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春的一天，广东河源龙川县青化村，村民王应湖吃过早饭，准备出门。
王应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造纸工人，农闲时节在村里的造纸厂干活。他收拾好东西，打开家门，一下子愣住了。
门口站着几个陌生的男人，明显不是本村人。
“大叔，请问这里是王应湖家吗？”其中一人问道，语气十分客气。
王应湖下意识地答道：“我就是……”
转念一想，心头突然一紧，说话也变得结巴起来：“你们…你们是谁？”
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蜂拥而上，扭住王应湖的双手，一下子把他控制住了。
“干什么…救命啊……”王应湖大叫起来，还试图摆脱控制，但对方人高马大，几双大手像铁钳一般抓住他，任凭他使劲挣脱，也无能为力。
王应湖的喊声引来了附近群众围观，对方厉声喝道：“老实点！我们是龙川县公安局的！”
龙川县公安局！听到这几个字，王应湖一下子怂了，乖乖地跟对方离开……
至此，这桩二十多年前的悬案彻底破案，5名凶手全部落入法网。
只是5名凶手此前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前那个被他们残害的人，竟然曾经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这个原本前途光明的革命军人，因为他们的贪婪和残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主席
故事还要从1930年开始讲起。
这年5月初，毛泽东来到江西寻乌调查，协助毛泽东的是中共寻乌党委书记古柏。
古柏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出生于1906年，时年24岁，祖上是县城的小地主。
到父亲这一代，古柏的家庭没落了，但家人还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把古柏送到了广东梅州梅县的广益中学读书，还建任梅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
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最前沿，古柏受进步思潮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因为领导“闹学潮”闹得厉害，18岁的古柏成了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不久后就被迫退学。
古柏很有志向，为了继续学业，他和一些同学创办了“学艺中学”，逐渐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年仅19岁的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党工作。
古柏很年轻，但干起革命来一点都不含糊。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过广州起义，领导发动过寻乌“三二五”武装暴动，还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担任党代表和中共寻乌县委书记，是一名难得的文武全才。
这么看来，古柏的早年经历和毛泽东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出生于小地主（富农）家庭，后来家庭没落，受过现代教育，参加过学生运动，当过教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过武装起义，也担任过红军党代表。
或许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来到寻乌调查时，对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古柏颇为欣赏。
古柏也很给力，在协助毛泽东调查这件事上，可以说不遗余力，给了毛泽东很大帮助，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多达7万余字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8次提到古柏，并且称“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古柏（左）协助毛泽东（右）在寻乌调查（雕塑）
这段特殊的经历，开启了毛泽东和古柏的革命友谊。
不久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立即将古柏调到自己身边，担任第4军前委秘书长，而毛泽东的职务正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古柏担任的其实是毛泽东的首席“大秘”。
红四军改组为红一方面军后，毛泽东改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古柏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面协助毛泽东工作。这就相当于如今的省委书记与省委秘书长的关系，可见毛泽东对古柏的信任。
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看错古柏。
此后的时间里，古柏始终坚定支持毛泽东。王明搞“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面前，古柏选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哪怕是被污蔑为“邓、毛、谢、古”受到错误批判，哪怕是因此被撤职，依然坚持真理，百折不挠。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柏的坚定支持让毛泽东十分感动，两人在并肩战斗的艰苦环境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古柏原本可以随军转移，但他还是毅然决定，留下坚持武装游击斗争，担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
临别之时，毛泽东叮嘱古柏，一定保重身体，有朝一日再重逢。
毛泽东寻乌调查专题陈列馆
谁想不到的是，这一走就是永别。
1937年秋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突然接到一封遥远的来信。
对方叫古梅，是古柏的二哥。
