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11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度严寒的条件下打响了长津湖战役。这场战役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
如今，从九死一生的朝鲜战场幸存的战士已日渐凋零。南都、N视频记者日前寻访到三位在粤的抗美援朝老兵，他们中有人亲历了那场冰雪里的长津湖战役，有人当年因负伤下场而幸存，与失去力量的手臂、深嵌腿部的碎弹片相伴余生。
迈入耄耋之年，老兵们的瞳孔弥漫上浑浊，听力渐已衰微，他们的声音却出奇的洪亮，缓缓道出封存71年的战争烙印：冰天雪地里只能用体温融化冻土豆，连发的重机枪沸腾了冷却水，突击取胜时摸黑踩过绵延的交战双方尸体，血腥空袭结束，就地用棉被包裹战友埋葬。
北上鸭绿江
71年前的秋天，1950年9月，梅州人陈福安在蓬莱半岛面朝东海。
那年，陈福安23岁，归属第9兵团第20军。这支来自华东的部队自解放上海后一直沿海驻扎，专挑大风大浪的天气出海锻炼。
海风曾吹来不同版本的传闻，陈福安对南都记者回忆：“有些人说会向北走，有些人会说向南走。”
陈福安（左）。
陈福安出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尾声。1927年的风云变幻让陈福安不曾见过父亲，“我听母亲说，我父亲的职业是帮人打官司，非常擅长写状纸。大革命失败后，有人要举报我父亲，说他参加了红军。”陈福安全家四散逃难，根据传回的信件，父亲逃去了香港，最后死在一颗榕树下。读到六年级时，陈福安母亲病重身故，他辍学打工，替人种田、打铁、搬箱、卖面卖饭，干一切他能拉到的活计。
1948年11月，陈福安成为了一名解放军，随即参与淮海战役包围徐州。次年渡江战役后，部队一路追击到杭州，转头前往上海。那时上海郊区还连片种着养蚕的桑树，他就在这个时期入了党。
解放上海后，部队开进城区，根据规定，“我们不让进老百姓房子煮饭，是吃干粮的，睡在南京路马路上。”天空飘起毛毛雨，百姓拿着扫把出门，说地上太邋遢了，要给解放军扫干净。
时至1950年10月，梅州人陈福安已北上越过长江黄河。当他与战友再次收齐行装，看清火车车头朝向那刻，此行的任务不言自明。
北上到辽宁沈阳，陈福安接过一把用来挖战壕的铁铲。再下一站是吉林通化，这个南方青年被命运带到了北境的鸭绿江边。
第一声枪响
1950年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时局的聚焦点一度瞄准东南方向。
来自山东淄博的董桂义在浙江扎铺寨守海防，对阵国民党占据的舟山群岛。然而，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两周之内占领汉城，进抵“三八线”。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会谈，计划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董桂义。
10月，董桂义所在部队北上，火车经沈阳飞驰而过，经丹东也不停歇，直接开过鸭绿江。江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美军一旦占领这个铁路重镇，就相当于堵上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一扇大门。
董桂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81师241团机枪连班长。火车过新义州刚停稳，他们就开始跑步前进。这是他内心起伏最为激烈的时刻——战斗即将触发之时，远远地听见敌方的枪声，“我的心里扑腾”，他说，但没有一点点怕。回想起来，人在那种情境之中，真是不知畏惧。
此次突袭消灭英27旅两个团，令其回折返60里路，董桂义看见，几十架飞机马上出动轰炸新义州。志愿军部队从新义州过桥回到丹东，是早晨十点多，对岸已经一片火海，黑烟遮云蔽日。
回程的董桂义来不及歇息，空袭的飞机就已越过中朝边境直逼丹东。部队进山中躲避，轰炸和高射炮的回击持续了一整天。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共有五次战略性战役。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令“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美梦化为泡影。
董桂义和陈福安都归属第9兵团（辖第20军、26军、27军）。这支长期在华东驻扎作战的部队缺乏高寒地区经验，原定先在东北整训一个时期，但因朝鲜东线战事急迫直接入朝，寒区服装来不及发放。
