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夕，欧阳娜娜第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过。春晚分会场的录制结束后，她去朋友家蹭了顿饭，人多也热闹，但总是少了点归属感。妈妈和妹妹在波士顿，爸爸和姐姐在台北，天南地北的，她心里不免泛起些别样的滋味。
家里过年总有坐满一屋子的亲戚，一起推筒子打麻将吵吵嚷嚷。掌勺的是独揽厨房「大权」的外婆，一定会把红烧鱼、红烧肉、元宝蛋等固定菜式端上桌。前些年外婆摔了一跤，腿脚不便，幸好有一个帮忙的阿姨得了她厨艺的真传，不然一家子人就只能眼巴巴想念那份熟悉的味道。
兄弟姐妹总喜欢结伴涌向夜市，从街头吃到街尾：第一摊是香肠，接着是臭豆腐，然后到蚵仔煎的摊位坐下，等前几份小食都出炉端上手了，就去点青蛙下蛋，最后以地瓜球圆满收尾。家门口的夜市规模不大，算不上游客必到之处，摊位老板看着她长大，有人坚决不收她的钱，有人必定给她多加一颗蛋，唠唠叨叨说那么熟了，都是应该的。
在上海弄堂内的一间旧宅，我们以「与面点的亲密关系」为灵感，设计了这组封面故事。
这几年台北倒是成了她客居的城市，停留的日子总是匆忙，最开心就是半夜落地，回家见到爸爸买好的一桌清粥小菜。在家暂留几天，她总要想方设法把餐厅排满，即使理论上不怎么可行，也要努力每一样都浅尝。
她吃饭的习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小时候她坚决不吃早饭，在美国上学时她开始把三明治当作早餐特别标配，单片烤面包上涂黄油或是牛油果，管饱。到现在，她已经不会放过任何一餐，一天四顿都没有关系，「没吃早饭就会感到空虚。」食物也是工作的准备之一，心理上的需求甚至超过实际的饥饿感，她由此生出了点敬畏心，「嘴巴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会很焦躁。」
她没有对特定食物的执念，身在哪座城市就吃当地的美食，甜口咸口不忌，冷食热食混夹，还东西兼容、南北通吃。一年前她知道了上海的青团，春天清明前后上市，最爱肉松馅儿；这里的豆沙甜粽和鲜肉咸粽她都喜欢，也不免想起外婆的手艺，米少馅儿大，鲜肉之外还要加上蛋黄和栗子，赢过市面一切厉害的配方。大概是端午时节倍思亲，近年来她没怎么在外吃粽子，「反正不是一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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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她决定搬到上海常住，这完全出乎她自己的意料。只是 20 岁时，生活转弯不需要暗流汹涌的铺垫，「一念之间」的想法，怎么试都没有对错。因为无意间走进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因为喜欢那里米黄色的墙壁和点单方式，因为鲜花和许多笑声，她就突然下了决心。向前走就要不断地离开熟悉的地方和味道，在不确定中梳理出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向，在意外中习惯惊讶，把陌生当成日常。
两年前，欧阳娜娜的人生计划之一还是 25 岁结婚，然后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现在，她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对烹饪这种「必备技能」兴趣不减。「做什么」的过程本身比「吃什么」更重要，「虽然我爱吃，但其实没什么要求。我可以一直吃同样的东西，也可以顺着他人的口味，去香港爬山的时候每天吃泡面我也挺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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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三大拿手菜：第一是部队锅，第二是咖喱饭，第三是牛丼饭。虽然有人说前两样不过是「把所有东西放进去」，但她坚持加料的比例才是秘方，「比如说部队锅，网上的配方写『韩国辣酱两勺』，你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勺。一开始我要么做得太咸要么做得太辣，后来才慢慢试出来现在的配方，加多少牛奶、加多少片芝士，别人和你调出来的味道不一定一样，对了，一定要放白砂糖。」
不久前她还试做了真材实料的玉米蔬菜汤和牛奶麻辣烫，周围人评价都不错，「也可能他们本来的预期就比较低。」她收藏了不少快手菜的菜谱，匹配自己的能力和时间，但一时兴起买下的各种设备并不一定有用武之地，「为了学烘焙我买了搅拌棒等一堆东西，结果只做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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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尝试的成功总是令她雀跃，只是比起下厨，她写歌的成就感混杂着更多煎熬和期待。她写的第一首歌其实是学校作业，「就感觉快完蛋了。」之前她一直有些排斥写歌，归根结底因为缺乏信心，正如第一次去美国上学时，13 岁的她因为不确定自己的语法是否正确，就干脆不开口。「不确定好不好，我就先不写。」
但事到临头也只能赶鸭子上架：用吉他配出旋律，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架了手机，踩着线录完。
「当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歌算是写完了，但都不敢给妈妈听，也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但她又觉得，那首歌完全是她想表达的东西。「直到第二天我才发给朋友们听，评价很两级，有人说这首歌连副歌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有人说一句词也不要改，一个音也不要改，超级棒。」
