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说，聚会上，诺一唱起了很多他们的歌，他特别惊讶，“完全想象不出来一个那样的小孩，嘴里唱出《眼望着北方》，简直太神奇了。他为什么会唱那些歌，你就能想到安娜抱着诺一，哄诺一睡觉的时候给他唱着那些歌。”
文 | 杨璐
编辑 | 金石
安娜伊思•马田，很多人知道她，是作为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一和霓娜的妈妈。很多人不知道，作为摄影师的安娜，也是中国民谣的见证者。张玮玮、郭龙、小河、万晓利、周云蓬、马木尔……当他们蛰伏在北京的地下小酒吧里歌唱时，安娜就用相机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
最近，安娜重新整理了这些拍摄自2002年到2005年间的照片，并在北京将它们展出。她为这次展览取名“Warm-up”，于安娜而言，这也正是她在中国的“热身”时段。在这段时光中，她渐渐熟悉中国、了解中国，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和朋友。她也因此决定留在中国，因为，“年轻的时候，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家人。”
河酒吧，2002年。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2001年，22岁的安娜从法国交换到中国留学，那个夏天，她第一次来到了“河酒吧”。当时，野孩子乐队正在台上演出，张玮玮戴着贝雷帽，拉着手风琴，这让安娜觉得亲切，因为，“贝雷帽是法国人常有的打扮，手风琴也是欧洲的传统乐器”，更打动她的还是音乐，“曲调既不流行，也不上口，却是无可挑剔的好。”
张玮玮也在那一天记住了安娜，因为他们演出中，安娜上台打了一会儿手鼓，“那会儿很少见女孩子会打手鼓，再加上安娜是犹太人，长相也偏东方一些。”
交谈中，安娜得知野孩子乐队的成员都是西北人，为了有个固定的地方，乐队的张佺，小索和杰西一起开了这家酒吧，既做演出场地也做排练室。
安娜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们演唱的西北民歌也特别打动她。“可能是因为他们是西北音乐人，西北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音乐中可能有一些西方的音乐元素。这个是血里边的东西，我感觉是我的DNA认出了一些几千年之前的感受。”
那天晚上，安娜听着张玮玮他们从中国民谣唱到外国民歌，一曲接一曲，一直唱到天亮，还和他们一大群人一起吃了顿热乎乎的早饭，然后各自散去。
对安娜来说，这一切太新鲜了。那是她第一次发现北京居然有这样的人存在，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中国年轻人。从那之后，安娜每周都去“河酒吧”，很快就和乐队成员混熟了。
每次去，她都会带上一大堆CD，给张玮玮介绍了很多欧洲的手风琴音乐。那时的安娜中文还不太好，但却特别喜欢解释歌词的意思，各种比划，怎么说都说不明白，经常是一整晚都在说一首歌。
有一次，安娜先哼了一段歌，又解释一大段，一个小时后张玮玮才明白，原来是她喜欢的某个电影里的插曲，又过了一周，安娜直接把电影带来给大家看。
“其实我的音乐审美是受到她一定影响的。”张玮玮说，“像安娜这些外国人，经常是一堆一堆的给我们CD，带来了很多世界各地的音乐，让我们感觉自己和世界是同步的。”
安娜的镜头记录下的张玮玮和郭龙。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那段时光令安娜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享受。“他们完全没有把我当做外国人，”安娜说。那时，有人会哼起一些人人熟知的歌，然后全场都跟着唱起来，更多的时候，大家什么也不聊，什么也不唱，放一张专辑，所有人都坐着听，边听边玩，敲桌子，敲门，敲烟灰缸……所有能响的东西全在响。这让安娜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这里，我就可以留在中国，生活在这里。”
很快，她的交换结束了，只能暂时先回到法国。
离开中国前的那个晚上，安娜是在“河酒吧”度过的。张玮玮记得，那天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全北京跟炸了锅似的”。“她回家收拾完东西就来跟我们告别，但一晚上也没有告别，也没有坐下来聊聊你未来怎么样，我们未来怎么样，她在教我们电影《辛德勒名单》片尾的那首犹太歌，《金色的耶路撒冷》，教了一晚上。”
凌晨两点多，安娜离开，张玮玮他们也决定回家，“回家的路上，每一条街都挤满了人，马路上全是车，人们站在汽车顶上举着国旗，在街上狂欢，庆祝申奥成功。我们也特别高兴。他们都在唱国歌，我一路唱的都是刚从安娜那儿学来的《金色的耶路撒冷》。”
2
半年之后，安娜得到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机会——给法国一家图片社做摄影记者，她又回到了北京。一回来，安娜就去了“河酒吧”，那时的“河酒吧”店面扩大了一倍，但店里还是她熟悉的人。
张玮玮注意到，这次回来，安娜的手里多了一台相机。“我那时没事就去‘河酒吧’待着。这么好的演出都不要演出票，当时都是点一杯喝的，我又不喝酒，所以就完全不花钱，坐在那儿听他们唱歌，拍下他们做音乐的故事。”安娜说。
一开始，安娜只是拍一些排练、演出的照片，但拍着拍着，她觉得“要有一个完整的东西”，从那之后，不管去哪里，做什么，她都一直带着相机，“我去了他们每个人的家，想看看他们家里是什么状态。”
万晓利的家。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张玮玮的家里特别干净，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小河也是这样，他家是一个排练室，事情都一二三条列好了，清清楚楚。”安娜对万晓利的家印象很深，“他是带着妻子女儿来北京的，需要养家。他特别特别低调，不多说话，我们没怎么说过话。但他那个时候特别瘦，我感觉作为音乐人真的吃不饱。”
