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后期一次非常重要的农民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然而这场曾横扫清朝半壁江山的运动，前后存在14年，最终还是失败了。
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促使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走向覆灭的呢?这就需要了解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清朝作为旧秩序的延续，是封建专制皇权统治(这里的“封建”取传统史学约定俗成的定义)的巅峰;另一方面，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势力开始深入中国内部事务。这就导致太平天国运动面临了和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新问题、新挑战。
长期未能建立稳固根基
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人签署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中规定的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之事。五口通商之前，清朝主要通过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故而晋、徽、江、浙等地的豪商通常需要雇佣广西籍劳工搬运货物翻越岭南山地才能到达广州。五口通商之后，豪商拥有更多选择余地，长江水运发达，不再需要雇佣苦力搬运货物，导致广西籍劳工大量失业并返回故里。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土客之争频繁，先来土著通常拥有土地等丰富生活资源，客家族群缺少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只能前去打工。然而五口通商之后，广西百姓面临严峻生活危机，迫不得已只能揭竿而起。然而广西地理偏僻，加之早期参加太平军的百姓基本都少地甚至无地，难以建立充足的根据地和税收体系，没有形成根基。所以从一开始，太平天国就需要为了躲避清军的围剿而不断突围。这种情况一直等到太平军攻克南京，打到了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才有所改善，苏福省更成为太平天国对抗清军的大后方。
经济分配政策存在问题
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最直接因素，就是经济问题，为此《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吸引了大量农民的参加。然而理想虽然美好，但却不切合实际，到后期“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更成为下层太平军的准则，并没被上层所执行，太平天国内部逐渐出现阶层分化。
圣库制度，是贯穿太平天国运动最为长久的经济制度。这个制度规定设立“总圣库”、“总圣粮”的具体规章，对保障军队的供给、吸引贫农加入起义具有积极意义。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保障了太平军将士家属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专注于杀敌取地。并且由于缴获的一切战利品均需交归圣库，战士们于民众的关系同样非常融洽。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定都天京之后，过分的倡导平均主义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交流与进步。太平军中大多是流民和贫苦农民，虽然起义的欲望最为强烈，但同时期盼发家致富的愿望也最为殷切。后来颁布的《资政新篇》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具有更为建设和现实意义，但为时已晚。经济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到了后期腐化了太平天国领导层，同时也打击了底层太平军的士气。
军事线路长期不清晰
早期太平军面临清军的围剿，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军事方案和政治策略，没有确定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虽然后来经过一系列突围和战略转移后，太平军终于在江淮、浙福一带站稳脚跟并定都天京，然而政策不清晰的诟病依旧延续下来。作为横扫清朝半壁江山的势力，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始终存在于长江流域，然而长江航运和水师建设始终未能被太平天国领导人所重视。曾国藩在湘军围剿太平军的时候说过，“长江航运之枢，高屋建瓴，关键之局也”，故而大力发展湘军水师，并于1854年在田家镇会战中击败了太平军，直接威胁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地盘。
太平天国长期不重视水师建设，在制江权权落入湘军手中之后，湘军可以自如运送兵力，使得太平军沿江各地处处受制于人。而在其他方面，太平军同样昏招连连。在湘军全力攻打安庆之时，太平军李秀成部看不到安庆的关键地理位置，反而趁清军的江西守卫空虚而伺机扩大属地，并贪图富裕而吞并浙江，劫掠财宝美女。而太平军另外一路陈玉成部同样趁湘军主力在安庆之机远途攻打无创，并将部分精锐派往西北征伐。由于太平军未能拥有统筹全局的政策和计划方案，贪图短利、轻重不分，最终被占据水运便利的湘军分割围剿。
