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学术上对东北业已进行多年的研究，妄图在“学理”上将东北与中国割裂开来。面对如此严峻情形，以金毓黻、张伯苓等为代表的学人，一方面在话语上驳斥日方谬论，另一方面用具体研究与日本学界抗争。但是，纵观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学界对东北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处于零散状态，始终没有形成气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中国知识界在总结与反思之余，开始着力研究东北，“东北学”一时间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中央”。通过观察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精英对东北的认知流变，能够看出其中的明显变化。因此，九一八事变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界对东北认知的重要分水岭。在近代中国区域历史、社会文化及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中，东北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与地域，在国内外学者的著述中屡见不鲜，且呈现出日益深化的的研究态势。然而，目前国内外历史学界对东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史与边疆史等领域，而有关东北认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即为日本侵略，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学界对东北的研究相对较少，以致于在一些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给日本以可乘之机。有鉴于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开始着重研究东北，一时间东北研究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研究的“中央”。
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知流变为研究对象，拟在重构社会心态的基础上，增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主要探讨上层知识分子及报刊媒介的看法与认知，因为这些知识精英的认知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识
九一八事前，日本对中国东北步步紧逼，致使东北局势日趋紧张。长久以来，从文化层面进行渗透是日本学界的惯用伎俩。就东北研究而言，日本多位学者宣称此地为“满洲”抑或“满蒙”，大肆渲染“中国本部”这一称谓，声称历史上的东北与“中原十八省”并非同为中国领土，其目的无非是欲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如在华活动多年的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曾撰有《开诚忠告十八行省之豪杰》一文，其内容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意在分化国人思想，声称“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宗方建议革命军“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觊觎中国已久，其曾提出带有狭隘排满的“汉人民族主义”口号，意在将汉人等同于“中华”，妄图把中国的边疆地区排斥在“中华”之外，可谓意图险恶。
事实上，中国知识界业已看出日本的险恶用心。历史学家金毓黻即指出：“日本之并吞朝鲜也，非以武力为先锋，乃以学者为前驱，其势似缓，其力甚大。今日之经营满蒙也，亦一用此法。彼邦之学者，由历史上、地理上作种种之证明，谓东北三省非中国之故土，其意欲歧东北与中国而二之，故不称东北，而称满蒙。盖以研究之方法为吞并之先声，其用心甚苦，亦即以学者为前驱也。”
然而，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学界对东北的研究常使用“满洲”“满蒙”“中国本部”“中原十八省”等日人所惯用的词汇，从而给国人思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多有学人对此进行批判。著名学者傅斯年曾痛斥道：“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依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史学家顾颉刚、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也认为：“近年以来，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谓满、蒙非我旧土……原强邻侵略之野心，固当抹煞事实，而国人亦多数典忘祖，随声附和，岂不谬哉！”此外，《禹贡半月刊》亦在发刊词中指出：“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认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需要指出的是，针对部分国人对东北的认知偏差，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知识界即已作出回应，他们首先对东北称谓的由来展开研究，而这也成为知识界关于东北认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东北的释义，以近代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金毓黻的考证为最为详尽，他认为“东北者，以其地处中国本部之东北方而得名，其中有广狭二义”。在金毓黻看来，“以东北之方位言之，当从广义；以研究方便言之，又当从狭义”。1941年，他在内迁四川的东北大学出版《东北通史》一书，再次强调：“吾国自号中华，又简称曰中国……东北云者，中国之东北部，亦即中国之一部也。岂能于中国外，而别所有谓东北也耶。东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后复画分一定之区域，亦从而名之曰东北。对中央则为其国土之一部，对地方则示以方位之所在，立名之允，涵义之当，称说之便，宜无有逾于此者。所谓方位，所谓区域，义虽有异，理实相因，此之谓矣。”