陈福安抵达边境时是1950年11月初，部队接到马上过江的指令。鸭绿江已经冰封，士兵们还穿着在上海发放的鞋袜和帽子。他们将棉被用绳子固定，做成袄子系在身上。“我们是南方部队，没有经历过这么冷的天气，敌人的武器装备又那么好，我想着，到朝鲜是十死无生的。”
战士跨越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雪山向长津湖挺进。
过江后，陈福安连走了三天山路。
他听说，对面是美国的最精锐的几个王牌师，陆军一师、三师、七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师、三师交界的地方，插进中间去。”
根据志愿军首长的指示，11月19日，第9兵团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二十、二十七两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一师两个团，钳制美七师之两个团，并力争继歼该敌之一部”。
冰雪长津湖
董桂义第一次赴朝回国后，改道黑龙江绥化，越过长白山，第二次出国。途中载着枪炮的车滑进山沟，最后武器都是人力抬着到了朝鲜。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战场，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这支队伍将迎战美军的陆战一师。
长津湖是长津发电站的蓄水湖，群山包围，东西两岸均为海拔1300多米的山地。据记载，在1950年，这一地区10月下旬开始降雪，到11月下旬，气温已下降到零下27摄氏度左右，到处是白雪覆地，山高路窄，道路冰封。
第9兵团进入长津湖战区后，美军空袭致大量汽车、粮食、被服、弹药补给被毁，就地筹借粮食十分困难，没有住房，只能在雪地露营。部队忍饥受冻，冻伤减员严重。陈福安亲眼看着一位战地通讯员赶到阵地后，受伤的脚上脓血与鞋袜里的冰凝成一体，只能用剪刀剪烂鞋子，将脚取出。
第二次战役中，陈福安曾守在黄草岭，“唐朝薛仁贵征东的那个山”，为的是截断美军退路。
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天气，积雪深没过膝盖，像电影《长津湖》里演的那样，陈福安说，在山上驻守的战士一个人分到几个土豆，冻得像石头，“我们放到胳肢窝底下，慢慢等它融化，再咬着吃。”
换防时，战士们发现一个班的副班长不见了，“大家觉得没理由啊，敌人又没上山来，怎么会不见啊。”最可能的解释是，大风刮落山上的雪，将人掩埋。
在山下的“厨房”——两间很大的行军屋里煮着土豆，热气升腾，曾有换防下来的战士顾不上思考直接用手抓，双手马上起了血泡，最后只能截肢。
带皮土豆和苹果已经是最好啃的东西，最难啃的是稻子。董桂义对南都记者介绍，没去壳的稻子硌牙又扎破牙龈，只能等口水分泌出来，硬着头皮“嚼啊嚼啊嚼，嚼出水来，再把干的吐了。”麦粒子算是挺好吃，但是嚼不碎，囫囵地咽下去了，消化不了。豆子煮了之后倒能嚼碎，但吃了之后胀肚子，志愿军砸开冰来喝水，容易腹泻，一路行军，一路臭气熏天。
“朝鲜战争啊，苦啊。打仗、行军那么苦，但谁也不想复员（退伍）”，一些长期病号，哪怕爬着都要跟行军队伍走，有的战士其实无家可回，部队是情感的依托。
在朝鲜战场，志愿军白天钻山沟里用植物隐蔽，等待夜色给行动提供掩护。董桂义说，美军走着自己修的盘山公路，“我们呢，钻山沟，以团为单位，这边插上去截住一股来打，那个团又从那边插过去。他是机械化，我们是两条腿。”在敌方行军路线上迂回作战，切断前后连接，各个击破歼灭。
作为曾经的机枪手，董桂义脑海中有一个抹不去的画面。
一次截住日本车，枪声一响，车辆搭载的敌军士兵踩着汽车挡板缝隙向上爬，想跳出车外，但他们的脚纷纷中弹，“一中弹就失去控制，一下子有的歪到里面，有的栽到外面，可是脚还在缝里面别住，就那么挂在那个车上，没有办法再上来。”
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雪夜，打仗的火气激得董桂义出的汗，在战斗告一段落后结成一身冰渣。志愿军队伍要趁夜色推进。四五十里路上，遍布汽车、坦克、枪炮和死尸——敌军的，战友的，幸存者摸黑踩着过。董桂义们一脚深一脚浅，不时踏空或绊倒再爬起。
队伍身后，片刻前的战场上硝烟已散，鲜血发黑凝固，躯体上落一层雪霜。
滚烫的枪筒
朝鲜战场上，董桂义扛一挺德国制造的马克沁重机枪，全重近50斤。“打起仗来，这边拉这边进，一个袋子是250发子弹，拉到机枪上，几分钟就打完了。”
董桂义向南都记者比划，“来回的这个子弹热啊，打得多了以后水在（水冷式套管）里面就像烧开了一样。到时候要前进了，那个筒子都不敢碰的。如果没穿衣服直接就被烫熟了。”
1950年11月，根据第9兵团的部署，第27军决定：以第81师主力进入新兴里地区，协同第80师，共集中5个步兵团，以4个团进攻，1个团阻击援敌与截歼逃敌，围歼新兴里地区的美军。
新兴里战斗中的机枪手。
