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浙江豫籍移民之子
知名学者陈鼓应(1)是雷震老友台大教授殷海光的学生，也是雷震晚年交往甚多的晚辈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雷震出狱后，陈鼓应经常邀请雷震去家中做客。此时的雷震，在政治上已成为边缘人物，“尽管有时还有议论政治的兴趣，但已很少有再从事政治活动的精神和体力了，偶然与他有所接触的‘民主人士’，还是以老一辈者居多”(2)。尽管如此，雷震的行踪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在他寓所的对面，有一个长年监视他的行动小组。陈鼓应的住处与雷宅隔着一个小山头，骑自行车去雷家只要十几分钟时间，雷震时常来他家谈天，陈鼓应回忆，“他一到我家，就可以看到特务的身影，偏偏我家的围墙又低，因此只看到一颗头晃过来又晃过去……”(3)在陈鼓应心目中，雷震是一位为台湾民主自由奋斗的前辈，具有政治远见、对民主宪政持有坚定信念的先驱人物。
陈鼓应形容雷震“南人北相”，个子高大、心胸开阔，性情坦诚，是一个完全没有心机的人，对人没有任何设防，即便遭受很大的打击，也照样睡觉，照样谈天，照样会见客人。有一件趣事：当年一位专门盯梢雷震的情治人员（情报与治安）“老陈”，经年累月之后，竟成了雷震的好友，甚至还买下了一块与之相连的墓地，打算身后也要与雷先生相伴至永远。陈鼓应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不但生时要和雷震在一起，连死了也不放过他呀！”
陈鼓应所说的“南人北相”，透露出雷震这位浙江豫籍移民之子的血脉之承。雷震出生在浙江省长兴县，祖籍是河南省罗山县周党畈，祖上世代务农，皇天后土之下，男耕女织，与世无争。1884年（光绪十年），近而立之年的雷震之父雷锦贵（1857—1909），因捻乱(4)之后，生活愈发艰难，便独自南下浙江去寻找自己的堂兄，欲以谋求垦荒之事。未料来到浙江之后，垦荒之期已过，惟有一些不毛之地，雷锦贵无心开垦，便又在堂兄的介绍下，来到长兴县小溪口一户童姓人家中做佣工，一年酬金为九块大洋。雷锦贵整整做了两年，分文未用，攒得十八大洋，购良田九亩，返回豫中老家将家室接来，从此落籍于小溪口镇。
小溪口镇跨于长兴、安吉两县，以苕溪支流的“小溪河”为界，市镇以“小溪口”命名，中间有一座古老的石桥连缀两头，这里的店面与学校，大都以“长安”或“安长”而命名。长兴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位于浙江省的北部，与苏、皖两省接壤，东临太湖，西倚天目，南靠杭州，北接苏州。当时小溪口镇连一个邮政代办点都没有，只有少数的篾竹店和铁匠铺，可见一时的古老和落后。
其时雷锦贵的原配夫人范氏依然健在，他们已有二子，继续以农营生，日夜勤耕于江南这个天然富庶的“鱼米之乡”，家境渐有好转。十年之后，范氏不幸过世，壮年雷锦贵续娶十九岁浙江诸暨女子陈氏（1875—1938）为妻，雷门遂另生一支。第二年，陈氏即生长子用邦；翌年，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阳历6月25日，雷震出世，取名用龙，学名雷渊；之后，又有一弟和二妹。
浙江豫籍移民被称为“客民”，因风俗习惯不同而自成一个小社会，与浙江人（所谓“土民”）鲜有往来。当时浙江豫籍移民不在少数，却通常只在族群内进行婚配，很少有人能像雷震父亲那样与当地的女子结婚。陈氏出身浙东诸暨一个望族，但在“客民”这个小社会里，仍未能逃脱在社群内备受族人歧视的不堪命运。初来雷家时，学不好河南话，不知受了多少河南人妯娌之间的闲气。每逢本家或亲戚婚寿喜庆之事，除非是对方真心实意地三请四邀，否则绝对不敢贸然前往，惟恐遭之鄙视，或讥她不懂“中原规矩”而有损于自尊。雷震自小目睹这一怪现状，后来这样评价浙江豫籍移民：“河南迁来的人，尽管都是一些‘老粗’和‘目不识丁’之辈，但他们自视甚高，认为江浙地方乃蛮荒鄙野之地，老百姓不大懂得中原上国的规矩。他们认为河南是中原，中原的一切一切，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才是合乎礼教的规范。譬如说，本地的妇女可以随便和男子讲话，或在客厅里，或在门外，河南人就认为这是不懂礼教的缘故。”(5)
浙江豫籍移民一般看不起浙江...