除金毓黻外，九一八事变前，历史地理学家李长傅亦对东北的释义进行了梳理与研究，指出：“东三省之名，起于晚近。满清之晚年，于满洲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因满洲为清之发祥地，故行政组织，与本部不同，各设将军，以资控驭。因地在山海关外，故曰关外三省，一曰关东三省，简称东三省、东省。清末曾设立东三省总督，民国成立，仍沿用东三省之名。最近有称东北三省者，简称东北。”同时，李长傅界定了“满洲”与“东三省”的区别：“满洲即东三省，此为世人所公认，然就地理上严格言之，二者略有区别。满洲为以民族为根据之地名，而东三省则为以行政为根据之地名”。他还严格区分“满”与“蒙”的地域范围：“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大部分因为满洲地方，而其一小部分如黑龙江之呼伦一带，吉林之长春一带，及辽宁之洮南一带，原为蒙古之游牧地，而新设县治者，此满、蒙之分界线，大概以柳条边为界。”
汪荣宝、宁恩承等学者对东北的称谓同样有所见地，且结论基本相同，即认为日人所一再强调的“满洲”实为族名而非域名，此种声音有力地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纵观九一八事变前的论著，可以清晰地看，当时中国知识界已然具有强烈的“东北”与“满洲”“满蒙”话语之争的意识，从中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心忧国家、以史救国的坦荡精神。
二、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研究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加紧分裂东北的活动，组织相关学者妄图篡改东北历史，开展大规模的所谓“满蒙研究”，其目的昭然若揭。受此影响，国内开始出现研究东北的学术团体，其中主要以金毓黻创办的“东北学社”与张伯苓创办的“东北研究会”为代表，其余多为零散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以金毓黻、张伯苓为个案，管窥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研究状况。
金毓黻早先与日本学者接触颇多，他发现日本学界对东北的研究竟然胜于中国，对此他感慨道：“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若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检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总其部居，校其篇目，林林总总，几于更仆难数。”此外，他亦指出：“日本人士因研究朝鲜古史，曾在汉京组一朝鲜研究会，发刊书籍多种，皆极有价值，近年又在大连组织满蒙文化协会，所得之成绩，亦复甚佳。外人且如此，吾人岂可甘居人后乎？”为此，他着手建立专业性的东北研究团体，希望把国内的东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受金氏影响，国内学界开始对东北进行系统的研究。
1929年10月，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召开会议，金毓黻提议成立东北学社，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最终决定由金毓黻与卞宗孟联合起草东北学社的相关章程，以期学社的有效运行。12月1日，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例会审订通过了《东北学社规约》，学社雏形基本确定。1930年1月1日，学社成员公推金毓黻、卞宗孟、王永祥为干事，东北学社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为：“专为研究学问而设，期以学术之团体树自立之基础焉”，以“发扬东北文化，倡导学术之研究”。
东北学社成立后，随即创办了社刊《东北杂志》月刊，作为学人研讨学问、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此外，学社定期举办学术活动，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讲学，以加强学术交流，提供学术信息。同时，学社成员也不定期去其他学会演讲，促进不同学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东北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金毓黻，还相继出版了《渤海国志长编》20卷及补遗1卷、《辽海丛书》10集、《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提要》32册、《奉天通志》100册、《宣统政纪》13卷等。上述鸿篇巨作成为东北史研究的开创和奠基之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1928年东北易帜后，社会相对稳定，东北学社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对日本的“满洲学”作出有力回应。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社告解散。即便如此，东北学社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地研究的重镇，有力地推动了东北问题研究的学术交流与深化。
作为南开系列学校的主要创办者，张伯苓毕生以教育救国为理念，于九一八事变前创办南开东北研究会。南开中学毕业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表示：“张伯苓校长一向注意日本对‘满’蒙的野心，尤其是对东北资源的垂涎。”面对东北的危局，张伯苓忧心忡忡，亲赴东北实地考察，并受到极大震动。回到天津后，他即在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作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演讲。他深有感触地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之后，张伯苓在南开校庆纪念日谈话中表示：“近来更要有‘满蒙研究会’之组织……我们的救国之目的才不至于妄谈。”有鉴于此，张伯苓决意创设东北研究会，“拟先从学术方面，用教育的方法，研究入手，然后渐及其他。一俟专门研究结果，得有澈底解决方法，再行设法谋诸实行”。
1927年11月14日，“满蒙研究会”在南开成立，翌年10月更名为“东北研究会”，专事搜集有关东北的资料，“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东北研究会以傅恩龄为主任，主要吸收在校东北籍学生及其他关心东北的学生入会，研究会下设视察部和研究部，视察部主要通过调查等方法，了解日本国情及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情形；研究部主要搜集整理研究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从1927年8月到1929年8月，南开学校至少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考察。其间，师生们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与论文，校刊《南开双周》开辟了“东北研究”专栏，用于发表调查报告。此外，傅恩龄还主编了《东北地理教本》，虽名为地理教本，实乃忧患之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的教科书”。