董桂义所在的第81师第241团由正西及西南向新兴里进攻。“本来我们是机炮连，打起仗来呢，我们一个排分到一个步兵连去。”重机枪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在步兵冲锋时占着高地，封锁敌人火力，掩护步兵前进。“敌人打，我们也打，打得敌人打不出来，我们的步兵才能往前冲。”二是当敌人从碉堡往外扫射，步兵要去炸碉堡，重机枪须封锁碉堡上的射击孔，掩护带着炸药的步兵。
根据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资料，这天晚上，火炮实施急袭15分钟后，第27军部队于23时发起攻击。至12月1日拂晓，4个步兵团先后突破美军前沿阵地，将敌压缩于新兴里村内狭小地域。
新兴里之美第31团级战斗队在外援无望、即将被歼的情况下，指挥官费斯上校命令毁掉所有的火炮、卡车和补给品，率领剩余人员开始向南突围，当即遭到志愿军第241团的阻击。在40余架飞机掩护下，美军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突破志愿军阵地，夺路逃命。
志愿军第27军部队立即展开拦阻和追击作战，将美第31团级战斗队大部歼灭于新兴里、新垈里地区。残敌一部越过冰封的长津湖向柳潭里逃窜，一部继续沿公路南逃，被志愿军第242团1营拦阻于后浦、泗水里地区。经过激烈战斗，志愿军毙俘敌400余人。新兴里战斗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1个加强团的战例。
志愿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董桂义回忆，牢牢把握制空权的美军飞机向趴伏在地的志愿军步兵投掷汽油弹，汽油弹撞击地面爆炸升起两米高的火，“人没有办法，蒙着头从里窜出来，多数都那样烧死了”，火势蔓延席卷山上的柏树林，留下一片荒芜。
1951年初，“联合国军”退至三八线以南，陈福安在阻击过程中被坦克的机枪击中左臂，一只手立即失去活动能力，负伤退下前线。
名册和书信
董桂义是机枪连班长，“一般的班是12个人，正副班长加10个战士。我的那个班是15个人”，他对南都记者说，机枪组正副射手、弹药手加上他五个人，是一组，另有二组和三组，各五人。
出国的时候，他们连里共约180号人。除了炊事班、连部正副连长、指导员、警卫员、通信员等二三十人，参战人员约有一百四五十人。到了1951年下半年，可参战人员包括他在内，仅余14人。
“剩下的人中有我们的副班长，19岁。”董桂义陷入了回忆。
当时为躲避美军飞机扫射，每人需要为自己挖一个长、宽、深度约半米的坑洞，当飞机逼近，“你得蹲下去，不能露头，飞机过去以后就赶快起来准备战斗。”然而，一昼夜的行军后，副班长挖坑时已经精疲力竭，躲进去后脸还露在地面之上。
捱过一轮空袭，董桂义和战友重新站起，而副班长已血肉模糊。“（连里）战斗人员到这个时候剩这么十几个人，看看那个血淋淋的，可怜啊。大家流着泪，把坑又挖深了一些。用他的棉被——因为那个时候天暖和了——把他包了包，把他埋在那里，我们又继续前进。”
志愿军部队坚守在上甘岭阵地上。
躲避空袭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共同回忆。
罗达仁曾是45军135师405团一营二连的文化教员，他向南都记者介绍，坑道内点蜡烛照明，要用炮弹箱子或雨布挡罩，不能让光线从坑道口漏出。白天“是人家的主场，我们只能在底下挖坑道，挖沟沟战壕”，到晚上再“偷偷摸摸地爬过去。打赢了就站在那里了，没有打赢就退下来。”
当初第45军和第44军整合时，两军番号同时取消，取原番号的尾数整编为第54军。罗达仁所在部队于1953年3月5日顶着美军飞机的恐吓扫射过鸭绿江，随后迅速分散，他们将要赶赴抗美援朝战场的最后一次战役。
这时，距离1951年7月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边打边谈的局面已持续近两年。使谈判陷入僵局的是“联合国军”方面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战俘全部遣返主张，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1953年7月中旬，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进攻作战。
1953年7月13日晚，夜幕下阴云密布，大雨将至，隆隆炮声拉开金城战役战幕。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集中火炮数量最多、火力最强的一次战役。半小时内的火力急袭将1900余吨炮弹倾泻到南朝鲜军阵地上，破坏其阵地表面工事30%以上。炮火准备结束后，步兵迅速发起攻击。在1个小时内全部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防御前沿阵地。
