身世，名人之后与江西之籍，便成为他们的首选。民国三年《江氏宗谱》卷一《入籍黄冈原录》称:“鼻祖讳山，系宋名臣，官员外郎，拜右丞相，后殉元兵难，诏赠太师益国公，谥文忠，册名万里，与弟御史万年世居江右饶州府乐平县瓦砾坝，传至祥公，官籍黄冈，遂为冈邑始祖。盖祥祖于元文宁间任钦差湖广操江，管理钞税，后因乡平水，遂入籍黄冈中和里赤土坡，卜居焉。”自称其始迁祖为宋臣江万里之后。而据《宋史·江万里传》，江万里与其弟江万顷死于元兵屠刀，其养子镐亦死于战事。哪里有名“祥公”的后代。《江氏宗谱》不仅将江万里当作自己的先祖，还要将“瓦屑坝”连在一起，因江万里死于鄱阳，所以，这一联系显得并不突兀。
六、余 论
鉴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谱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不仅可与《明太祖实录》或《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可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我们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从制度史的层面上推论，饶州府之“瓦屑坝”移民具备了以下九个要素：(1)从洪武二年开始，中央政府派户部官员赴江西饶州府组织移民；(2) 多丁抽一，分家迁徙，移民具有某种强制性; (3) 移民编队，以里甲为单位；(4) 莲湖岛上的“瓦屑坝”是移民登舟之码头；(5) 在“瓦屑坝”集散之移民主要来自饶州府属各县，也有少量来自信州府者; (6) 移民携有政府发给之凭证——或为路引，或为户帖；(7) 饶州府移民被安排迁入安庆、庐州和黄州三府；(8) 移民在迁入地获得当地户籍; (9) 移民在迁入地要求按照每里一村的规模建造样式统一的住屋与村落，犹如北方移民之屯。
我们在另两篇文章中，强调黄州府之靖氏与安庆府之张氏中的知识精英，对于追寻“瓦屑坝”实体及整合“瓦屑坝”传说中的贡献。其实，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其他因素，散布在江淮之间的“瓦屑坝”移民，对于祖先记忆的清晰程度，非北方移民后代所能相比。所以，华北地区“大槐树”，较多假托，而不像江淮之间，存在大量的原籍粘连。大量真实原籍的存在，从制度以外的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真实移民史，而较多假托的“大槐树”，则几乎被人解构为思想史。
来源：《学术界》2011.9
作者：曹树基
编辑：方梦瑶
校对：佘本金
选稿：周辰
责任编辑：黄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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