张伯苓时常在公开场合发表他对东北的看法。1928年5月23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青社宴请张伯苓，席间他发表演说：“满蒙盖藏甚富，日本蓄志侵略，视铁路如生命。我们能把路权保住，日人便无法发展。刻东三省有华人二千七百万，日人仅二十余万，再由直、鲁、豫移民二三千万去开垦，亦不嫌多。中国若不打仗，以造军火钱去辟三省利源，日人侵略，早已失败了。”7月16日，张伯苓在上海总商会再次发表演说，谈及他赴东北实地考察后的感想。针对早先国人皆言东北在日人的掌控之中，此处没有国人的发展余地之说，张伯苓认为，“盖今日之东三省，固仍为我国之东三省，日人决不能自我人手中，夺为己有”。同时，张伯苓注意到东北的多项事业尚待开展，且三省物产丰饶，极具开发潜力。有鉴于此，他着重指出：“日人对于东三省之政策，并不以殖民地视之，自知能力，不足与我人相争，于农工事业之中，但极力注意于操纵该省经济之权。查我人平昔视该省为畏途者，为其地处荒僻，天气严寒，苟我人前往小住数月，必觉渐成习惯，与南方诸省无异，甚望智识界认清东三省，实为我国之东三省。彼日人虽野心可畏，事实上决不能有所损害。今日之东三省，已蓬蓬勃勃，大有生气。但此仅为起点，来日希望，正无涯也。”
张伯苓一生均较为关注东北，东北研究会亦是当时国内研究东北的重要学术平台。据南开中学校友祝步唐回忆：张伯苓认为“日本图谋东北甚急”，故于1928年春特赴东北视察，并在返校后立即组织东北研究会，“所以南开东北研究会是首先发现日人谋我野心的。当时曾对当局提出警告，应速求对策，以防意外”。东北研究会对东北的调查与研究，不仅使其成为当时国内东北研究卓有成效的学术团体，同时也在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大地上，竖起了一面抗日爱国的旗帜，受到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支持。
总体来说，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东北的研究并不充分，虽然金毓黻、张伯苓等人为之努力，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知识分子真正参与研究之中，而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日本以可乘之机。对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多次提出批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冯家升所言：“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欲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作起文章来。我尝说：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认知的转向
民国成立后，在“五族共和”口号的影响下，国人对东北的态度为之一变。然而九一八事变前，在多数国人眼中，东北仍被看作是一个偏僻的、未开化的边疆地区，对这片土地的认知程度十分有限。如蒋介石在1932年6月17日的日记中痛心地写道：“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国人对于东北的认知由此可见一斑。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漠视东北的认识才彻底得以改观，而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知亦发生了重要转向，其表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知识界对漠视东北的反思。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在短时间内全部沦为日人之手，国人闻此莫不痛心疾首，国内报刊有关哀痛东北之论述俯拾皆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东北民众组建多支义勇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此时中国知识界亦不平静，部分爱国学生赶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与此同时，他们业已看到九一八事变前国内学界对于东北问题的研究严重薄弱，此后数年，中国知识界开始不断反思和总结这方面的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说，东北在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沉淀，以致该地区的重要性长期被国人忽视。正如《“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编著者陈觉所言：
吾国人对于东北向不注意，以为东北之存亡，与中国全部无重大关系。郎素以知识自诩之士（某中央委员谈话），亦以失掉东北，如人失去双臂，然与生命上尚不致发生重大危险。故六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日急一日，我国政府迄无具体的抵御方策。举国上下似视东北为化外。吁嗟呼！此东北所以有‘九·一八’惨案之发生也。日本强占东北固为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然我国人之漠视东北尤为罪恶深重。
故而，当时中国知识界通过报刊媒介刊发文章与出版专著等方式进行反思。《禹贡半月刊》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谭其骧共同创办的“禹贡学会”的刊物。该刊以“学术救国”为思想指导，旨在通过“研治沿革地理”以唤起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禹贡半月刊》曾多次刊登国内知名人士对于东北的评论文章。如冯家升两次在该刊上痛斥国内学界在东北研究方面的缺失。他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一文中指出：“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时代，和别国起了境界问题的交涉时，已不知吃了多少大亏。就是民国以来，一旦遇上这类问题，仍是受人欺骗。譬如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在《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一文中冯家升还指出：“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直有不堪胜言者矣。”
