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经历了整整14年的英勇抗争和流血牺牲，才在1945年取得了最后胜利，但鲜为人知的是：国民政府直到1941年才对日正式宣战。
1941年12月9日，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名义发表《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昭告中外，正式对日宣战。其布告内容如下所示：
▲图片来源：《中国要览》1943年版
该布告宣称，自即日起，所有一切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同时宣布，中国对德国、意大利两国也处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涉及中德、中意关系的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
但实际上，在1937年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国民政府不在1937年即对日宣战，而是拖延到1941年才对日本正式宣战？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复杂因素与政治考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就发生了“要不要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一开始，一些抗战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最先主张宣战，而后又打算应而不宣，在日军发出最后通牒之际，蒋介石却又计划宣战。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英美法等国又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蒋介石在犹豫徘徊之中又放弃了“宣战”与“应战”的想法，此后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在1938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进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时期。综合来看，国民政府此次放弃对日宣战，主要是以下缘由：
第一，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与日本。抗战之初，虽然中国的陆军人数占优，但在单兵作战与武器装备上，中日差距仍然巨大。此外，中国的空军、海军也处于绝对劣势。中国海军的吨位在1937年是5.9万吨，仅为日本海军吨位的3%。不仅如此，中国几乎所有的海军舰艇都是清末民初购自国外或者改建而成的，舰龄老化，设备陈旧，很难在战斗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抗战初期，中国已初建了一支空军部队，但总共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314架，是日本飞机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飞机还是从各个国家陆续购买的，型号性能不一，发生故障后进行修理保养都很困难。
第二，国民政府无法承担对日宣战的一切后果。因为按照当时的国家法规定，一旦宣战，两国间的外交及领事关系即告结束；两国间一切条约及贸易关系即行中止或无效；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将受很大的限制；没收敌国在所在国的国有财产。而当时中国并没有能力在宣战之后及时撤出在日的中国公民以及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中国公民可能因此受到驱逐和拘捕。而以日本当时的综合实力而言，除了运送日本人返回之外，这些在华日本还可以进入英法等国租界避难。
第三，各方势力对宣战的异议与阻挠。对于英美法一方，在7月24日17时，蒋介石征询英国的意见时，许阁森就表示：英国同美国一样“甚愿中日两国竭力维持和平，免除战争”，法国大使那齐雅“只觉贵国与日本已发生冲突，而未至爆发正式战争”，所以英、法、 美、德、意等国都强调了要“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何应钦、陈潜等鉴于中日实力差距与国际形势变化，主张暂时不宣战，但应该积极备战、应战、抗战。而在汪伪方面，汪精卫则抱着“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思想处心积虑勾结日本以谋妥协退让。在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更是在南京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卖国言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弱国之民只能做些没有意义的牺牲。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更是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解放前电报以诗韵的去声字代日期，艳就是二十九日的意思）声明，其投降妥协、卖国求荣的心思已经暴露无遗。
但是，中国并没有因为“宣战”问题而放弃抵抗，此后一段时间，中日之间“都是不宣而战,一面在那里打仗,一面还在那里讲道理,并不按照宣战的国际惯例执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才对日正式宣战。而此次对日宣战，国民政府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珍珠港》剧照
第一，蒋介石期待已久的国际形势终于有了大变化——即日本于1941年12月1日偷袭美国珍珠港。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苏俄与美国对日作战，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日，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到：“中日战争之解决，须作为世界战争解决之一部分”，蒋鉴于“美国对倭态度愈强，倭寇态度愈弱，几乎销声匿迹矣”，所以对美国参加对日作战抱有很大希望。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召集大员召开会议，通过了宣战文告并对外宣布。与此同时，蒋毅然决然对德国和日本宣战，其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厉害密切之英俄也……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构和，负责虽成亦败亦”。所以“珍珠港”事件对于美国是一个“噩耗”，而对于中国却是一个“福音”，因为中国孤军奋战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中国的抗战正式卷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之中。
第二，日本“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野心已经失败，穷兵黩武的大肆侵略已经使其陷入战争泥潭。在中国的顽强抗争下，日本侵华的三大政策（大陆政策、蚕食政策、不介入欧战政策）基本宣告失败，同时日本“四面出击”的侵略使得其被侵略国家联合了起来，反侵略阵营力量不断扩大。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绝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重庆大轰炸图片
第三，中国社会各界抗日力量的大团结与大联合。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达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暂时告一段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抗战局面逐渐形成，无疑增强了中国的抗日力量，提升了中国人对于抗战到底的信心。“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便是1941年之后中国抗战的真实写照！此外，蒋介石通过控制、建设西南地区，已经逐步巩固了抗战大后方，并将四川建设成为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大后方的主要基地。
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精神将历久弥新、永世长存！
参考资料：
杨晓，宋毅军编著：《抗战侧影 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 2015年。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毛泽东选集 论持久战》， 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 1938年。
《蒋中正日记》，1941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彭洪森主编：《抗战渝中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辑》，重庆：重庆出版社 , 2016年。
万言编：《中国要览》，出版地不详，1943年，第6页。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
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 四川大抗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2015年。
张皓，叶维维：《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晋阳学刊》2015年第2期。
屈宏：《抗战时期汪精卫对日外交述评》，载《历史的记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 2006年。
蒋百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载《蒋百里先生文选》，“国防学会”出版，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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