信中，古梅告诉毛泽东，寻乌古氏家族正在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但古柏当年离开寻乌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古梅只知弟弟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他情况不详，为了弄清古柏在红军的任职情况和事迹，便写信到延安询问毛泽东。
除此之外，古梅还请毛泽东为古柏作小传。
收到信后，毛泽东立即询问古柏现状，却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古柏已经牺牲了。
听闻噩耗，毛泽东深感痛惜，沉思良久后，提笔书写了一封复信：
古梅先生：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数语，以慰古氏同胞。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取一张宣纸，饱蘸浓墨，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当时的毛泽东心情悲痛，加之事务繁忙，没有给这位昔日秘书写传，但在题词中，毛泽东将古柏称为“”吾友”，足见与古柏的情谊之深，超过了上下级关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古柏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对其遗属的殷切期待。
古柏烈士
古梅接信后，深感震动，把毛泽东的复信和题词寄给了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直至此时，曾碧漪才得知丈夫早已在3年前不幸殉难，顿时泪如泉涌。
曾碧漪不是常人，她曾任寻乌县委妇委书记，1929年起为毛泽东担任过4年的机要秘书，时间比丈夫古柏还要长，后来因丈夫留下坚持武装斗争，才选择留在江西。
当获悉毛泽东的消息后，曾碧漪立即写信给毛泽东，准备奔赴延安，但因国内形势危险，她选择听从毛泽东的安排，留在江西坚持地下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曾碧漪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曾碧漪始终没有忘记丈夫古柏，她希望查出丈夫牺牲的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只是时间太过遥远，一切该如何查起呢？
机会终于来了。
1956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碰见了曾碧漪。交谈之际，毛主席想起故友旧事，关切地询问：“杀害古柏同志的凶手找到了吗？”
“还没有，难度很大……”曾碧漪神色一黯，摇头回答。
烈士遇难已经二十多年，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毛主席既痛心又气愤。会后，毛主席找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下令：迅速查清古柏牺牲经过，严惩凶手！
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罗瑞卿高度重视，安排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亲自督办此案。
周兴是古柏生前战友和老部下，感情深厚，也一直惦记着这件旧案。如今接到毛主席的指示，更是不敢懈怠，立即下令由广东省公安厅彻查古柏牺牲真相，从速惩办凶手，而具体侦办任务，落在了古柏牺牲地所在的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公安局。
古柏与妻子曾碧漪、儿子合影
事过境迁，物是人非，随着时光流逝，加上战乱频仍，很多客观证据早已消失无踪，想要查清一桩二十多年前旧案的来龙去脉，并将凶手缉拿归案，难度可想而知。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艰苦的调查走访，专案组基本弄清了古柏被害的来龙去脉，也终于确认了杀害古柏烈士凶手的身份。
时间重新回到1935年。
这年2月底，为了与广东北部几个县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扩大革命队伍，古柏率部秘密抵达广东省龙川县上坪山区一个叫鸳鸯坑的地方。
鸳鸯坑地处江西、广东两省交界处，属龙川县上坪区上青坑乡辖区，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林区，是两省“三不管”地带，也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鸳鸯坑地处山区，林竹茂密，附近村民便就地取材，在山里制造土纸，古柏抵达鸳鸯坑半山腰后，住在山上一栋造纸工人的竹棚里。
在当地游击队的协助下，古柏得知附近的青云、青化两个村子的群众革命基础较好，决定暂时留在这里，发动附近群众，发展革命力量。
一天晚上，古柏带着刘邦开、刘亚伏两位红军游击队员来到山上一个叫赤米畲的纸厂，准备做造纸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时也想在这里洗个澡。
纸厂里只有一个三十出头的工人，见来了三个陌生人，腰间还别着手枪，这位工人显得手足无措，有些紧张。
“师傅莫怕，我们是路过的，今晚来你这里借地方冲个凉（洗澡）！”古柏用寻乌客家话向对方打着招呼。
红军将领（影视剧照）
这时，刘邦开也赶忙解释说：“我是五兴龙游击大队的，我也是龙川人。你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好人。”
听对方说是龙川同乡，这位工人才放松下来，赶忙让三人坐下说话。
这位工人叫王应湖，是附近青化村的村民，平时在家种地，农闲时来山里造纸术打杂工。
听说对方也是劳苦大众，古柏便和刘邦开做起了王应湖的思想工作：“跟厂里师傅们说，大家不要怕，红军和游击队是为穷人做事的。”
几人很快熟悉起来，王应湖瞥见刘邦开腰间的手枪，问道：“这个东西我能看看吗？”
刘邦开没有防备，便卸下自己的手枪，教给王应湖怎样上弹、瞄准、开枪。
古柏见王应湖对自己毫无防备，便因势利导，对王应湖说：“只要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与地主老财和反动派斗，穷人就有好日子过！”
王应湖频频点头，他这把手枪十分感兴趣，试探性地问：“这枪能借我用几天吗？”
刘邦开吓了一跳，赶紧说：“枪是红军游击队的，不是我私人的，我不能擅作主张。不过你放心，只要我教给你使用，今后一定有办法搞到枪！”