历史学家方德修在《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一书“自序”中亦指出：“说也惭媿，我国虽号称文化之邦，而东北的沿革，在史地书上，都只有简略到不能再简略的记述，甚且谬误……除了游记和报章上的通讯中，间有一二外，要知其详确的状况，竟不得不借助日寇的调查报告。”对此，学者陈鸿舜认为，国人研究东北，多取材于日本，此种情形实为国家之耻，也是国内学界之耻，“按东北入我版土，远自周初萁子之封于朝鲜，到现在有三千年历史，何以关于东北的文献如此薄弱？”陈鸿舜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国人漠视关外，二是因为环境不允许。对于中国东北，日俄等国学界多年以来始终予以相当关注，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硕。与之相比，国人以往对东北的漠视，以及知识界对东北研究的缺失，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中国知识界开始着力研究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知识界在巨大的悲愤中开始着力研究东北。正如顾颉刚、史念海在《中国边疆沿革史》中所言：“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此后，“东北学”从“边缘”迅速成为当时国内学界研究的“中央”。
“书生何以报国”，此为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傅斯年于九一八事变后向北京知识分子同事的发问。面对国仇家恨，中国知识界率先做出反应。学者陶希圣认为，中日战争是一场“文化战争”，当日本军队推销诸如《大东亚民族史》一类书籍时，中国人亦应有类似主题的书。傅斯年此时正，面对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肆意蹂躏，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意识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任务。针对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傅斯年联合学人在短时间内撰写了《东北史纲》一书，虽然该书尚有不成熟之处，但却用铁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即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傅斯年在书中指出：
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
从上文可以看出，傅斯年一方面痛斥九一八事变前国人对于东北的无知与漠然，一方面阐述作为历史学者应该具有的家国情怀及时代使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即为具有家国情怀和时代使命的代表，他早年曾对清代东北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进行过一番梳理，进而整理成书，名为《清代东三省疆理志》。此时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人之手，谭其骧选择这一题目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言：“有清疆理封略，内地率因明旧，更易者鲜；惟边陲为前代版图所不及，经营恢拓，自列置军府以迄创建郡县，其设治之沿革，境域之损益，多有足述者。白山黑水间为国族发祥之地，初年厉行封禁，自柳边以外，但列旗屯，渺无民居……诚国家之弘猷，民族之伟业也。辨厥疆理，尤治史者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使全国学生知晓东北的危局，于1932年1月8日训令各省教育厅，转令各大中小学校，广为搜集有关东北的资料，特别是日本有关东北研究方面的书籍，以期加以仔细研究，谋求救亡之道。其令文称：“查最近九一八事变，为古今中外国家所绝无仅有之耻辱，凡各级学校学生，自应卧薪尝胆，永不忘，关于坊间出版之东北问题，及日本研究之一类书籍，尤应由各校图书馆，注意搜集，并设法指导学生注意阅读，以资研究。”而后，国内各学校迅速作出回应，成立东北研究会等，专事东北问题研究。如岭南大学东北问题研究会表示：“自东北给日兽兵蹂躏的消息传来后，各同学皆异常奋激纷纷进行各种反日工作，本会同人的爱国热诚素不落人后，故除日前组织青年会反日演讲队外，现开始组织东北问题研究会，务便同学对于东北情形有深刻的认识。现拟分大学、中学、华侨，三校为三组，每组请聘教授名领导研究，至于每组的详细规条，则由加入之同学共同决定。现已分头邀请各同学参加，预料将来的成绩定必非常满意的。”东吴大学亦贴出告示称：“三岛暴日，视东三省如俎上鱼肉，窥觎之、侵占之、割据之、耽耽逐逐，思夺为己有者有年矣。此次出兵，占领东北，其野心可知矣。凡吾同胞靡不热血沸腾，起而作救亡抗日之运动。然欲图根本之救济，不得不有澈底之研究。本校一中同学有鉴于斯，联络多数同志，组织‘东北研究会’，其宗旨即在研究满、蒙、韩、日、俄诸区域之历史的地理的实况，而进求繁荣满蒙之道，抗御日俄之方，并预测其未来演变之途。分工合作，各会员将研究之成果，设为种种之问题，共同讨论之。”
此外，至日本投降前，国内学界出版了大量研究东北的专著。除前文提到的傅斯年著《东北史纲》与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外，王云五、方乐天、徐淑希、张其昀、毛应章等学者先后撰写有不同版本的《东北问题》，同时还有武尚权的《东北地理与民族生存之关系》、赵泉天的《东北问题与世界和平》等。其研究领域之全面、涉及内容之丰富，可谓九一八事变前所未有。
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研究成果如同雨后春笋，其骨干力量多为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学人。他们并没有因为日本侵占东北而停止研究东北的脚步，纷纷组织各种学术团体以唤起国人认识东北、熟悉东北，希冀收复东北失地。而后数年，先后成立的东北研究团体主要有东北青年学社、东北行健学会、东方快报社、北强学社、四维学社、东北前锋社、东北论坛社、东北问题研究社、东北研究社等。虽然其中有些研究团体没有善始善终，但对东北的研究，始终是中国知识界的着力点。
再次，中国知识界民族觉醒的自觉性与广泛性逐渐展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清朝末年，按照当时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中国尚是“无国”“非国家”，且“无国名”，国人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认为：“满清的时候共有18个省，省之上即是朝廷或中央政府……每一个行省都是半独立的状态，只要按时向中央缴付税收，平时不闹出事，朝廷或当局是不会干涉的。由于交通的不方便，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是个象征而已。人民的爱国观念只及于他们的地区和省份，他们绝少有国家的观念。”到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论在国内广为传播，一种基于近代国家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为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所接受。