那种又矛盾又骄傲又羞涩的感觉，她只能形容为「奇怪」。小时候练习过各位名家的古典作品，工整严谨没有束缚住她，反而让她在创作时「想往反方向走，更随性一点」。她是直觉型的创作者，「往往是当下情绪的一种抒发，有时一天、半天就能把歌写完，但写下一首的情绪可能在两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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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随性并非率性而为，但她觉得凡事应该给自己定个目标。以减肥为例，她总是摆脱不掉那点纠结，永远处于减肥状态，又永远有欲望吃东西。「我其实是有毅力的，但要想明白目标，为什么要减肥？也要定下『减多少斤』，为了减而减，我会不开心。」
创作同样如此，方向明确，然后为与其匹配、必须付出的代价做好心理准备。不久前她发布了三首新歌，发布的前一个小时，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紧张。她和几个朋友一起坐在餐厅，嘱咐大家一会儿都拿出手机来下载，「万一没有人听可怎么办？」那一刻，她好像回到了 16 岁，第一部电影要上映，她和其他几个新人演员一起打开订票网站，每人买了四张票。「要现在肯定就包场了，至少也买个一百张。那时没有概念，只是希望不要那么难看，至少场子不会空着，还有一点点票房的贡献。」
每一次作品面世都要面对所有人的不同意见，她觉得自己渐渐有能力去做一点判断 —— 做一件事，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即使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是错的，我还是要去经历，不然怎么知道到底对不对？」表演不能算成功的尝试，「我一直没有体会到任何成就感。就当下来说我做得不自在也不够好，很多东西无法把控，或者也是还没碰到一个适合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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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她对音乐的信心要充沛得多。新歌发布后，有评价指责她抄袭，还做了视频来比对细节。朋友有些惊讶她的不在意，在她看来，一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何况有人愿意花这样的时间和功夫，也是一种认真。「我有仔细去听那些对比，因为我也很怕听了很多歌之后会在创作时不自觉受到其中一些的影响。但他们指出『抄袭』的那首歌我之前都没有听过。」
她也想过反驳，但又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我的歌会被联想到其他成功的作品，也挺荣幸的。」只要有人喜欢她的创作，是一百个人还是一万个人她都无所谓。看到网易云上她的新歌下评论超过了 999 条，她开心地截屏给朋友看，「可能也是因为没有预期。这几首作品从旋律诞生到歌词到每一版编曲，经历过所有过程就觉得它们真的像我的孩子一样。做完之后我突然感受到，原来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向往的生活》录制结束时，欧阳娜娜和所有嘉宾一样，要在留言本上写下「今年我要……」的期许。「当时我停住了，认真想了一下答案。后来我写，今年我要好好爱自己。」
2020 年过半后，她想起那句话，觉得不是一句口号，「我真的是有往那个方向走。」比如，她允许自己直面自己的真实情绪，也允许自己多一些表达。从小在媒体的注视下长大，她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外一定要克己谨慎，「不可以做不好的事，不可以说不好的话。」许多事情超过她年龄可以理解的范畴，比如媒体不间断的偷拍，各种捕风捉影的评价，「让我有许多不自觉的限制。」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20 岁了，我开始有一点脾气，有点容易生气，有点容易发怒，但以前肯定会把所有情绪都忍住。」她又想，所谓年龄可能只是借口，「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生这个气。以前我怕（这种表达）会让人难堪，或让人感觉到我不开心，所以最好不要让人看到，但现在我会说出来。」
一度她曾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玩，没有资格休息，但现在她会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争取这些时间。「我会和团队商量。今年特别明显的改变，就是我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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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搬到上海，也因为这座城市给了她一点生活的感觉，可以在潮湿的夜里散步，看看路灯和树影。「在北京的时候，收工后我只想回酒店躺着，但在上海的话，再累也想和朋友聊一聊。」不同城市对她的意义不同，波士顿属于学校，上海和北京就需要分秒必争抢时间。「我是个很难完全放松的人，很怕自己不够认真。很多时候我想偷懒，但心里又过不去，各种不踏实，会自己和自己打架。」
她知道，所有的标准应该由自己来衡量，所有的纠结应该自己来消化，「别人的评价永远都参差不齐，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想要什么。想要永远不跌到、不受伤，这不可能。每个人的评价体系不一样，有时候别人只是在你身上找一种投射，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被影响。」
一次她听一个朋友说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那瞬间她心里升起的是一种荒谬感，「我觉得很可笑，对，可笑。如果你把这个当成梦想，那一辈子也不会快乐，因为你达不到。」一切辛苦都算不上什么，但如果不选择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又或者只是追随主流，那必然不会开心。
「这一次的全球疫情也让我更想珍惜每一天。隔离出来后，连以前有些厌烦的工作都很享受，年轻就是可以多拼一点，不是只拼工作，也可以拼生活、拼玩。凡事可以再用力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