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卡茨尼尔森（美）
彭海涛译
书海出版社出版 2019
心理治疗中，需要让恐惧情绪退回到原始恐惧发生那一时刻的体验，再来介入治疗其深层病因。据说“恐惧对人造成的心理压抑强度超过任何一种其他精神疾病，”（米歇尔·蒙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拉格尔斯”教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现任美国政治学研究会会长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写作这样一本《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意在诊治与疗愈他认为美国正在再度发作起来的“恐惧症”。此书获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奖”。
在美国人自己所修史书中，“光荣与梦想”虽然是主旋律，但“恐惧与绝望”也与之相伴相随多年。一次次不同视角观点不一坚持不懈的记录、书写与批评，造就了现在的美国。《光荣与梦想》一书，80年代的学生几乎都有所耳闻，是我当时的启蒙读物之一。它的视角是英雄主义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约翰•F•肯尼迪是作者的普罗米修斯、阿克琉斯。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40年间的美国历史。变革的时代，似乎总是闪着让人兴奋的光芒。而小细节与大历史的关系，就像从一面镜子反射到另一面镜子。当一个历史学家对细节拥有小说家一般的眼光，精心梳理了复杂无序而又晦涩难懂的史料，叙述优雅、精确、充满智慧，我们就更容易清晰的洞察历史。简单来说，可以看成是美国40年的历史及新闻事件串烧。但其间已经埋下了黑色的恐惧种子：在描写战前美国所经历的大萧条时，作者引用了当时国家体质中心主任约翰•B•凯利对部队应征者的调查结果：有40%的青年男子身体不合格。还说是大萧条那会儿的美国老百姓过得好惨，整天想着往苏联移民。不过也是一个激越而自由的年代，可是，其代价却是社会失序，甚至大量无知者的生命透支。自由社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但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当时能够看到的是在联合国工作的苏联人咧嘴在笑，建议美国人去向苏联申请人家向落后国家提供的那种技术援助。有人问道，美国人到达月球时，会在那上面发现什么？“氢弹之父”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冷冷地回答：“苏联人。”
威廉·曼切斯特（美）
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组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15
几十年后几乎重述这段历史的艾拉·卡茨尼尔森站在了“反英雄”的立场，隐去“光荣与梦想”，认真反思与梳理“绝望与恐惧”：恐惧什么？为何恐惧？恐惧如何影响了人的判断力？如何走出恐惧阴影？他声明自己并非所谓的“左翼”或“右翼”批评家，只希望如实展现那段历史中的纠结、矛盾、冲突，以及如何险之又险地与独裁政治擦肩而过。作为事后诸葛亮，人们当然知道，“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充分表明以法制为核心的制度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可以有效地实施管理和控制，但当时的情形却并非如此黑白分明。《恐惧本身》记载的事实是：1933年，当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伊塔洛·巴尔博率领飞行队抵达芝加哥时，这位黑衫党的成员、墨索里尼的下属，竟然受到了美国本土民众与官方热情的欢迎：芝加哥用其名命名了一条大街以示纪念；为了欢迎这位意大利人，芝加哥民众甚至全体起立示以纳粹举手礼。纽约民众（尤其是许多意大利裔移民）继而在市中心集会欢迎他的到来，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请他共进午餐。
艾拉·卡茨尔森在书中交叠展示美国社会当时多个层面的“恐惧”：对战事临头的恐惧：在战争带来的恐惧面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罗斯福与杜鲁门时期的新政面前一步步演化，数据详细。此时罗斯福的想法。他认为中立原则使美国远离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的泥潭。美国的中立原则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渐渐把自己带入了死胡同。这一点美国人自己也看出来了，可是要马上调头转向，操作起来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毕竟《中立法案》在保证美国不受战争困扰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因为长期以来，美国就象中世纪的欧洲一样。“处于战争恐惧的阴影中的死亡天使，如果不是徘徊在国外的土地上，那么，我们的耳边将会萦绕它拍打翅膀的声音。”（丹尼斯·布罗根，“1936年的凶兆”刊于1936年《爱丁堡评论》139页）。美国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为什么还那么害怕战祸烧身？若以因果解，其平安宁静却正是害怕被打破之因，眼睁睁看着欧洲战火肆虐，自己有幸孤悬于海外，今天的所幸正成为明天的担忧；再有对经济大萧条的恐惧，美国民众对于战前1938年经济萧条仍然心存恐惧，“新政”的前四年， 失业率达到19%。1939年，学者们聚集在一直思考“民主制度下争取经济安全保障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在于，自由民主体制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成就……由穷而富的人，最害怕的噩梦就是再穷回去，对穷的恐惧想象，更甚于变穷本身；再还有就是美国独有的恐惧：国会议员们害怕自己所倚重的南方利益格局被破坏，故全力维持种族隔离政策，不允许任何挑战黑白种族等级的举措，并将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带到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黑人则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私刑被到处滥用——当时为了获取政策的支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向保守的政治势力妥协而牺牲有色人种的权利；进入冷战后，出于对等原则遏制核大战的考虑，大批核武器被制造出来，因害怕机密泄露，核武器专家被跟踪监听，特别是对“曼哈顿计划”领导者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追究与调查……“人们内心的恐惧就像房顶上熊熊燃烧的烈火在四处蔓延。这种极度的恐惧心理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思想和行为的动力源泉。”作者认为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暴力在全国各地变得稀松平常、集权势力威胁自由民主、政治局势充满了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反犹主义重新抬头、民众情绪极易被煽动蛊惑……
当恐惧在群体中漫延时，国家如何治理，公民权利如何保证？危机如何度过？
阿伦特回顾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时，人们很容易觉得只是在回顾一个历史插曲，最多是一个噩梦，但实际上产生极权主义的心理机制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在序言中，她写道：“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未来诚然不能预知，但历史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历史。一个沉闷无望的社会，最容易推崇急剧的改变和行动主义，行动压倒言论和思想，是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用《乌合之众》的话来说，“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从中诞生的领袖，通常也是实干家而非思想家。《恐惧本身》一书以相当的篇幅警示恐惧感极易造成的思想的单一贫乏与政治与经济的强权崇拜。推及具体措施，自然会实行计划经济。但只说凶言的先知似乎永不缺席，一片众声喧哗里总会就会有警觉的声音异样响起。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该书认为，计划对民主制度而言是一种下场可悲的幻觉。提醒人们，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关于“社会正义、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社会理想，然后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美名，但他们却忽略了其手段，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128页）“计划”这词的受欢迎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希望领导人能够尽可能高效地处理问题，但是基于对计划的模糊性，作者在随后就计划者与自由主义者对于计划的概念进行了区别。计划者所谓的计划所要求的是对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管理和组织，包括个人要屈服于受到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正是文艺复兴中把个人从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方面。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则以竞争视为优越，他们所做的，是创造条件以发挥个人的知识及最大限度地创造力。也即意味着“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经济上外部性的存在，公共产品无法由个人单独提供等）给竞争提供条件”。
与计划经济相悖的情况是，参战前，美国国内的劳工组织就已经开始重塑政治生活的权力格局。随着战争进入尾声，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剩余财产法案》，将战时政府拥有的财产重新移交到私人手里。五百多个飞机场移交给地方政府，为全国民用航空体系奠定基础。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美）
王明毅/冯兴元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7
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家受托管理的建国理念的坚守。《光荣与梦想》作者引用罗斯福总统宣誓时的一段誓言颇为动人，在宣誓当天，在大法官面前，罗斯福拿着家族所传有300年历史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念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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