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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了出卖上海抗战的《淞沪停战协定》，镇压了正在发展中的抗日反蒋运动以后，调动数十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从1932年7月起，到1933年3月止，历时9个月，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自1932年7月至10月，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则取守势；后一阶段自1933年2月至3月，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虽然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丧失了革命根据地：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痛歼蒋军，粉碎了蒋介石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左倾错误思想的蔓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
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拥有21个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工农红军进一步扩大，红一、三军团有了发展。1931年12月又创建了红五军团。
在这种形势下，被“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于1931年9月，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要求苏区的党“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的方针。
9月下旬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又提出：
“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同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来“急攻赣州”的命令，要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赣南首府赣州城。
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中央上述决议，决定攻打赣南重镇一赣州。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攻打赣州的训令，红军于2月4日开始，向有坚固设防的赣州发起进攻。从2月4日至3月7日，围攻一个多月，不仅赣州未下，而且红军伤亡很大，损失严重。
加之敌人援军已抵赣州附近，3月8日，红军被迫撤退到赣县江口一带。
2、江口会议3月中旬，毛泽东应前线指挥部电请赶赴江口圩，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一起，参加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即江口会议)，研究红军行动计划。
会上，毛泽东认为：
进则攻坚不利，三军团受围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赣州三面环水，无回旋余地。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把敌人调出城来聚而歼之是最为有利的上策。并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向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广阔根据地，发展农村游击战。
但是，苏区中央局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继续坚持临时中央有关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计划。
会后将中央红军分成东路军和西路军，企图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后因形势变化，中革军委又决定东路军东征入闽。
毛泽东也随军东征，并亲率第一、五军团于3月底，发起漳州战役。4月10日，攻占龙岩城。20日，解放漳州。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获取了大批物资给养，而且帮助恢复和扩大了闽西、闽南根据地。
漳州战役后，毛泽东仍主张红军撤回中央苏区，准备迎击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向赣东北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
但是，毛泽东这些正确主张，却遭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的指责，认为不符合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批评毛泽东的主张是“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封指示电，指责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没有“认识三次‘围剿'的组织者是帝国主义者”，“没有坚决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
指示还要求苏区中央刻不容缓地大力“改造与转变党团与苏维埃工作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并认为中央苏区目前的任务是：
“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6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指示红军要“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
夺取南浔路及其周围的地区，以符合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
毛泽东反对这种错误方针。为了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的时机，率领红军进行了消灭苏区内白色武装据点和大刀会的斗争，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打下了基础。
3、第四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胜利局面中革军委为了切实有效地实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兵力。
除了当时已经集中起来的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二军外，1933年初，中革军委又将在福建的十二军，在赣南的二十一军，调至信河南岸，并把三十一师扩编为红十一军。
这样，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前，集中起来的红军主力部队有：
一、三、五共3个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共4个军，加上江西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
在敌人发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央苏区为了配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也为了巩固江西革命根据地并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1932年6月下旬，中央红军一、五军团，由闽南漳州千里回师北上，在赣南与三军团会合，不久，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6月底，一、三、五军团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准备打击进犯赣南的粤军。7月1日，粤军大举侵入赣南。
2日，三军团在池江与敌遭遇，击溃敌4个团。8日，五军团在水口坪附近与敌军李汉魂，香翰屏，张枚新等13个团激战。9日，粤军余汉谋以2个师又1个旅向水口圩增援。10日，红军第一、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将敌军全部击溃。
中央红军10天内，在池江、水口两次战役中，击溃强敌十七八个团之多，使入赣粤军被迫缩回到大庾、南雄地区。红军控制了被粤军侵占的信丰全县及南雄东北地区，完成了打击粤军、巩固革命根据地并向南发展的任务。
4、乐安、宜黄战役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根据敌人的部署和动态，明确提出红军向北和向东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主张红军主力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消灭陈诚、罗卓英等4个师主力，然后攻取吉安等城市。
同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联名向苏区中央局建议：
