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
Nam et 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宗教沉思录》
我们也许读过培根的短小精悍的论说文（Essays），觉得他是个熟谙世故、饶有识见的哲人和政治家，又是个文笔简练、思路缜密的散文家。他第一次出版的《论说文集》只有十篇，那时他已经36 岁，后来又陆续增加，并对最初的十篇作了修改。到第三版，即最后一次出版是在他死前一年，足见他一生对于政治、人情、处事、经营、修身这些问题一直很注意，这和他的身世和志趣是密切相关的。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的父亲尼古拉• 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在亨利八世朝廷做过官，玛丽女王在位时（1553—1558），因为他信新教，丢了官，伊利莎白一世时，任掌玺大臣。培根18 岁时，父亲去世，这时他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在伦敦学法律。他是次子，没有继承权，必须自己谋生（他经常债务缠身），从头做起。可能是经他的姨夫、伊利莎白的财务大臣老勃利勋爵（Lord Burgley）的活动，他在1584 年当上了下议院议员，此后勃利也许因为他的清教徒倾向，尽管他一再请求，就不再提拔他了。但他从小就生活在大官僚群里，耳濡目染，热中功名利禄。在官场，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以至背叛朋友，忘恩负义。但是终伊利莎白一朝，他未得重用，只有一次，在审判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叛国案时，他被破格准许参加审判。在审判过程中，培根出了大力，把他过去的恩主定了罪。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位为英格兰王（称詹姆斯一世）后，培根又是曲意奉承，终于做了检察长、掌玺大臣，1621 年晋封子爵，一直做到官这个最高官阶，这时他57 岁。三年后他被控受贿，自己也承认贪污失职，从此罢了官。后人对他这些表现都是不齿的。十八世纪诗人蒲伯骂他“你若爱才，培根才华照人，他是人类中最有智慧、最光辉、最卑鄙的一个”。十九世纪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论培根的文章也发挥了蒲伯这一判断。
他在这起伏升沉的宦海里，凭他的敏锐的观察和强健的脑力，写出具有像《论说文》那样的内容和风格的文章，是很可理解的。但是论说文只是培根著作的一小部分。我们接触到他的其他主要著作的时候，得到的突出的印象是他立志闳伟，掌握的知识汪洋浩瀚，思想周密而锐利。他的著作包括哲学、历史、法律、文学各方面。他立意要重新考察和研究自然，创建新哲学，来代替旧的、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培根著作中的插图
奇怪的是像培根这样一个人，一方面积极钻营，看风使舵，一心想做大官，而且终于做了大官，一方面又热心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而且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一方面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所谓time-server），一方面又是真理的追求者（所谓truth seeker），岂不矛盾？
培根自己认为他的真正志趣在学术。早在1592 年他31 岁初入仕途时，就曾写信给他的姨夫勃利勋爵说：“坦白地说，我在官场的志趣是有限的，而在哲理方面的志趣却汪洋无际，我把一切知识都纳入我的领域。”他写信的目的是要求勃利资助他做学术研究。但实际上他是很热心做官的，直到因贪污罢官才不得已而下台。热心仕宦和热心科学只在时间上有矛盾，这反映在他的巨著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上。但从思想上说没有什么矛盾。
他从事政治活动，这里面当然有个人野心。他一直口口声声说要为女王以及后来的詹姆斯一世效劳，这里有个人野心的成分，但不可否认也有为“国”效劳的成分，或者说“爱国”的成分，就是他所说的为了“不列颠的伟大”。有了权力、地位就可以为国效劳，而且不止于为国效劳，还可以为全人类效劳，作出贡献。这种“雄心壮志”完全符合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精神状态。
权力地位象征力量，“知识就是力量”，两者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有了权力，可以统治人类社会，有了科学知识可以置大自然于人的统治之下（Regnum hominis），利用自然，繁殖财富，而知识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连教我们去希求什么都不够”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心“向上”的“巨人”的精神状态。他的论道德修养的论说文也好，他的政治活动也好，他的哲学著作也好，并不存在什么矛盾，而是统一在对力量的追求上，也统一在注重实际上。
培根写过一部《随笔》或《散记》（Commentarius Solutus，1608）这是他用一周时间，把他一生中的追求和实践，就记忆所及，信笔写下的纪录。例如，他记下为了某件可能发生的事，他是如何作了长期准备的；他又如何不避困难完成眼前某项任务，并表示准备做更困难的工作；他还观察自我，纠正自己的过失或不足，如改进自己说话时的声音和姿势；他健康不佳，记下如何保持个人健康，观察身上出现的大小症候。 他还记下他的收入、支出和债务，如何管理和处理自己的土地和珠宝，以及新建一些花园的设想等等。在这些日常琐事的纪录中，突出的两个想法却是要改造哲学和实现“不列颠的伟大”。
不论勤奋、坚毅、自我剖析、关心个人健康和财产也好，或者爱国和改造哲学也好，都贯串着一种科学的和重实际的精神。为了实际，可以不顾一般的所谓道德，不择手段。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在培根出生前30年就已经由马基维里理论化了。马基维里说：“有些事，表面看很符合道德，实行起来却使君主毁灭；有些事，表面看来不道德，却能使他得到安全和繁荣。”
图书简介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杨周翰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是杨周翰先生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著，把17世纪的英国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写了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历史，杨周翰先生并非囿于经典文学，而是把一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例如悼亡诗等，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从而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
作者简介
杨周翰（1915—1989），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拓荒者，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大师，西方古典文学、英美文学翻译家。先后执教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也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主编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多种核心刊物。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攻玉集》《镜子与七巧板：比较文学论丛》等；并译有《埃涅阿斯纪》《变形记》《诗艺》《蓝登传》《亨利八世》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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