民国成立后，部分国人对东北长期存在漠视心理，对东北人存有偏见。如章太炎于1912年底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临行前，统一党人士在德昌饭店为章太炎践行，王揖唐致送别词，力赞章太炎“文章抱负及治事之才，此去于边务必有好消息云”，章太炎遂发表其六条筹边政策，除第二与第四条外，其余四条均表达他对东北的蔑视之感，其分别为“东三省人皆土司也”“东三省省城无一好官也”“筹边使有流氓性质也”“北方无好女子也”。由此可见，章太炎虽已接受袁世凯的委任，成为东三省筹边使，一改其“排满”思想，但他对东北依然存有明显的偏见和负面印象。
东北沦陷后，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认识东北的战略价值、东北与全国的关系及东北在世界和平中的地位，部分学者更将东北视为当时中国的“生命线”。地理学家张其昀曾指出：“东北乃我国边疆最大之宝库，亦为关内移民天赋之农区，东北真是中国的生命线。”诚然，东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知识界重视东北的重要原因，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如此重视东北，绝不仅限于此，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华民族”概念更为深刻的认知。
九一八事变前，尽管“中华民族”概念业已在国内流传多年，但是其符号认同的功能却没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挥。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东北全境的失陷，使中国知识界逐渐展现出民族觉醒的自觉性与广泛性，在抵抗侵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界逐渐意识到“中华民族”概念的重要性。正如裴芷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这名词的历史，也许并不十分的悠久，我们知道，创造中华民国的那年——辛亥，没有这个名词；再生中华民国的革命军北伐时，也没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产生，不过是近几年来的时候，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全体同胞，遭受到侵略以后，所发生的一种自觉。由于这种自觉，就产生了‘中华民族’这名词。因此，‘中华民族’这名词，实在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诚然，裴氏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才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一名词的论断明显违背史实，然而作者之所以有此观点，想必是看到九一八事变后这一概念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
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对东北认知的重要分水岭。时人有言，九一八事变是沉睡的中华民族深夜的第一声鸡鸣，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只有家族而没有民族，只有地域而没有国家的弊病。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之弱点，亦因九一八国难，整个的暴露于世界。吾民五千年来生活于家族制度之社会，其一切活动皆以家族为中心，其权利义务亦以家族为本位。现在家族制度，渐次崩溃，政治权威，社会道德，均失其统驭个人之力量。全国四万七千万同胞，宛如一盘散沙，既无中心信仰，又乏社会统制。强敌压境，遂惊骇不知所措。”有鉴于此，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精英阶层开始以“中华民族”为号召，主张民族自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认同符号与身份象征，并显现出中华民族符号的多重内涵和对中华民族结构的理性自觉。
四、结 语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日趋紧张的局势始终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然而中国知识界对于东北的认知以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前后迥然不同。九一八事变前，金毓黻、张伯苓等有识之士虽然看到了东北的日渐危亡，并由此开始研究东北问题，然则势单力薄，没有形成研究的合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痛定思痛，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并开始对东北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常言道，“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但在领土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上，外患来临之际才有所反应，之前并未做到未雨绸缪，此举实属不该。对此，傅恩龄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他编著的《东北地理教本》中告诫国人：“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应由吾人负之。简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者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
纵观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精英对东北的认知流变，就某种程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应急意味。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态度。1932年春，日本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国知识界哀痛东北丧失的同时，更加深刻地反思如何早日收复这片富饶的土地。自此以后，面对日本的不断侵略，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最终得以重归祖国的怀抱。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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