“我的房间特别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堆乐器，其他什么都没有。”在张玮玮的印象中，安娜很会收拾，把他的被子卷了卷，堆在床边。大家往那一靠，就变成了一张沙发。
就是在那里，安娜拍下了张玮玮拉手风琴的照片。当时，张玮玮正在练琴，整个人完全沉浸在曲子的情绪里。安娜走进来看到这一幕，按下了快门。
张玮玮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玮玮都把那张照片用作演出的宣传照。看到那张照片，他就觉得很安静，“如果能让我选择一个样子这辈子永远不变的话，就是照片里的那个样子。”张玮玮说。
那时，安娜和这些还在地下的民谣音乐人几乎整天泡在一起。她听他们唱歌、和他们聊天，给他们拍照，大家彼此熟悉到张玮玮一度觉得安娜的相机是不存在的，“那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一直背着手风琴一样。”
他们也拿安娜当家人。有一次大家一起去长城，有人朝安娜喊“八国联军”，早已习惯了被人盯着看的安娜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张玮玮不干了，冲了上去，“别这样，干吗呢？”结果被人追着骂了一路。
安娜觉得，这批音乐人和自己很像。他们从外地来到北京，没有固定的工作，总被人称作“北漂”、“盲流”，但也正是和这群人在一起，让安娜在中国第一次有了归属感。“大家一起做饭，一起交谈，就像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新鲜的，充满活力。”
2003年的大年三十，小索组织不回家的朋友聚在“河酒吧”一起过年，安娜也去了，拍下了很多疯狂的瞬间。她本来不太把中国年当回事，但从那次起，她第一次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节日。
那天晚上，大家把酒吧关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围着一起吃饭、喝酒、唱歌，一整晚都没有间断。最后大家头顶着头，手搭着肩，围成了一个圈，跟着音乐原地转圈。转一圈，扑通一下栽倒一个人，继续转，扑通一下又栽倒一个。
“我们这么一帮朋友在一起也挺难的。”安娜提议大家一起去三里屯的一个老照相馆拍照留念，“我跟师傅说，我付钱，但是是由我来拍。我先给大家拍了合影，再单独拍照。我先让他们闭眼放松下来拍一张，然后再睁眼拍一张，最后整理到一起，我说这是我们的小家庭。”
2003年春节，安娜在三里屯照相馆为美好药店乐队拍下的合影。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那阵子，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后一起到法国找一个小镇，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这么些人，谁都喜欢，就一辈子待在一起。”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非典来了，北京大街上人心惶惶，那年夏天，“河酒吧”倒闭。
“关门以后我们都乱了，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在哪儿做音乐。那段时间，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安娜说。很快，野孩子乐队解散，张佺去了云南，张玮玮去了新疆，只有小索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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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再聚到一起是2004年，送小索。那一年，34岁的小索因胃癌去世。
送小索的那天，小索的妻子杰西和张佺就都住在了安娜家。大家一起收拾东西，说着要带上小索的吉他和专辑，安娜用相机记录下了那个瞬间。在安娜的记忆里，“小索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怎么说话，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配一个大笑，说一句乐一句。”
小索（右）在河酒吧。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送走小索后，大家办了一场“告别小索”的演出，来了很多人，所有人都特别难受，说话说不了三句就说不下去了。张玮玮和郭龙上台唱《黄河谣》，直接在台上唱哭了。“小索的去世，就像是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美的梦，突然一下被扯得粉碎，让人清醒无比。”张玮玮说。
安娜一个个把他们叫过来拍照，“心里思念着他，试着拍出他留在大家心目中的影子”。但最后洗底片的时候，有一半都没洗出来，安娜常常想，“是不是小索把这些人，这些照片留给自己了？”
“告别小索”演出当天的安娜。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河酒吧”没了，小索走了，大家也散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安娜有空时会跟着张玮玮他们一起去演出。
2004年12月，安娜跟着张玮玮和郭龙去广州演出，演出完从广州坐火车去云南找朋友玩。正好赶上海啸，很多火车都取消了，滞留了很多人。张玮玮和郭龙拉着安娜在人潮里挤来挤去，安娜吓坏了，脸色都变了，但一上车就又高兴了。
列车员问安娜，你是哪个国家的？安娜说，法国的。又问郭龙，你是哪个国家的？郭龙开玩笑说他是日本人。列车员扭过头对张玮玮说，“那你是他们的导游，对吧？”