长兴是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故乡。茶圣陆羽在这里撰写旷世之作《茶经》，因此，长兴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明代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为撰写《西游记》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雷震父母虽不识之无，却相当关心子女的教育。只是由于受到豫籍移民传统之风的浸淫，他们并没有利用当地现存的文化资源作为培养子女学习成长之手段，而是聘请河南籍塾师入塾授课，说起来，是为免受“南蛮饶舌之人的影响”。
据雷震回忆，在十二岁之前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十二岁之后是新式教育。依当时家乡对儿童发蒙的一般认识，当某个孩童识数能达到百位以上，就算是心灵“开了窍”，即可入堂读书。雷震在五岁时，常以铜钱来识数，当他很快就能数到百位数时，父亲雷锦贵脸上顿时泛出异样的神情，大呼“竖子禀赋很高”，应赶紧入学念书，以“光耀雷氏门楣”。母亲陈氏更是时常过问课程进度与选择塾师之类的琐事。实际上，雷震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虚龄七岁才发蒙入学。最初三年，随二表兄沈幼卿就读，初念《三字经》、《百家姓》，继以《论语》，《千字文》则未读，雷震感到索然寡味，每每要吵着回家，不想念这个书。而这位表兄，虽然授课力有不逮，却十分严厉和粗俗，动辄打人，进而罚跪，无所不为。第四年，雷震改随堂姑丈黄有邻就读，雷震对他的印象同样不佳：“在他的学塾中，一连读了两年，等于糟蹋了两年的光阴。我终其一生就痛恨这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迹同讼棍，而贻误学生学业的黄老师。”(8)
1909年初，小溪口镇开办两所新式小学堂，乡下人称之为“洋学堂”，客民、土民各办一所。客民办的小学设在小溪口镇上街头陈家大屋内，取名为“安长小学堂”。刚刚守寡的陈氏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不能抱残守缺”，自己的孩子也应当进“洋学堂”读书，于是动了这个念头。此时所谓的“洋学堂”，不过是一个半新半旧的“教育混合物”而已，甚至较之后来的“改良私塾”还不如。由于两所新式小学堂的生源一直有限，致使入不敷出，出资人惟恐负担不起，于是，在某一个冬天，经由地方绅商大佬数度集议，将原有客、土两校合并为一所，公推客民韩宝华（字剑青）先生为校长，校址仍设在陈家大屋内，校名改为“安长两等小学堂”。
入校后的雷震，人小志大，勤学可嘉，无论大考或小考，在校成绩皆为第一，深得校长韩宝华的赏识。1912年初，韩宝华离开“安长两等小学堂”，受聘于距小溪口镇二十华里之外的梅溪高等小学校，托人带信给陈氏，请她将雷震也送来梅溪高小就读，并谓可以“就近照料”。就这样，雷震去了梅溪镇，成为梅溪高等小学校的一名学生。
这时是民国元年，之前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掀天揭地，最终导致清帝退位，千年帝制结束，进入一个人人争说的“共和”时代。但此时的中国，仍处于各种政治势力彼此相争、互相倾轧的动荡不安之中。不过，从朝代的更迭来看，在新旧交替之间，也正为国家“百废待兴”之时。这一年春季，浙江省教育司“励志思变”，推行改革，决定在本省各“府治”地方，新设省立中学各一所，并依照浙江省十一府“杭（州）、嘉（兴）、湖（州）……”等府名顺序命立校名，设在湖州府的新校就称之“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拟暑假正式招生。
梅溪高小校长刘式玉先生爱才如珠，再加上韩宝华先生的推赏，刘校长特别嘱咐雷震也去参加这一次的考试。从未出过远门的雷震，这是第一次去湖州，他在小溪口镇搭乘“夜航船”独自前往，次日拂晓，抵达湖州城内前街码头，投宿在码头旁一个名为“萃牲”的小客栈里。报名时，雷震发现新式中学仍未脱清朝过考的习惯，无一例外要填上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的姓名。
关于这一次考试，雷震始终记忆犹新，当时一共考了三门，即国文、数学和英文。他回忆说：“国文试题为《试述如何振兴工艺》。我不晓得怎样胡诌了近三百字。数学可能有一半对的，而英文一课，在梅溪高小读了半年，除ABCD外，大约认得头二十个生字。不料这次考试，试题由丁师莲伯（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为学校的英文教师）临时用粉笔写到黑板上。信手写草体，已经使人感到模糊，而丁先生又写得很快，在初学英文的人看起来，真是蟹形蛇体，辨认困难，经穷二十分钟之研究，我只认得TREE 一字。”(9)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录取了。雷震在“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一直读到1916年毕业，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偶尔也有例外。
(1)陈鼓应（1935— ），福建长汀人。1949年前往台湾，1960年考取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师从殷海光、方东美。1964年在台大哲研所取得学位后，于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与哲学系讲师王晓波常常批评时政，主张应在校内设立民主墙并鼓励学生运动，引发台湾当局注意。1973年，陈鼓应因当局压力被调动职务；1974年被台大不续聘。陈鼓应这一段时间投入党外运动；之后与陈婉真分别参与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1979年在台湾创办《鼓声》杂志，任发行人。之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担任研究员，1984年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讲授老庄哲学。1997年台大平反“台大哲学系事件”后，陈鼓应重返台大任教。
(2)李敖、胡虚一等著《雷震研究》，李敖出版社1988年5月5日初版，页36。
(3)蔡惠萍《一份机密文件透露的雷震案秘辛》一文，原载台湾《历史月刊》（2002年）第167期。
(4)《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及捻军的来历：这些人大都是1814年白莲教叛乱失败后的余众，分散在安徽和河南的交界处，成了强盗和土匪，当地人将这些“一小伙一小伙”的人称之为“捻”。
(5)雷震《我的母亲》，收入傅正主编《雷震全集》第8册，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页98。以下不另注傅正主编之字样。
(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雷震个人档案”D.40，《中华民国制宪史》（第一节注释Ⅰ）。
(7)任育德著《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5月版，页1。
(8)雷震《我的母亲》，《雷震全集》第8册，页159。
(9)参见《雷震全集》第10册，页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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