“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部队“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但是，在后方主持中央局工作的同志不同意这一提议，而提出以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复于7月29日又写信给苏区中央局，说：“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毛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苏区中央局终于表示同意。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命令说：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同时，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决定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
同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
敌军主力集中于河西，目的在于扼制我军渡河同湘赣根据地连成一片，而在赣东方面，敌军数量极少，其中乐安、宜黄之敌最为薄弱。
因此，要求红一方面军“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部并打击其增援队伍，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
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于10日左右，拟订了具体战役计划，提出第一期作战的目标是临川、宜黄、乐安之孙连仲部；第二期作战目标是南城、黎川、南丰之朱绍良部；第三期作战目标是陈诚、吴奇伟部。
并指出：
这一战役最主要的步骤是先消灭孙、朱两部，打开赣东一面，争取巩固后方。然后以全力西向打击和消灭由永丰、吉水、泰和、樟树、新淦方面来援之敌。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攻击乐安的命令。16日，红一军团袭击乐安，未奏效。17日，又发起攻击，攻占乐安，全歼守敌第二十七师1个多旅，俘3000余人，缴枪近2000支。
19日，红一方面军又发出关于消灭宜黄敌人的作战命令。20日，攻克宜黄，歼敌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
通过乐安、宜黄战役，红军消灭了高树勋师大部兵力，俘敌5000余人。乐安、宜黄城攻克后，红军乘胜追击，直至通往抚州大道的龙骨渡。22日，又歼敌1000余人。至此，高树勋部被全歼。
红十二军于23日占领南丰，闽西独立七师也于19日占领宁化。24日，当红军进抵南城城郊时，毛炳文、许克祥2个师已进驻南城，而且城防工事坚固。据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决定不攻南城，改令红军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分兵筹款，发动群众。
苏区中央局对前方周、毛、朱、王决定红军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分兵筹款，作战争准备的行动，很不满意，认为这样作是错误的，未能达到“圆满胜利”。
28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不同意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主张将主力绕至乐、宜一带迎击准备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红军遵照苏区中央局意见，向宜黄方向移动。在移动过程中，遇到敌人袭击，乃撤往广昌、宁都、东韶一带。
9月5日后，又集结到小布、黄陂、砍柴岗、安福一带进行休整和开展后方工作。苏区中央局这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了困难。此后，苏区中央局前、后方的同志，在红军作战行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
5、宁都会议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四次“围剿”的正确战备计划。
它分析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攻击意图和部署。
《训令》决定以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作为未来和敌军决战的战场，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要求各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各师分兵发动群众，组建各地游击队；要求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对各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军事调查和作战侦察，为制定作战计划提供可靠根据。
此外，《训令》还对部队的作战任务和工作区域，作了详细划分。
但是，这个《训令》却遭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坚决反对。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在给周、毛、朱、王的电报中，对《训令》指责说：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召开了宁都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
宁都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战略长期争论的总爆发。
这次会议在“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开展了“反倾向”的斗争。
所谓反倾向，是指反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正确主张，而主要矛头则是指向毛泽东的。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使这次会议犯了如下的主要错误：
（1）对1932年2月以来的几次战役进行了错误评价。
在会议所发的《简报》中错误地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并把未能攻下赣州的原因，归咎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
把攻打漳州的正确行动，则批评是“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对周、毛、朱、王一直坚持的赤化乐、宜、丰地区的正确方针，批判为“等待观念”，“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还批评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并主张向赣东北发展是“动摇”，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2）通过了“左”的反第四次“围剿”的军事方针。
会议《简报》写道：
“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为着实现这一战斗任务，主力军需首先向北面敌之弱点出击敌人，包围一面”。
（3）将毛泽东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
留在后方的中央局同志提出：
为了前方领导思想能够统一，“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要毛泽东离开部队，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战争指导总责。
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提议，而提出另外2个方案：
一是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协助；一是由毛泽东负全责指挥战争，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会上，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
但是，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由于周恩来“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请假去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并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周恩来在所作的宁都会议的结论中，仍然维护了毛泽东，因此，这个结论引起了苏区中央局一些领导成员的不满。
11月12日，任、项、顾、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批评周恩来“在结论中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他这结论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我们认为周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
会后，中央局仍调毛泽东回后方，并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10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从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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