到了云南，安娜又拉着大家到照相馆拍证件照。这张全部都闭着眼睛，那张全部都睁着眼睛，这张全部都笑，那张全部都不说话……各式各样的，全拍了个遍。这次相聚之后，大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都在各自面对自己，面对生活，谁也顾不上谁。”张玮玮说。
2007年，安娜邀请张玮玮他们去她的生日聚会，向他们正式介绍了刘烨，也给刘烨讲起了河酒吧那帮朋友的点点滴滴。
安娜和刘烨结婚那天，正好张玮玮和小河在广州参加一个重要的颁奖礼，一群人商量着怎么办，最后小河拍板，他作为主唱实在走不开，派张玮玮回北京参加婚礼，于是，张玮玮连夜飞回了北京。
婚礼现场，张玮玮和过去“河酒吧”的朋友们一起排练了一首歌，“安娜敬酒敬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藏在桌子底下的手风琴，一起唱那个歌，安娜眼泪汪汪的。”
安娜带刘烨来参观这次的展览。 图/三影堂 3画廊
结婚后，安娜很快怀孕生子，家庭渐渐成了她生活的重心，老朋友们再次四散，回到各自的生活中。
“诺一长大一点后，大家的见面才渐渐多了起来。”张玮玮说，聚会上，诺一唱起了很多他们的歌，他特别惊讶，“完全想象不出来一个那样的小孩，嘴里唱出《眼望着北方》，简直太神奇了。他为什么会唱那些歌，你就能想到安娜抱着诺一，哄诺一睡觉的时候给他唱着那些歌。”
这让张玮玮觉得感动，“我们这一波人，年纪轻轻在一起，后来年纪都大了，有了各自的小孩，这些小孩们又唱起了叔叔阿姨的歌。”
对此，安娜也有同感。两年前，野孩子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办了一场演出，她带着诺一和霓娜去听了。坐在台下听着当年的那些歌，她特别感慨，对身边的朋友说：“这就是我的青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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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拍下这些照片时，安娜为它们取名为“他们”。对安娜来说，“他们”是她在中国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也是让她决定留在中国的人。
后来，和她一起来北京交换的两个同学先后和乐队成员结婚生子，安娜觉得，“应该是上天有一些决定，让我们这一批人有如此大的缘分。”从那以后，她将“他们”改名叫作“我们”。
这些年，她把“我们”仔细分类后，整整齐齐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
2011年，野孩子乐队重组时去了北京演出，安娜也来了。演出结束后，一群人聊了一整晚，又像当年那样，一起吃了个早餐才各自散去。那天，安娜给了张玮玮一大堆照片，“你们就随便用吧。”张玮玮点点头，说：“用的话肯定署名。”安娜说，“署不署名都没关系，这些照片本来就是你们的。”
拿到那些照片后，张玮玮只拷贝了一份给张佺，谁要都没给。在他心里，这些照片记录下了他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特别珍贵，不能让它们四处流散”。每次媒体采访找他要照片，他都像护着宝贝似的，能少给就少给。
安娜的镜头中，张玮玮（后）们可以席地而歌的时光。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怀旧的时候，张玮玮就放着野孩子的《走了》，在家里翻看那些照片。他发现，照片和歌词莫名的契合：“山上的花，你自己开，自己败，你就自己摇晃。路上的人，你自己走，自己唱，你就自己张望……看着那些照片，听着那些歌，回忆全都回来了。”
今年前段时间，策展人荣荣找到安娜，希望把那段承载着青春的黑白照片重新展示出来。策展时，安娜想到用歌词的形式来作为照片的图说，她需要找人帮她写中文的部分。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小索的妻子杰西，“没有她就没有‘河酒吧’。”
小索走了之后，杰西没有再做音乐，也没有再婚。安娜找到她说，“这是你的故事，而且你在这个故事里是特别重要的人，你应该骄傲。”杰西很高兴。她们约了两三次，一边给照片写说明，一边回望着青春。
小索的妻子杰西。 图/三影堂 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影展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照片就在网上传开了。张玮玮一条都没有转发，“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看，我真的觉得就特别珍贵。”看着那些照片，他和郭龙琢磨着，“咱们70岁的时候再看到这些照片又会是什么反应呢？”
影展开幕那天，小河来了，安娜看到他特别兴奋。小河说，我自己去看，这是我们的过去。
看完展览，小河说，“咱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故事。”安娜也正有此意，她正策划着请小河，万晓利，张玮玮和郭龙在影廊办三场演出，在这里重新唱起那些青春的歌。
来参观展览的小河（左一）与安娜、诺一合影。 图/三影堂 3画廊
“这是安娜在我们这段生活中做得最重要，最好的一件事情。”张玮玮说，是命运的安排，让她从遥远的法国来到中国，“和我们一起度过那个时代，并且把那个时代留下。”
看着这些照片，安娜偶尔会感慨当年的难得。那时候，他们经常坐在张玮玮他们租房的小区门口，摆张小桌子，弄些吃的喝的，就地坐着弹琴唱歌，“现在不可能了，会有很多大妈跑过来说不行。”她说，“这个展览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大家还在做音乐，还很开心，依旧团结，没有妥协。”
这次展览中，安娜将“告别小索”当天拍摄的照片做了集中展出。图/三影堂 3画廊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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