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席懋昭妻子到北京(1984年席懋昭妻子到北京)(1)

图|陈云

1987年10月,陈云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作人员对十三大会议人事的安排。

也就是在会议上,陈云正式提出,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从一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陈云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于陈云,邓小平在1989年便说过:

“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

从遵义会议开始到新中国建立,陈云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之中的核心成员,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又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云为国家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考虑到自身年事已高,陈云向中央提出了从一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陈云一向淡泊名利,为了国家发展考虑,决定退休。然而提交中央讨论后,大多数的同志不同意他退休,只同意他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陈云也向大家坦诚了,在过去一年(即1986年10月11日),与邓小平、李先念两位老友交谈的内容。

“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只是三人完全退休的想法并没有实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只好采取半退的方式,陈云接替邓小平,出任了中顾委主任一职。

从“半退”到“全退”

三位老人有如此的想法,并非是一下子就决定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从1986年秋开始,开国上将韩先楚在北京病逝,没过多久,刘伯承、叶剑英也相继病逝,连续经历了三位老战友的追悼会,让本身年岁已经不轻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感到有些疲惫。

也正因为如此,三位老人开始考虑,从一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陈云内心决定这个想法以后,就开始为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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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云、邓小平、李先念

1987年元旦,按照往年的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期间都要有所活动,新闻媒体也会进行相应的报道,然而这一年的元旦和春节,陈云却并未露面。

这一系列的举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考虑到了外界舆论,中央决定在4月中旬,安排一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全民植树的活动,陈云在杭州也参加了这次的植树活动,用以回应外界的揣测。

尽管如此,陈云内心的想法也没有完全动摇过。

原本陈云就很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而自从决定要退休以后,更加注意这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在陈云生前,有关他的宣传、报道以及回忆文章,几乎没怎么宣传过。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终于实现了心愿,得以完全退休,自此开始,陈云便不再主动与中央领导人谈话。

本来已日趋平淡的陈云,偶然得知了一件事情,让他很不高兴。

就是电视剧《陈云出川》的热播。

一次,陈云在医院指着一个小皮箱对护士说:“这皮箱比你年龄都大。”

这个皮箱也拥有悠久的历史,那是1932年10月,因为顾顺章叛变的缘故,上海的共青团中央也遭到了破坏,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人决定前往中央苏区,离开上海之前,陈云买了这个皮箱,此后无论到哪儿,陈云都随身带着这个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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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云在工作中

有个新来的护士笑着说了一句:“这不是您出川时候用的皮箱吗!”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云一下子抓住了重点: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出川时候用的皮箱?”

小护士笑着回答:

“我在电视里面看见过啊,看见您出川的时候提着这只箱子,有部电视剧叫《陈云出川》,就是讲您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个演员长得很像您的。”

陈云一听,脸一下子黑了半截,马上命令秘书,找来《陈云出川》的剧本,读给他听。

隔了几天,陈云与赵云天偶然谈起这件事。

“你看过《陈云出川》吗?”

赵云天回答道:

“看过,我觉得这电视剧拍得挺不错的,不过您平时给我们讲的要更加精彩!可惜这些人不知道,没有拍进去。”

陈云摇了摇头,很不高兴地说:

“我历来不主张这些东西,长征的时候牺牲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就因为我陈云是个官,他们才拍这电视剧的嘛,有关这件事我准备发个声明:这部电视剧和事实有出入,拍电视剧我本人不知道。”

事后陈云直接给中央写信,叫停了这部剧的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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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云在中南海

事实上这部剧拍摄的还是很符合史实的,剧组为了了解当年真实发生的历史,还专程到陈云家中探望,然而那时陈云正因病住院,为了让陈云安心休养,所以才没有告诉他。

陈云出川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离开四川后,经上海前往苏联,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关于红军长征以及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出川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尽管陈云并不主张宣传自己,但对于当年出川的事情,记忆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

陈云出川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召开会议。

那时红军长征尚未结束,与红四方面军也未取得联系,但自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与共产国际也断了联系,为了取得革命胜利,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会议决定了两个议题:

一是中央红军避开人烟稠密区域翻越雪山,继续北上,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二是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向其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陈云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白区工作部的部长,曾从事过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对那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陈云接到党赋予的任务以后,决定立即出发。

为了沿途的安全起见,党中央对陈云的沿途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周恩来与他商定了通过公开渠道报平安的暗号;刘伯承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陈云将这两封信隐藏在热水瓶底部的夹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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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云

护送陈云出川的任务,就落在了席懋昭和另外一位红军战士陈梁身上。

席懋昭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求学时期,就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还曾因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抓捕过,地下党组织了解席懋昭的历史,于是特别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由于四川地区革命形势复杂,席懋昭在被派往邛峡、荥经一带活动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安全起见,席懋昭不得不前往西康省天全县,投奔在川军的大哥席伦,席伦安排他在天全县灵关镇灵关小学当校长兼教导主任。

也就是在灵关镇,席懋昭与二音院(观音寺)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联系,从事灵关地下党活动。一直到1935年6月,等到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那时陈云从四川到上海,一路上要经过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的雅安、成都、重庆,可谓时危险重重,但席懋昭在接到任务后,却依然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1935年6月12日,陈云、席懋昭、陈梁三人化妆成躲避红军的商人以及川军军需官。