罗达仁所在的第54军志愿军战士不断轮换上前替补伤亡人员。他作为文化教员属于非参战人员，机动承担杂务，如救助伤员、宣传鼓动，输送弹药。他的日常职责原本还包括传递书信。不识字的战士找罗达仁代笔写信，让他给他们念通过军邮寄来的家书。405团一营二连里有187人，战事稍平静时，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封信来到罗达仁手上。
当金城战役结束，后方积压的信件一下子涌来几十封，每封盖章写着“几营几连哪个战士收”，其中有些再也无法抵达收信人。
多年以后，罗达仁到北戴河疗养，与当初的指导员重逢，对方交给他一本封皮暗红色、巴掌大小的老式笔记本。翻开战士名册，罗达仁才知道真正的伤亡数字，“二连上去的时候187个人，从朝鲜打下来剩28个人。我是二十八分之一。”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根据抗美援朝纪念馆数据，这场战争中，志愿军阵亡、病故17万余人，负伤22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联合国军方面，阵亡美军3.6万人，负伤10万余人次，韩国方面伤亡约在30至40万之间。
董桂义告诉南都记者，美军成立了专门机构寻找海外战场上失踪的战斗人员，其中也包括朝鲜战场。董桂义看到这类消息时总会想起当年所见，他想，上哪儿去收，这些无名尸骸早已归于尘土。
归途与余生
在战场上待久了，自会分别各种炮弹爆炸时的异同。榴弹炮巴掌大的弹片伴着巨响飞出，会带起风。而迫击炮破裂后的弹片很小，很碎，防不胜防。志愿军抵达三八线以南后的一次战略性后退中，来自迫击炮的碎片扎进了董桂义的腿。
他被送到三八线以北动手术，主伤口打上麻药开刀。“医生拿着那个透视的片子一边看，一边割开我的腿，用带钩子的刀子找啊，摁下去，往外一带。”护士为了分散他注意力一直问，“你多大岁数啊，结婚了没啊。”他疼得对护士发了脾气。
中国往朝鲜战场送弹药、送粮的汽车，往回走时捎上伤员。仍然是为了躲避空袭，汽车只在晚上跑。美军依靠照明弹探察，“我们的汽车在没有飞机来的时候开着灯，一来飞机，山上哨兵打枪，车就赶紧关灯，可是不敢减速。”汽车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躺在车里的伤员就被抛起来摔下去，“喊爹喊娘。”
动完手术回国时，董桂义等人改坐火车。白天照样得隐蔽，但火车不能熄火，烧煤的烟困在又长又矮的山洞里，“熏得人呛得上不来气”，每个人的脸就跟刚从煤矿回来一样乌黑。火车将他们带回黑龙江，伤员到医院洗澡上药，换下他们在山林中被撕扯成布条状的衣服。住院半年之后，董桂义转回山东老家。
在国内养伤的陈福安一心想着返回朝鲜战场。1951年11月，他到山东申请归队。“只要身体还行，那就想归队。当时我说我要为国家出力！打美国鬼，（他们）那么嚣张！”
陈福安对南都记者表示，当时医院里足足有六七十名想归队的战士，最后能达到要求的只有四五人，其余均被驳回。他到杭州疗养一段时间后，1953年，南下返回广东。陈福安曾在广东的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等单位保卫科工作，至上世纪80年代离休。
1953年停战协议签订后，罗达仁并未回国，随队在三八线以北驻军，盖营房。
“朝鲜老百姓也很紧张很艰苦”，罗达仁说，起初几年，粮食要从中国国内运过去，部队省下粮食分给百姓，在平壤帮忙修房子、修铁路，还要保持练兵。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队伍撤出朝鲜，罗达仁告别了这片浸润着战友血汗的土地，辗转重庆贵州任教职。
罗达仁。
耄耋之年的他乐呵呵地描述从朝鲜撤军途中的热闹场景，每到一个车站转车，他就跟当地老百姓表演节目，唱歌跳舞，转场时的片刻温暖伴他走过往后几十年里的艰难。
七十年前幸存的战士日渐凋零，南都记者探访健康条件尚可的老兵时，他们的听力大多严重衰退，但提起朝鲜战争，他们声音洪亮滔滔不绝。
“日本侵略中国让中国受苦受难，（难道我们）还会让美国佬进来？当然不能够！要赶紧阻止他。”陈福安说。他的儿子指着电视屏幕：“他很怀念那个时候，所以他现在也还是会看这些（战争）片。”
认识的幸存者中有人尚在人世吗？陈福安摇了摇头。
深圳的几乎每个晴天，96岁的董桂义总会出现在中山公园门球场。拉起裤脚时，他小腿处从右至左的贯穿弹孔仍清晰可辨。5粒指甲盖大小的美军迫击炮碎片在他体内存留了七十年，投映于黑底CT片中似在发亮。这些金属嵌入他重生的肌肉和骨骼，血管将其围绕包裹，再也无法分割。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林子沛 实习生 陈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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