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结论（还在否认全球变暖）

你听说过英语“sci-fi”（科幻小说），但你知道“cli-fi”吗？随着全球气候问题变得愈发严峻——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珊瑚礁骤减、碳排放水平达创纪录新高——人类社会不仅在寻求以技术手段迎接迫在眉睫的挑战，也正转向文化层面的预警和反思。“气候小说”（climate fiction，简称cli-fi）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出现的，科技还不能到达的地方，文学家以想象的方式构筑了我们的未来——气候恶化后的未来。

气候变化的研究课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到了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瑞尼斯（Svante Arrheniussome）首次提出结论，认为是人为的创新和技术导致了全球变暖。此后一百多年，不断有作家将气候变化的故事与想象笼络进他们的作品之中。

不过，“气候小说”这一概念作为小说类目的正式诞生一直要到2000年，美国记者丹·布隆（Dan Bloom）首次借用“科幻小说sci-fi”的模型，使用了“气候小说cli-fi”的表述方式，他在当年的博客里写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能够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鼓励更多的小说家去写作cli-fi小说和cli-fi电影脚本，以此来培养这些作家和这种新型的文学体裁”。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和詹姆斯·伯格曼（James Burgmann）进一步建立了气候小说的理想类型，它囊括了5种形式的乌托邦小说：经典乌托邦、批判乌托邦、经典反乌托邦、批判反乌托邦，以及设定的现实和我们现有的现实相差无几、被称为基础现实文本的“非乌托邦”（non-utopia）。此外，他们指出气候小说还可以根据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回应态度分为6种类别：否认的、缓和的、正向适应的、反向适应的、深层生态意识上反人本主义的，以及悲观宿命论的。

气候小说通常讲述在一个未来的世界里，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星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毁坏：被淹没的城市、无法控制的疾病、着火的世界、气候难民——正是科学家们长期以来试图警告我们的一切情况。其中，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一个不能绕开的重要代表作家。尽管阿特伍德的成名作《使女的故事》便是设定在200年后一个因气候问题而陷入极权统治的国家中女性群体的故事，不过，2013年的《疯癫亚当》（MaddAddam）三部曲则把阿特伍德对气候变化的讽喻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

《疯癫亚当》讲述了一群被称为“园丁”的环保主义者的故事。人类的自恋和科技在恶性结合后导致了毁灭性的灾难，在一场全球蔓延的流行病肆虐之后，“园丁们”重建了世界，一个在世界末日之后的未来主义情境。小说揭示着当前全球系统的脆弱性，但阿特伍德的写作意义不止于此，“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因为无论有多黑暗，有声音的黑暗总比无声的虚空好”。2015年，《疯癫亚当》被收入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气候小说”课程的必读教材清单。

另一部著名的气候小说是同样来自加拿大的作家奥马尔·阿卡德（Omar El-Akkad）的《无人幸免：2074-2095美国第二次南北战争》（The American War），它被列为纽约大学2018年新生课程“叙述气候变化”课的必读内容。小说以一场因美国南方各州反对化石燃料禁令而引发的美国第二次内战为背景，通过主人公萨拉特的视角进行叙述。阿卡德这样描绘出战前美国的移民潮：“中西部地区迎来了上百万名沿海难民，他们为了躲避上涨的海水和猛烈的风暴而迁居腹地。对这些人，土生土长的本土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这几乎可以视作对美国现实政治的深刻对照。

如果人类无视气候变化，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阿卡德在《无人幸免》中作出预言——海水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几十年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为了防止路易斯安那州沉入海底，已经斥资数十亿，筑起数百英里的海堤、防洪堤，甚至修建海上城市，但此一时彼一时，那个世界早已沉没，仅剩下零星的陆地和那场徒劳的拯救留下的痕迹。它们散布在仅存的小片陆地上，屹立不倒，成为废墟，并像所有的废墟一样怪诞诡奇，独立于时间之外。

除了《疯癫亚当》和《无人幸免》，其他反乌托邦式的气候小说作品代表还有美国科幻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在2015年推出的小说《水刀子》（The Water Knife）、丽塔·英迪安娜（Rita Indiana）的小说《触角》（Tentacle），以及美国女导演萨义达·克拉克（Sayeeda Clarke）的短电影《白》（White）等，无一不是以反乌托邦的手法写出了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被扩大和极端化的。

从大学课堂到中小学课堂，形形色色的气候小说正在灌溉进年轻一代的思想。目前，美国康涅狄格州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正通过法律，要求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公立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进行教授，其中也包括在英语课堂上使用cli-fi文学。

而随着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将近，绝大多数年轻选民也都将气候变化视为主要问题——一直以来，正是这些年轻人始终站在各类气候运动的最前沿。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83%的年轻民主党人将气候变化视为严重问题；即便是在共和党中，也有77%的年轻人将气候变化视为严重威胁，与大多数共和党领导人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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