陈云三人出发以后不久,就与同样从红军中逃出的一个姓熊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拉上了关系。

原来这位熊姓局长,是中央特别安排的,红军故意将这位荥经籍的熊局长抓住,然后刻意释放,就等他逃出后,与陈云等三人会面,好利用他的身份关系,脱离险境。

陈云对席懋昭说明情况后,席懋昭故意上前与这位熊局长打招呼:

“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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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席懋昭

这位熊局长当然认识席懋昭,知道他是灵关小学的校长,所以也没有怀疑,两人一路上攀谈,席懋昭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假身份,向这位熊局长介绍了陈云等人。

就这样三人一路上结伴同行,这位熊局长本就很熟悉沿途的民兵民团,在他掩护下,陈云一行人来到荥经,还在这位局长家里住了一晚上。

陈云三人在荥经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启程出发去成都。

好在自此后沿途十分顺利,陈云依托于党组织关系,顺利取得了经费,一直到1935年6月底,陈云从重庆动身,坐船前往上海。

席懋昭一直护送陈云到了重庆坐上了船,才动身返回,准备追赶红军。

没想到的是,就在返回的时候,途中发生了意外。

席懋昭一路抵达雅安以后,遇到了灵关镇的熟人,这才知道了情况,原来有人举报了他们夫妇以及魏守端是共产党,因为来不及逃,魏守端被敌人杀害,而席懋昭的妻子贺伯琼也被敌人抓捕。

考虑到自己目下正在被通缉,红军是追赶不上了,席懋昭思来想去,只能先回老家仪陇暂避,然后取道川北追赶红军。

不料回老家没多久,席懋昭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席懋昭与妻子贺伯琼被敌人关押在一起,为了问出他们的情报,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席懋昭顶住了敌人的酷刑,并保护了掩护陈云出川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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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席懋昭事迹陈列

经长兄席伦搭救,加上原四川省省长张澜的声援,席懋昭于1937年3月出狱,后来还前往延安,陈云从苏联返回后,听说席懋昭到了延安,还专门见了他一面,并赠送给他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

席懋昭后来又回到了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几次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却始终坚贞不屈。当地土豪劣绅联名告发席懋昭:

“民国24年(1935年)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个共党重要人物。”

1948年3月18日,为迎接解放,席懋昭被派往芦山做土匪头子程志远的转化工作,途径雅安是第四次被捕,被秘密送往重庆渣滓洞秘密关押。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恼羞成都的敌人疯狂报复,屠杀狱中关押的革命志士,席懋昭一同被遇害,享年37岁。

席懋昭被定为烈士,陈云亲自出面证明

尽管席懋昭是被敌人杀害的,但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为烈士。

因为在战争年代,席懋昭很多事迹经过均很模糊,党组织对他的情况也不甚了解,误认为他参加红军是假的。

陈云虽然在解放后,几番寻找席懋昭,但因为席懋昭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曾几次改换身份,以至于陈云未能及时了解这一情况。

一直到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抓紧复查未定为烈士人员的通知,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了席懋昭的情况。

1983年4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份席懋昭撰写的自述,自述中曾提到在土地革命时期,掩护陈云出川的经历,工作人员向陈云核实这一情况,陈云这才了解到,席懋昭已经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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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革命烈士席懋昭用过的白铜印章盒

由于时隔久远,陈云不大能记得当年护送他出川人员的姓名,只记得这个人曾担任过灵官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任教员,为求证实,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去查证。

1983年7月,陈云在报纸上注意到,席懋昭的名字被列入“中美合作所”牺牲烈士的事迹中,于是特意向中共四川省委、仪陇县委去电询问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经过调查,很快确认了席懋昭的革命经历,报送到陈云桌案上。

陈云受到四川省委组织部转来的关于席懋昭的革命事迹,证实席懋昭确实曾担任过天全县灵官殿小学的校长,于是在同年12月20日,陈云专门为席懋昭撰写了证明材料。

“一九三五年春,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有了陈云的证明,席懋昭革命烈士的认定也有了依据。

1984年5月2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授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陈云后来十分关心席懋昭以及其家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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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云《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

陈云因病住院期间,听闻席懋昭的妻子来到北京,立即给她打了电话,并询问她:

“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

席懋昭的妻子并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说了一句:

“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席懋昭,当时在护送陈云出川的过程中,还有一人的名字没有被提及,此人就是陈梁。

据时任冕宁县工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

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陈梁的事迹也再度被人提起,然而在很多时候,护送陈云出川的人中,就只有席懋昭。

因为陈梁此人后来当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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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云

然而,从历史公允的角度来看,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时尚是一名革命者,如果那时陈梁就是叛徒,那么陈云出川之路必然岌岌可危,从陈云后来顺利抵达苏联的经过来看,陈梁在一路护送中,也立下了功劳,不应该被抹杀。

尽管陈云晚年始终不愿意过多地宣传自己,但对于在革命年代的每一位同志,陈云都始终牵挂着他们。

一直到1995年临终之前,陈云还嘱咐家人:

“不要忘记四川的席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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