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小编有话说
今日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
一门学科的存在需要辩护，足见其地位之不妙。
的确，当昔日的价值观已被无情地抛弃，
当人们一再无视历史的教训之时，历史又有什么用呢？
作为一个以治史为天职的学者，
布洛赫力图在书中回答这个问题。
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
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其中颇多精义，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
历史有什么用？
文 | 马克·布洛赫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几年前，我十分宠爱的小儿子居然向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我虽未能给那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以圆满的回答，现在，他的问题却可以作为我的起点。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能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然而，如果说，普遍永恒的魅力几乎是历史唯一的存在理由，如果说，历史像桥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消遣，那么，我们费尽心血来撰写历史是否值得呢？我这里的意思是，秉笔作史绝非易事，要讲究史德，实事求是，尽最大可能探究历史潜在的因素。
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
这样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统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已经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同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即便加上这样的界定，仍没能直接解决问题。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除此之外，正如莫尔布拉克所言，不过是卖弄学问而已。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不过，同莫尔布拉克时代一样，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
当然，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因为，历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就像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征服的战士一样。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这个问题不应与历史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而且，按理说，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谈得上“用”。常识表明，我们不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
首先，历史研究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浪费精力，类似于用魔法去驱除魅影。我们的做法应当完全不同。我们试图在此评估的，是那些在研究中实际应用的具体而微的方法，评估它们的价值和确定性。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和那些成天与史料打交道的历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总之，我们旨在阐述历史学家为什么以及怎样来从事历史研究。至于是否值得干这一行，就得由读者来决定了。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变动中的科学，和那些以人类精神为对象的学科一样，这位理性知识领地的新到者还处在摇篮中。也就是说，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逸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现在，它终于力图深入人类活动的表层，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辞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那才是更为危险的毒素。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所以，浮士蒂尔·德·古朗治和先于他的培尔都认为，历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这话不无道理。
我们的前辈，如19世纪最后10年的人，甚至包括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种迷人的先验图式侵袭了思想每一个领域，人们似乎以为，如果最后不能通过直接的、雄辩的证明，达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规律为形式的十分确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学科。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而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历史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
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他们打算把许多明显的人类现实活动排斥在真正的人类科学之外，因为，这类活动在他们看来难以接受理性的解释。他们不无蔑视地将事件或偶发事件称为渣滓，大多数内在的、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是渣滓。总之，这就是涂尔干创立的学派的立场(自然，早期的这种刻板原则，在实践中已渐渐有所松动，尽管不情愿，这些人还是明智地服从了事实的压力)。涂尔干学派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获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在此，我是怀着无比的感激和敬意来谈论涂尔干学派的。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于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
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由于无法把史料组织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章法井然，由于他们早期所受训练的局限，他们对考订资料所需的新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和疑问尤其感到棘手，所以，从研究中他们得出虚无而谦卑的道德教训。到回顾总结之时，他们感到自己在为一门学科贡献才华，而现在既不可能对这门学科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也看不到它在今后会有所进步的希望。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但这种论断有损于历史学，因为它以否定历史学发展的可能性来发现历史学的本质。就我而言，我宁可在与他们相关的法兰西思想中找出其更明显的象征。
我们所处的思想氛围已今非昔比，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已使科学的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那些概念在过去曾是人们一致公认的。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并没有淡化这些概念，而仅仅使之更富有弹性。他们常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确定性，以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绝对的可测性。无数人的思想受到他们的影响(嗨！我也不例外)，由于智力或教育的欠缺，像我这类人只能远远地尾随这种伟大的思想，就像光的折射现象一样。因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我们不知道人的科学前景如何，但我们确知，为了生存，它无疑会与理性的基本规律相一致。它没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没必要因其特色而自惭自卑。
本文选自《历史学家的技艺》导言部分
文章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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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与《历史学家的技艺》
作者简介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法国犹太裔史学大师。主要著作包括《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历史学家的技艺》等。1943年布洛赫在法国里昂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6月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内容简介
“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1944年6月16日，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市郊被枪杀，噩耗传出，西方历史学界为之震惊。
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而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如《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都堪称别开生面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在此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这是一部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总结，可惜，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而殁了。战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残存的遗稿整理成书，这部遗作方流传于世。该书译成汉语仅10万余言，其中颇多精义，为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为此，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历史学的宣言书”。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话虽出于自谦，可也使人感到亲切，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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