外交政策完全失败
在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层开始弥漫起盲目的乐观情绪，不仅内部奢靡争斗之风渐起，而且内政外交政策同样处于模糊不清的局面。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法列强势力在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日渐增强，并且其军事实力具有对清军和太平军的压倒性优势，成为双方对峙中的第三股势力。从1854年到1856年间，清廷与英法就进一步通商问题存在巨大冲突，双方对峙严重，最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时的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因对太平天国不了解，误以为它是一个天主教政权，故而纷纷派遣特使来到天京商讨通商事务、最惠国待遇以及与清朝签署旧条约的延续问题。
太平天国所信奉的拜上帝会在交易和宗教理念等层面已经与原本的上帝崇拜存在巨大差异，当西方列强清楚这一点之后自然不会同情他们。而当清廷最终给出了列强索要的不平等权利之后，西方列强自然转而同情起清廷，并开始帮助清军以维护自身在华利益。1861年1月，太平军出兵进攻上海之后，华尔的洋枪队更名“常胜军”;5月，英法联军出动军舰联合清军攻克宁波，切断了太平天国的大后方，随即组建中法混编军(常捷军)和中英混编不对(常安军和定胜军)，开启了深度介入清朝内部事务的进程。
缺乏乡绅阶层支持
以往的农民起义中，起义军领袖往往能够争取到地方乡绅或豪族门阀的支持。然而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因两广靠近澳门和广州，受到西方基督教影响，所以被科举落第的洪秀全借来作为起义旗帜。他所弄出来的拜上帝会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受基督教影响的产物，但太平军对儒家的敌视却是非常明确的。这就导致当时的读书人，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被推到了太平天国的对立面。缺乏乡绅阶层和知识分子支持的政权，必然难以持久。
正因如此，读四书五经以求科举成名的知识分子不仅不会帮助太平天国，反而会将其视为比满清八旗和西方列强更加危险和可恶的存在而加以镇压。另外，在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的清朝后期，南方宗族势力庞大，乡绅阶层通常就是本地土著宗族的代表。由于太平天国在从广西运动到天京的过程中，大量吸纳客家人，所以导致这些本地乡绅更愿意参加和支持湘军以及后来的楚军和淮军，而不是太平天国。
依赖神权统治模式
即便是依托于宗教旗帜，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元末红巾军起义，最初就是与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等结合所发动的。朱元璋在事业初创时，同样属于这一势力的范畴。但等到事业做大之后，朱元璋便开始着手清除宗教对政权政策的影响。然而洪秀全不仅没有摒弃掉了宗教的影子，反而将神权统治模式贯穿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
洪秀全以上帝第二子的身份自居，取得了麻痹教众和管理方便的效果。但为了拉拢和团结其他起义领袖，他又弄出来了天父、天兄等不同称谓。这被东王杨秀清利用，以“天父下凡”之口和洪秀全夺权，最终导致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当“天父”东王杨秀清的神话破灭之后，拜上帝会的教众们开始出现信仰崩塌，大厦将倾。
封王过多导致力量分散
以天京事变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国由于封王过多，导致诸王之间争权夺利，并在天京事变中达到了顶峰。天京事变以东王杨秀清伺机称“万岁”为起因，被北王韦昌辉在洪秀全密令下诛杀杨秀清党羽，顺势尽杀翼王石达开府中家属。紧接着石达开举兵靖难，上书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当时石达开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迫使洪秀全同意了请命。石达开不计前嫌，并保全和重用北王亲族，使得太平天国人心迅速安定。另外当时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等后起之秀与石达开一起，逐步稳定了太平天国的局面。然而由于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洪秀全大肆封王并意图暗害石达开，最终为了避祸促使石达开遁走，并在大渡河被清军围困，全军覆灭。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封王数量巨大，前后大约总计有两千多个。这导致即便在太平天国后期，涌现了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众多杰出将领，但却没有一位能够完成统一调度。诸王之间相互掣肘，互不服气，掐灭了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太平天国的失败有各方面的原因。但重点还是太平军领导层并未指定明确合理的策略，这才是最终导致太平天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诸多层面出现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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