几人聊得兴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到了深夜。古柏一行辞别，王应湖主动打着灯笼送行，并且一直坚持把古柏等人送到了鸳鸯坑纸厂住地，才挥手返回。
古柏等人都觉得这次外出十分超值，王应湖一定能把革命的火种传播给造纸厂的工人。可谁都没有料到，就是这次探访，成了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灭顶之灾的导火索。
红军战士（影视剧照）
原来，王应湖根本就不是什么善良百姓，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从得知古柏等人身份的那一刻起，他就完全没有听进去对方的一句宣传教育，而是一心想着发财，他紧紧盯住了古柏等人的手枪，产生密报领赏的歹念。
第二天，王应湖找到乡长王敬卿，密报了古柏等人的行踪。但王应湖胆小怕事，听后没有立即表态，王应湖见状，又鼓动王敬卿纠集他人杀害红军战士，强行夺取枪支。
王敬卿有些怕事，不敢立即动手，告诉王应湖确认红军行踪后再来报告。
王应湖夺枪之心不死。3月5日，他偶遇本村地主王福均，把鸳鸯坑红军的情况告知对方。王福均受过红军打击，对红军恨之入骨，便鼓动他去乡公所报告，甚至威胁王应湖如果不报，自己就便绑着王应湖去乡公所告他“勾引红军”。
在王福均的鼓动和恐吓之下，王应湖再次向乡长王敬卿报告了红军的动向：“如果今晚不派人去捉，明天红军可能就走了。”
王敬卿不敢大意，问：“鸳鸯坑有多少红军？多少枪？”
王应湖想了一下，回答：“十个人左右，七八支枪！”
“鸳鸯坑地形你最熟悉，你敢带路吗？”王敬卿问。
“我带你们去！鸳鸯坑的地形就像一个畚箕，从山脚下两边的山路偷偷上去包抄，管他红军有多少人，都无路可逃！”王应湖得意洋洋地说。
当晚，王敬卿请来了龙川县警卫队驻上坪乡小队队长黄居成，一起密谋“围剿”鸳鸯坑红军。黄居成知道红军难斗，又邀请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队长黄卓一起参加“围剿”，两人一拍即合，制定了“围剿”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的方案。
3月6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古柏就起了床，查了一遍岗哨后，准备洗脸做饭，他不知道的是，危险就在眼前，敌人已经摸到了山脚下。
谁！古柏突然听到哨兵惊叫，紧接着就是啪、啪几声清晰的枪响。
不好！有情况看！古柏往山下一看，发现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军士，正在悄悄地山上移动。
古柏立即冲回住地，大声下令：“有敌人！快，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
可惜的是，正如同王应湖所说，鸳鸯坑的地势根本无路可逃。战士们刚从棚子里冲出来，往后山方向跑，敌人就追上来了，在后面猛烈地开枪。
眼见形势危急，为了让战士们突围，古柏沉着地喊道：“大家边打边退，快躲到后山去，你们先走，我来掩护！”
说罢，古柏停下脚步，转向他处，向敌人开枪，果然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其他红军战士见状，借着晨雾的掩护一路狂奔，迅速躲进了后山的林木丛中，失去了踪迹。
见队友们安全撤离，古柏终于放下心来，准备撤向后山。
就在他转身撤离时，一阵子弹袭来，古柏身中数弹，应声倒地。
此时，一名战士返回接应，恰好看见古柏中弹倒地，赶紧背起古柏就往后山跑，一边跑一边呼喊古柏的名字，却听不见古柏的任何反应，再看古柏已经身亡，此时后有追兵，战士不得不强忍悲痛，放下古柏的遗体，夺路狂奔。
由于古柏的掩护，除一名廖姓战士和古柏本人牺牲外，其他红军战士侥幸逃过一劫。
敌人迅速追上，发现了倒地身亡的古柏。
牺牲时的古柏身穿西装，留分头，身上搜出钢笔一支、袋表一只、手电筒一支，还有“苏维埃”钢币若干，以及写有“古柏”两字的信封。
敌人把这些东西席卷一空，却连古柏的尸体都未收殓，任由其暴尸荒野。
就这样，一位年轻有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红军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敌人残忍杀害了。这一年，古柏只有29岁。
此番血战后，鸳鸯坑纸厂就此废弃，此后再没人踏足过这片血染的山冈。直到多年以后，一名村民在纸厂附近发现了一些人的骨头，将其用火烧掉。
青山有幸埋忠骨，可怜一代烈士的遗骸，就这样归于尘土，令人扼腕叹息！
1956年，毛主席邂逅古柏遗孀曾碧漪，得知烈士之死仍未真相大白，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十分气愤，指示公安部门尽速查办，严惩凶手。
古柏烈士纪念雕像
1958年，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这桩二十多年前的旧案终于彻底大白于天下，5名凶手的真实身份也全部浮出水面，他们便是：
密报并出卖古柏等人行踪的“带路党”王应湖，鼓动胁迫王应湖高密的地主王福均，参与密谋“围剿”的乡长王敬卿，率队“围剿”并杀害古柏的警察头子黄居成、黄卓。
5名凶手中，黄卓早在1952年8月即因历史问题被捕，判刑8年，仍在内蒙服刑；王敬卿、王福均、黄居成先后落网；王应湖最后一个落网，这便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了。
至此，悬案告破，凶手伏法，大快人心，不管是毛主席，还是古柏夫人曾碧漪，都倍感宽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害英雄的凶手，必将付出血的代价！
1958年6月1日，龙川县人民法院对杀害古柏的5名凶手依法做出判决：
黄居成、黄卓、王福，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敬卿，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王应湖，判处无期徒刑。
5名凶手中，最可恶的其实是王应湖，因为他并未直接动手，反而判罚最轻，但是即便他侥幸捡得一条性命，也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人民的唾骂！
古柏烈士纪念碑
1984年，经上级批准，古柏家乡寻乌县委决定为其兴建“古柏烈士纪念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并挥毫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纪念为革命捐躯的英雄，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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